《欢喜》是冯唐十七八岁时创作，关于青春的最初文字。如今看来也是冯唐最纯情的文字。这部作品鲜活重现1980年代的往事，可谓是阴柔纯情版《阳光灿烂的日子》。作者曾评价“比我现在的东西更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对少年的描写细腻嚣张，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现在肯定写不出”。

冯唐特意为《欢喜》的精装定本，撰写了全新的序言。在这篇文章中，冯唐分享了1987年创作这部小说的缘起，以及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这部作品的心情，他说：“再看，尽管装得厉害，但是百分之百真实，特别是那种装的样子。或许，也只有那个年代和年纪，才有真正的欢喜。”

《欢喜》是冯唐十七岁作品，青春寻找的故事，结构完整，堪比仲永。读到最后有种莫名的伤感，觉得青春这回事实在是难以捉摸。多年后的回忆，似曾相识的瞬间，恍然明白，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也只有那个年代和年纪，才有真正的欢喜。酷爱读书的秋水，有着普通孩子对社会、人生以及异性的好奇，有着青春期少年的乖张和叛逆，在80年代末的高中校园里，他和同学们一起议武侠、论诗歌、谈理想。那个时候没名没利，却有人生真正的欢喜。

冬

 清时有味是无能

 闲爱孤云静爱僧

春

 多情却似总无情

 唯觉樽前笑不成

附录：初版自序

 差一点成了忧伤的仲永

01.

合上书，暂且合上硌得眼眶生疼的铅字和惨黄的劣等纸色，我掸了掸耳朵，幻想掸掉挤满耳朵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习惯地把脸转向左边。左边是窗子。窗子下的暖气烧得“兹兹”地响，听谙于校人校事的人透露，这套暖气是用十几个位子换来的，价值十几万。一个个有关头头脑脑的儿子们的人头，平均能摊上一万多，想当初地主乡绅们给贺龙富有传奇色彩的头颅开的价儿，也不过如此而已。

 冬天被紧紧闭合的窗子关在了外边，我也仅能从蒙在窗子下层浓浓的水雾推想，外边一定很冷。这水雾和唐寅画中女士掩面的团扇有相同的功用，不同的只是团扇掩盖了美人淡洗梅妆下微呈的瑕斑，平添了一抹撩人的羞韵，水雾模糊了棺材样遍身死桐儿的楼房，食道堵塞似的胀在街上的车辆、行人，宕开一块可供我想象的空间。

暖气的热力涨过水雾，直透到窗户的中段，被加热的空气像极清的溪水一样，在那里悬着缓缓地起浮。窗外的景物透过它涌进眼里，有一股缥缈虚幻的感觉，让我联想到书上说的海市蜃楼。

涌进眼来的，主要是树。也不知怎的，我一看见它们，尤其是像现在，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仿佛小时候，那帮坏孩子抢走了我扎的风筝，我掩着被扯破的衣服，一个人低着头回家，抬眼看见了哥哥。又仿佛离开家，第一次在被人们叫作学校的地方，手背后，脚并齐，看完了一天“毛主席”，再次见到了似曾永别了的妈妈。这时间的树，美在简洁。郑板桥的诗里说“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在我看来，深秋的树，枝上、杈上难免吊着几片枯黄的叶子，风一过来，无力地摆几下，让人不免想起“挣扎”“垂死”“惨淡”之类不洒脱的词汇来。而现在，只是疏疏的几枝簇成爽爽的一束，只是疏疏的几束缀成爽爽的一列，只是疏疏的几列连成爽爽的一小片。树是淡青的，天是淡青的，勉强能感觉到的极远的山也是淡青的。在林子的身后再添一规软嫩如蛋黄，红润如女孩子面色，几乎不放出一点光线而影响周围色调的，冬天那种圆圆的落日，在天上再疏疏地抹上几片还是那种淡青调子的云，或是再添上一行疏疏的飞鸟，还像是缺了点什么，我取来碳素钢笔，仿着丰子恺的笔法，在幻想“河边”的窗玻璃上勾了个代表自己的蓑衣老者，持一柄三尺的钓竿——十二岁上，学着古人的样子，根据屋子的特点和自身的癖好，我曾给自己起过一个可笑的号——鸽楼寝翁。

这时候，伴着气喘病人脖管里轰隆隆的痰声，林子那边拱过来一股沉沉的烟。于是树没了，云飞了，鸟散了。接着从死死封闭的窗缝里，渗进来那股甜臭甜臭的饴糖厂特有的味道。这让人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味道，顺着鼻孔钻进脑子，很快干掉了像小鸟一样吱喳蹦跳的想象。我绕着脖子让脑袋转了两转，好叫那味道均匀地散开，略定一定，就看见了黑板。满黑板的数字、公式叫喊着向我的眼睛杀将过来，撞得它一花。

数学张老师正在讲课。像往常一样，她尽忠职守地尽可能多说，而说得越多，你能得到的就越少。好在认真听的几位，在我看来，是每个字都听得见，一句话也不懂的。

张老师是个女的，四五十岁，很平凡，很随和。清汤挂面的短发，微福的身子。货次的小贩吼不出吓人的价钱，三针扎不着静脉的实习护士态度最好，张老师也从不多跟我们发脾气。课听也可，不听也可，自己看书也可，小憩也可，只是不许大声说话、提怪问题。双方都清楚，彼此只不过是在履行各自毫不相干的义务，你是你，我是我，大家凑在一起或是巧合，或是谬误。

与众不同的只是她那颗大得夸张的头，形色暗合ENIAC（世界上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产地美国，重30吨，占地170平方米，每秒钟加法运算5000次），里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如果要到对街小铺打瓶酱油，根据地球呈球形的事实，它总会作出判断，命令身子向后转，开步走。

“四的平方十六，三加四是七，对不对？我没错吧？”

虽说上一次听她的课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但这一句典型人物的典型语言就足以证明一切还是老样子。

我迅速扫了眼黑板，知道结果也还是老样子——黑眼镜向上推推，露出鼻梁两端一左一右暗红色的压痕，透过眼镜的底部再看一遍“三八十四”之类的结论，然后怀疑地问：“不对吧？是不是错了？”接着就是没有同情心的“根号2”（简称“根2”）扣下铅笔盒盖儿。

根2个子很小，所以得了这个绰号。胆子和个子也般配，当众答话的时候，脸会像小姑娘一样变红，嗓子里像含了个热茄子，说不出一句清楚的整话。再加上和我一样瘦，弱弱的身子弯腰时生怕“咯吧”一声折了，所以性子顺和的女生有时打趣说“看在眼里，硌在心上”。

P3-6

《欢喜》起笔于一九八七年左右，结笔于一九八九年左右，对应我的年龄，就是十六到十八岁。

当时，写就写了，了无心机，现在想来，缘起有三。

第一，有闲。八七年初中毕业，保送上高中，一个暑假，无所事事。八九年的夏天，人们都去广场了，我不太搀和我不懂的事儿，于是宅在教室，把《欢喜》结尾。

第二，有心。一个是差别心。我心灵似乎发育晚，一直对于世界缺乏差别心。录音机能录放英文就好，管它是几百块的松下还是几十块的校办厂“云雀”牌。女生十八岁，哪有丑女？洗干净脸和头发，都和草木一样美丽。但是十四、五岁开始，心变了。几百块的耐克鞋明显比几块钱的平底布鞋帅多了。个别女生的脸像月亮，总是在人梦里晃。二是好奇心。好奇于这些差别是怎么产生的，是否傻逼，如何终了。

第三，有贪。学校里好几个能百米跑进十二秒的，我使出逃命的力气也就跑进十五秒。我很早就明白，我只能靠心灵吃饭。两种心灵饭对于外部条件要求最少，一支笔，一叠纸就够了，一种是数学，一种是文学，但是数学没有诺贝尔奖，文学有。我少年时想“那就文学吧”。

于是，就在青春期当中，写了关于青春的《欢喜》。再看，尽管装得厉害，但是百分之百真实，特别是那种装的样子。或许，也只有那个年纪，才有真正的欢喜。

冯唐

2014/10/11

伯克利山不二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