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兰德传:生平与思想》将安·兰德置于历史的宏大背景下观照;既可概览安·兰德的身世履历,又能感受安·兰德所处之历史大潮。这种阅读感受,在安·兰德的同类英文传记著作中鲜少获得。
作者刘仲敬结合安·兰德的出身和成长背景,揭示了东方犹太知识分子的生存法则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激情狂热特性,令人对安·兰德的基因谱系恍然大悟。这位浪人知识分子与苦寒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尽管表象不同,实质却是一致。“抓破哲学家安·兰德,就会露出好斗的苏联知识分子。抓破政治活动家安·兰德,就会露出隐秘的俄罗斯犹太人。”面对这种深挖人穴的史家功夫,恁谁都无话可说。再如安·兰德的发迹与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狂潮的关联,也是被忽视或者刻意回避而被传记作者道出的节点。
安兰德(Ayn Rand,1905—1982)是美国当代影响最大的作家、哲学家。她反抗西方传统伦理,力倡个人主义,崇尚尊重个体,提出“自私的美德”,她认为不能使个人利益和尊严得到最大伸张的社会,就不是理想社会。她公开为市场经济与商业贸易辩护,反对美国大政府的控制。安兰德认为理性是人类的最高美德。她创立的客观主义哲学从20世纪50年代起风靡美国,影响了几代美国人,一直持续到现在,现在她的影响已遍及世界。1982年安兰德去世后,许多国家创立了诸多兰德书友会和专门研究安兰德的机构。
三十年来,关于安兰德的传记有很多,根据她的生平拍摄的纪录片和故事片曾获奥斯卡奖,但是,汉语出版界至今尚无一种。刘仲敬编著的《安·兰德传:生平与思想》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安兰德传记,全面参考了权威资料,清晰扼要地勾勒出安兰德的生平与思想,全书文笔流畅,要言不烦,史料丰富,立场客观公正,不乏学术性的审视和批判,堪称近年来传记佳作。
犹太人天然是造就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好材料,因为他们具备二者最重要的社会条件和心理条件。他们不是“天然统治者”,而是“天然局外人”,因此除个人奋斗以外,没有别的“上进”渠道。他们没有明确的阶级地位,因此“上进”欲望没有具体的所指。在大多数时间的大多数社会中,大多数阶级的“上进”欲望都有具体的范围;总会有某个位置能让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犹太人和现代资产阶级却从来不知道“多少算够”、“什么是应得”,他们的奋斗是永无止境的。他们即使有力量,也不能亲自实施统治,因此他们的政治欲望具有明确的防范性和消极性,只要求公平竞争的规则(他们经常不得不在不公平的情况下竞争):不能允许权力胡作非为,但并不指望权力做什么。我们离这样的社会太近,太容易习以为常,所以不大能理解这种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有多么特殊和罕见。在东欧的社会环境中,犹太人和资本主义几乎是同义词。只有立宪民主党的主张符合他们的诉求,而这种支持并不能增加民众对该党的好感。这一点充分证明了该党在政治上的原则性。
兰德对“价值阶梯”的认识早得惊人,她发明这个词的时候才11岁。这时,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她的认同指向英国,而非俄国。一个孩子持有这种自居局外人的立场,不大可能跟家庭环境无关。俄罗斯反犹分子指责犹太人:他们只把俄罗斯当作发财致富的临时狩猎场,而不是热土难离的家园。在犹太人——天然国际主义者的价值阶梯中,欧洲高于俄罗斯,英语世界高于欧洲。他们一旦有机会,就会携带从俄罗斯人身上赚取的财富,一走了之。只有俄罗斯人才会用鲜血保卫俄罗斯,永远不弃不离。这种指责迅速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排犹运动越是猖獗,犹太人越是别无选择,只能依据上述考虑和步骤逃之天天。我们注意到,在同一时期,跟罗森鲍姆家族处境相似的另一家犹太人走上了同样的道路,那就是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家庭。
战争对反犹主义极其有利。公众发现,尽管帝国法律对犹太人的教育权施加了赤裸裸的歧视和压缩,这个极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仍然远远高于俄罗斯人和所有其他民族。这就意味着,大多数俄罗斯农民只能当列兵上前线,后方的知识型工作却少不了犹太人。即使在军队中,只要稍微尊重形式上的公平竞争,司书的职位就充斥着犹太人。大本营不得不专门下令限制他们的人数,以防俄罗斯士兵军心动摇。
战争对社会主义更加有利。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公众把各种社会主义理论视为落魄文人的幻想,没有技术上的可操作性。社会主义者普遍具有反国家主义倾向;他们设想了各种版本的松散共同体,总是极端敌视官僚管理。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在爱国主义的狂热情绪驱使下,军队、军需工业、劳工组织、原料供应部门迅速组织起来。这个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的半官方组织对国民经济行使武断权力,可以任意决定原料和军需的价格、设计和研发的程序。前线部队的命运和后方半数以上劳动人口的工作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的管理人员比战前政府的官员人数还要多,各国政府已经不可能违背他们的意志实施任何政策了。即使战争结束,社会经济结构也不可能恢复原状了。战时计划经济扼杀了19世纪自由主义,铸造了战后社会主义的新轨迹。
在俄罗斯,战时计划当局的主力是古奇科夫的十月党和各种专家治国论者。十月党是自由派的右翼,比较接近所谓的“新权威主义”。他们愿意接受尼古拉二世解散杜马的十月政变,在威权主义的维稳体制下发展经济。他们跟后来苏联计划当局的开创和继承关系,颇为类似拉特瑙和第三帝国计划当局的关系。计划当局把军工产品的价格提高了一倍,政府没有拒绝的可能。如果军需工厂的工会决定占领工厂、停止生产,计划当局同样没有反抗的可能。后者实际上已经处在可以操纵计划当局,然后通过计划当局操纵政府的地位。如果工会当真这样做,唯有军事镇压能阻止他们。如果军队和工会掌握在同一种势力手中,他们无疑可以对大多数农民发号施令,任意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农业原料的价格。这个集团已经掌握了半数以上的生产、消费和就业;分散的农民很难找到其他的出售渠道,完全不可能找到其他的购买渠道。这时,工会仍然掌握在孟什维克甚至工团主义者手中。因此,暂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麻烦出在计划当局没有考虑到的地方。经过斯托雷平的改革,俄罗斯已经是欧洲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在所有交战国当中,只有俄罗斯完全不用操心粮食。何况战争一开始,一切粮食出口都已经停止。粮食进口国德国受到英国海军的全面封锁,在黑面包中掺稻草,实行配给制,一直坚持到1918年。然而,1917年的小范围面包脱销就断送了沙皇及其政府。革命爆发时,俄罗斯并不缺粮(缺粮是内战后期才有的事情)。面包涨价是通货膨胀的结果,供给困难是交通系统紊乱和负担过重的结果。而且,工会工人成功地提高了自己的待遇,他们远不是最困难的群体。非生产性单位的文职人员无法威胁雇主增加待遇,军需原料的生产者(大部分是农民)无法按照通货膨胀的比例提高价格,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P36-39
我对安·兰德的哲学思想及其传播有兴趣,已经出版的安·兰德传记大多寓目,比较近出的兰登书屋版大部头传记也曾浏览一过。看得多了,常感遗憾。所见传记的作者无不是安·兰德的粉丝和崇拜者,真格是树碑立传。写作传记最常见的姿态是跪着写。传主的生平和思想具有强烈的魅力,尤其是安·兰德,其人及其思想都具有强烈的征服力,一般人很难抵挡。作者浸润其中,为之折服,崇拜之心油然而生,写着写着就跪了下去。溢美遮丑、曲解护短乃至强词夺理,在传记写作中屡见不鲜,几成常态。
自安·兰德的著作和思想传人中国,迄今已有二十年,其读者和思想的认同者不计其数,可是,此前没有安·兰德的传记出版,就连译本也没有,这真令日益增多的安·兰德的读者遗憾。现在坊间终于有了一本安·兰德传记,以满足读者之需,实在令人高兴。查询网络书店,刘仲敬博士的这部著作确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安·兰德的传记,更是第一部中国人写作的安·兰德传记。
最近十年,在中国年轻白领和商业人士当中,追捧安·兰德思想的人越来越多,安·兰德在中国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她创建的客观主义认识论哲学,迎合了在市场中打拼的人士的需要,更为广大的无爹可拼,只能在市场经济中靠个人奋斗的底层青年,提供了精神能量,因此刘仲敬博士的这本传记来得正当其时。
首先令我满意的是,刘博士不是安·兰德的粉丝,不是跪着写此传记,相反,刘博士把安·兰德当作一个研究对象,或者说,是当作一个剖析对象,态度中立甚至冷峻。不仅不溢美,在刘博士如手术刀的笔下,安·兰德及其粉丝会有些尴尬。我相信,即便是粉丝,即便奉安·兰德为“教主”,读读这本基于客观与理性的传记,是有好处的,也符合安·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所谓客观主义,就是理性至上。
相比众多的英文传记作者,刘博士的英文文献运用能力丝毫不落下风,体现出良好的学术素养。而且,刘博士更有他们所不及之处,那就是知人论世的史家功力。比较而言,以刘仲敬博士对西方历史,尤其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西方思想史更为熟稔。因此仅仅10万字篇幅,却能将安·兰德置于历史的宏大背景下观照;既可概览安·兰德的身世履历,又能感受安·兰德所处之历史大潮。这种阅读感受,在安·兰德的同类英文传记著作中鲜少获得。
作者结合安·兰德的出身和成长背景,揭示了东方犹太知识分子的生存法则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激情狂热特性,令人对安·兰德的基因谱系恍然大悟。这位浪人知识分子与苦寒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尽管表象不同,实质却是一致。“抓破哲学家安·兰德,就会露出好斗的苏联知识分子。抓破政治活动家安·兰德,就会露出隐秘的俄罗斯犹太人。”面对这种深挖人穴的史家功夫,恁谁都无话可说。再如安·兰德的发迹与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狂潮的关联,也是被忽视或者刻意回避而被传记作者道出的节点。
从学术或纯技术角度来讲,安·兰德的哲学是苍白的,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偏门。她看似自洽的逻辑,被主流不屑一顾,在知识的贡献上也乏善可陈。但我们都清楚,她是一位生活和社会的体验者,从中获得认知,形成观念,终生予以捍卫。她的哲学认识与生活价值观既同东方的集权专制传统相冲突,也不见容于西方的基督伦理,因此安·兰德更是一位苦斗的战士。如果我们解开安·兰德自己罗织的哲学面纱,聆听她个人生命的体验,更能够获得认同和共鸣,实际上,读者也是这么做的。这也是安·兰德为何有那么多知音和追随者。我和众多安·兰德的读者只是普通人,不是知识分子,身处圈外,并不在乎所谓哲学或学术,在乎的是,安·兰德讲出了我们想说而没有能力、没有机会说的心声。她得以成名,得以吸引千万读者的,是她的两部巨无霸长篇小说。文学技术视为禁忌的大段大段观念陈述,恰恰是最吸引读者的地方。
安·兰德头上戴有许多帽子,显然这些帽子不适合她,尽管这些帽子大都是她自己戴上的。另外,一个思想家不能完美践行其倡导之观念,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许多戒烟者还得益于老烟民的劝诫呢。因此尽管作者责之甚严,作为读者则宽以待之,重要的是各取所需。
刘仲敬博士的文笔老道,传记结构单纯清晰,夹叙夹议,一气呵成,读来轻松愉悦。篇幅不大,却包含丰富的知识量。作者和本书的编辑周媛媛对读者怀有体恤之心,大量的注释省却了查阅之苦,更是受益匪浅。作为读者,我对作者和编辑心怀感激。
汪宇
2014年12月7日
我感激安兰德对我人生的影响。遇到她,我才开了窍。此前,我做工作都是凭经验、凭数字,从来没有以价值观为导向……兰德说服我正视人类,正视人类的价值观,正视价值作用,正视人类所做所想及其缘由。这远远超出我所学的经济模型范畴,令我大开眼界。安兰德女士将我引至一个广阔的天地,从此,我闭上了妄言的嘴。
——美联储前主席 艾伦·格林斯潘
年少时读到了《源泉》,我就希望自己能成为其中的主人公。
——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兼CEO 拉里·埃里森
我和很多财富500强企业的CEO聊天发现,《阿特拉斯耸耸肩》对他们的商业决策有很重大的影响,即使他们并不完全同意兰德的所有观点。
——美国BB&T银行家 约翰·阿里森
我是安兰德的粉丝。
——美国第40任总统 罗纳德·里根
在访谈中被问“如去无人荒岛只能带一本书”时,齐泽克如此作答:“那你肯定要吃惊了。书我会带安·兰德的《源泉》——关于一个疯狂的极端个人建筑师的经典小说。我知道你很难理解,但这就是生活。”
——欧洲著名左派学者 斯拉沃热·齐泽克
安·兰德是20世纪最邪恶的人。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左翼知识分子领袖 诺姆·乔姆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