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培元编著的《我想延安(苍生三部曲共3册)》通过再创作的角度和方式，描述和分析了为什么在一个“不性感、不繁华，看起来灰头土脸”的西北小城市，人们会那么乐观开朗，精力旺盛！这个特殊的城市到底植入了什么样的“理想社会模式”的基因，使得一位来自国统区的画家把延安称之为天堂？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一群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又演绎着怎样温暖而激动人心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不仅是原电视片珍贵的文本留存与拓展，更是对为人民服务理念最朴实、最自然，同时也是最生动的解读。

忽培元编著的《我想延安(苍生三部曲共3册)》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作为描写对象和纪实文学的叙写目标，其中塑造了群山般的群众、英烈和前辈，描述了新中国和平建设长河般的曲折，展现了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浩海一般激荡壮阔的时代风云。作为传主的马文瑞，同时作为这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亲历者，无疑起到了贯穿始终的主线作用。

群山

长河

浩海

马文瑞的母亲很贤良也很漂亮。在性情暴躁的父亲面前，母亲永远都是一副温顺的性格。大约在生下他不久，母亲病了，面容一天天苍白消瘦下去，夜里不停地咳嗽，一整天总是愁眉不展，目光里隐匿着深重的痛苦。这给全家人，包括年幼的文瑞，心灵蒙上了一层忧郁的阴影。

每到夜晚，两个哥哥都到祖母窑里去睡，这边窑里便显出异常的冷清。昏黄的油灯光下，父亲总是背对着母亲，阴沉着脸蹴在炕棱上一锅接一锅地抽旱烟。文瑞很听话地盖着被子躺在母亲身边，眼瞅着油灯碗沿上那细细的棉捻燃烧着，发出嗞嗞的声音。母亲吃力地挺着身子靠墙坐着做针线活。她虽然生着病．手中的活却并不轻易丢开。昏黄的灯光，把母亲梳着纂儿的头影，映在窑窗上，耳坠不停地晃动，他看着很觉有趣。转过眼时，却见母亲的脸上挂着泪珠。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流泪，便抬起手，轻轻替母亲擦拭那冰冷的泪水。这时，贤良的母亲停住手中的活，把他紧紧抱在怀里，脸埋在他的胸前，无声地哭泣着。幼小的他，并不觉得难受，反倒觉得很温暖。母亲的啜泣，终于惊动了父亲。他很不耐烦地把烟袋锅重重磕在炕棱上。然后跳下炕，走出窑门去了。母亲哭得更加伤心。许多个夜晚，儿子都是伴随着母亲的眼泪进入梦乡。

母亲的病情日趋严重。到了冬季，整天躺在炕上不能下地了。不知请过多少回医生，吃了许多中药，总是不见好转的迹象。为了防止传染，文瑞被父亲抱到靠窑窗的前炕去睡。母亲一个人被孤零零地留在窑掌的炕上。每天早晨，当他一睁开眼睛，总看见一双痛苦忧郁的眼睛瞅着自己。那是咳嗽了一夜的母亲。由于消瘦，她的眼睛显得很大。儿子望着母亲那殷切的充满忧虑和慈爱的眼睛，心中就有投入母亲怀抱的欲望产生。但父亲严厉的目光往往打消他想要亲近母亲的念头。

有一天，父亲上山了，文瑞从外面玩耍回来，一推门，就看见母亲背靠着窑掌坐在那里。母亲也看见了他，目光里的痛苦立即消失，充满了亲切和慈爱。那目光，对于小小的文瑞，是一个无声的召唤。他心中顿时又涌起那种想要投入母亲怀抱的愿望。他突然丢弃了手中的玩具，不顾一切地飞跑过去，爬上炕依偎到母亲怀里。他感到母亲搂着自己的双手在颤抖。他仰起头，看见那双大眼睛里聚满了泪水。这一回不知为什么，他自己也哭了，一双小手，紧紧地抓着母亲的衣襟，生怕有谁把母亲从自己身边抢走。过了一阵儿，窑门被推开，进来的是父亲。父亲气呼呼说：“谁叫你抱娃来。”说着就从母亲怀里把文瑞夺过去。文瑞大声哭喊着要妈妈。就在他被抱出门的那一瞬，回头看见母亲躺下身去，把头埋进了被子里。他的哭声，惊动了院子里喂鸡的祖母。

夜里起风了。寒风肆虐地吹打着驴圈棚的门栏，咯吱、咯吱地响着。文瑞被惊醒了，以为是土匪李占魁绑票来了，吓得缩在被筒里不敢做声。在他童年的记忆中，有两件事情是最为可怕的：一件是山村的上空会有一种俗称“花豹”的大鸟突然飞临。这是一种异常凶猛的山鹰，是专事抓鸡，甚至抓食羊羔的凶手。特别是在初夏——老母鸡引着小鸡的日子，它们会整天在村庄上空盘旋，寻机俯冲下来。母鸡为了保护小鸡，行动稍迟缓，往往成为它的爪中之物。那情形真正是惨不忍睹。因此，无论何时，当它在天空中一出现，槐树峁上拉话做针线活的女人们便尖声高喊：“喔——花豹来了!喔——花豹来了!”于是全村的女人都跟着齐声发出“防空警报”。大小鸡子闻讯，一齐都往鸡窝里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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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终于完成了。从开始动手的1991年到今天，断断续续用了2 0年时间。那时我才30多岁，正是血气方刚，整天不知道什么是劳累，白天采访，晚上整理笔记、构思推敲提纲，忙得昏头昏脑，自觉乐在其中。

四年后，《群山》完成，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先行出版。1996年9月，出版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文学评论界、党史学界的专家和几十位德高望重的西北老革命到会祝贺。引起较大反响。全国各大媒体都作了报道。此后十余年间，不断有专家学者写文章评介，报刊陆续发表评论百余篇，工人出版社结集出版了《群山回响》一书。有的说是“新历史小说的成功实验”，有的说是“红色传记的经典之作”，遂获全国五年一评的优秀长篇传记奖，列入北大等文科大学学生指定阅读书目。先后被改编为电视剧本和连环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中国解放区文艺研究会和陕西省作协还先后两次在马老的故乡陕北榆林、延安联合召开了专题研讨会。著名作家、评论家百余人参会。刘白羽、贺敬之、李若冰、阎钢、王巨才、严昭柱、马莹伯、郑恩伯、肖云儒等写文章或致函评论。何西来、陈忠实、周明、王维玲、白烨、刘润为、余义林、张洪溪等都有长篇发言文章。也就是榆林会上，许多同志说，“希望培元尽快写出续篇。”介绍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恩师刘绍棠先生三次来信叮嘱我：“无论工作多忙，都不要放下手中的笔。”这对我都是鼓励鞭策，但压力也不小。因为当时已经在延安任职，工作异常繁忙，很难潜心投入创作。但在工作之余，我仍然注意搜集资料，坚持不放下手中的笔。好在1 9 98年，有了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我就紧紧抓住这半年时间，废寝忘食地完成了《长河》第一卷，此后回到工作岗位，又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第二卷(初稿)。《浩海》则是在大庆工作的四年中构思完成初稿的。以后回到北京相对安定下来，坚持早晚加班加点、双休日也不休息，其中甘苦惟有自知。许多朋友都说，你得赶紧跑跑自己的正事了，我却从未动摇写作。始终觉得，这才是我一生要完成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其中寄托了我太多的真情实意。

2011年5月，完成《苍生三部曲》全部的文稿后，又用半年多时间从头至尾认真梳理和润色一遍，我这才敢说，这套书超出了一般个人传记的容量和写法，是把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与改革开放作为描写对象的文学叙写。正如起初为自己确定的目标那样，其中努力塑造了群山般的群众、英烈和前辈，描述了新中国和平建设长河般的跌宕曲折，也展现了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我国改革开放浩海一样激荡壮阔的时代风云。而传主马文瑞，作为这三个重大历史时期的一位重要的亲历者，则无疑起到了贯穿始终的主线作用。至于作品实际达到的艺术效果，自己就不好说了，留下的遗憾肯定不少。不过2 0年的辛苦，终于结出了果子，这对于长眠地下的人们和敬仰的前辈以及自己生活的时代终于有了一个交待。今年适逢建党9 0周年，明年又是马文瑞同志诞辰1 00周和国家领导人之一马文瑞同志，以及他和他的战友们所生活和奋斗过的三个极不寻常的历史时期，都已经随着他们的相继辞世而定格下来。我自己也由动手撰写这套书时的一个热血青年而早过了“知天命”的年龄。许多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都已经化作历史，连亲手给这部书颁过奖的文坛先贤刘白羽先生也已作古。但许多关于《苍生三部曲》采访和创作的往事和情景，都还历历在目。值此《群山》、《长河》、《浩海》一并出版之际，把这些讲述给亲爱的读者，或许也是作者的一种责任。

“你怎么会想到写这样一套书呢?”

“是什么激发了你如此长久的创作冲动?”

不止一次地有记者或读者提出类似的问题，我却很少正面回答。

其实那答案蕴含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概括地讲，就是因为敬仰和热爱。对革命中大量默默无闻甚至悄然倒下的群众和老一辈革命家及他们那个时代众多人物和往事的由衷敬仰，对于偏远的西北一隅，那至今被人们奉为“圣地”的金色净土深切的眷恋：对新中国建设事业中为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而不懈探索的领袖、干部和群众的理解与深情；对改革开放中的伟大成就和各种失误以及教训的关切与关注。总之，是对于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谋求解放、重新奋起，摆脱贫困、重建文化自信与唤起文化自觉的整整一个世纪、几代人前仆后继、不断追求的讴歌礼赞。书中那些采自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真实的燃烧着激情的火热文字，至今让自己读起来都会感到滚烫激动。

20年潜心采访创作的过程，也是我个人的一次思想洗礼和精神重铸。我为我们的前辈、祖国和时代而自豪。记得1994年夏季，当《群山》出版前夕，存陕南秦巴山中一座美丽的水库旁，我陪同传主马老在碧水绿林边一座宾馆小楼中居住了20多天，任务就是审读《群山》文稿。那时马老已年近九旬，每天早餐和晚饭后，我们都会在院子里漫步一会儿。眼前山明水秀、鸟语花香，但再美的风景也不能引起他的注意。他老人家依然沉浸在历

我这才明白，他老人家仍然沉浸在审读《群山》，不，更确切地讲，应是陶醉在对西北革命斗争历史和人物深切怀念的状态之中。这令我十分感动，便说：“这其实还是你告诉我的，你回忆了当时特定的情景。在那种情景下，你和相关的人们，想什么，做什么，是有着严格思想性格的逻辑走向的。在这种情况下，合理推断和有根据的想象起了积极作用。”

老人家点了点头，会心地笑了。这个细小的插曲表明，马老对于《群山》是认可的，甚至是喜爱的。此后，在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他被中央确定为“特邀代表”，并派《人民日报》记者前去专访。接受采访临了，老人家郑重地拿出一本《群山》送给记者，并说 “这本书真实地反映了西北革命历史，很值得一读。”记者有感于马老的深情，在报道中特别描述了这个细节，还把书的封面照片刊登在了《人民日报》头版显要位置。

令人难忘的是在《群山》出版后的十多年间，我不断收到各地读者的来信或来电，赞扬此书并要求购书。其中，有几位老人，他们的态度令人感动。年逾八旬的原中共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何承华读后在来信中写道：“我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仔细地阅读了《群山》，被书中反映的历史和人物深深感动，被马老的革命生涯深深地吸引。这是一部难得的党的革命斗争历史教科书。”原中共延安市委书记张史杰在信中说：“我用了2 0多天时间，又一次认真阅读了《群山》。此后一连好多天，沉浸在深深感动之中不能自拔……”原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大庆市的老领导陈烈民已是中风偏瘫十多年的八旬老人。他当时并不认识作者，听说了这本书，专门请人找到一本，认真读过。前不久，我去看望老人，他激动地拉着我的手一再说：“《群山》写得好，写得太好了。我又叫人朗读了一遍。”还有石油部老部长焦力人读了《群山》，曾多次对秘书讲 “这本书写得好，值得认真读。”本来这些好评，是不应该由我记录下来的，但想到已经过世的马老，想到那么多长眠地下的西北老革命，我便不能只是认为这是个人荣辱问题了。书是我执笔写的，历史是老一辈革命家用生命和热血创造的。历史的回声，应该如实地传达交付给历史和后人。方才提到的四位老人，其中有三位，何老、张老和焦老已经相继作古，唯有行走困难的陈烈民仍然顽强行走在生活的旅途上。

在《苍生三部曲》即将出版之际，写下上述这些文字，也是对逝者的追思和悼念，对前辈的感激、崇敬，与青年朋友激励共勉。

忽培元

2011年12月8日

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是中国历史上大苦难、大动荡、大辉煌、大变迁的时期。其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形成了最有力的挑战。这是一个呼唤英雄也产生了英雄的伟大时代。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结束了被欺凌和被奴役的历史。新中国像一只五彩斑斓的金凤凰，利剑一般刺穿重重阴霾，腾飞于世界的东方。育。在每周一次的主题班会和少先队队会上，常常请来老革命、老红军讲述当年“闹红”的故事。“马文瑞”这个名字，时常在他们的故事里出现。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知道马文瑞和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习仲勋、马明方以及其他许多西北革命中的杰出人物一道，创建发展了西北的党组织、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他们成了我们小学生心目中的英雄。我们敬仰革命的老前辈，很希望能够见到他们中的健在者。当时并不知道，早在1954年，当我尚未出生的时候，马文瑞同志已经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他住在北京，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回延安，也就不可能满足一群小学生的愿望。

第一次见到马文瑞同志，是在80年代初。当时我在延安地区行署办公室工作，去西安参加一个会议。会间一天晚上。在东风剧院看戏，演出快要开始时，由台前侧门进来几个人，其中就有马文瑞同志。“马书记!”有人小声说。当时，马文瑞同志已经年近古稀，但头发很黑，红光满面，穿一身整洁的黑色中山装。当他腰板挺直地微笑着走进来时，坐在前几排的人们都亲热地站起来迎接他，这情形使我感动。他招招手在一个空位子上坐下来。演出开始了，我的心情却难以平静。当时马文瑞同志身居要职，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但他那平易近人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7年夏天，为了撰写《阎红彦将军》，我曾赴北京采访。那一次，已经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文瑞也在我列出的采访名单中。可惜因他去外地视察工作，未能见到，成为憾事。但就在我采访吴岱峰、贺晋年、张达志、崔田民、王兆相、刘景范、张邦英、张秀山、阎揆要、尤祥斋、郭洪涛、谢怀德以及在西安的陈元方、马云泽、范明、张方海、吕剑仁等西北老革命时无意间发现，马文瑞在这些老同志、老战友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作为西北党组织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马文瑞在陕北、陕甘边革命斗争史上起到了开拓者和“纽带”作用。这决定了他在伟大的西北革命中的特殊重要的地位。这次采访活动，使我对调查研究马文瑞的革命经历、搜集整理他的传记资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可见，我是先间接认识马文瑞同志，然后才同他见面、熟识的。1992年年初，我被调来北京在马文瑞同志身边工作，使我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他。

在北京西郊，马文瑞同志住在一栋50年代建的两层小楼里。院子里有许多花草竹木，其中有一株枣树、一株核桃树、一株柿树、一株海棠树和一株桃树是他最喜爱的。“这些树木，可以让老百姓渡过饥荒。”他在院中散步时，不止一次地指着树上的果实对我说。目光里流露出的神情，就像一个老农眼望着即将收获的庄稼。一次，民工修缮房子，不小心毁坏了一株山楂树苗，马文瑞心疼地念叨了许多次，可见他是很热爱树木的。这也许由于他的故乡陕北天旱，栽活一棵树很不容易。是关于对台工作的策略和方针问题；二是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三是党风和廉政建设问题。这三点，三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问题，显然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马文瑞谈得很坦率，几乎毫无保留。总书记微笑着，听得很认真，不时地点头称是，偶尔也插上几句话，表示同意。总书记显然为马文瑞同志的胸襟和境界感动着，他们对上述三个问题，交换了意见。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两人不谋而合。马文瑞显然对年轻的江泽民同志很尊重，当他听到江泽民同志称呼自己“马老”，便打趣说：“要说‘老’，我的确在许多方面比你老，但作为总书记，你是我的上级。”江总书记说：“马老太谦虚，我们的工作，离不开老同志的支持。”那次会面，一直由晚8点持续到将近l 0点。江泽民同志告辞了，马老把他送到院子里，一直目送着日理万机的总书记乘坐的那辆普通奥迪轿车消失在夜色里。

为了更加丰富地收集材料，1992年冬天我重访在京的西北老同志。只可惜张达志、崔田民、刘景范等同志已经过世，赵伯平同志当时因病未能采访。1993年八九月间，我随马文瑞同志到陇东(今庆阳地区)。马老离开陇东已半个多世纪，故地重游。感慨良多。随后，我只身继续北上，在榆林、延安地委大力支持下，沿着马文瑞陕北革命的足迹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采访。1994年秋季，我再次赴陇东采访。在山窑岩崖下渴饮山泉饥啃干粮的苦涩，我终于明白了，波澜壮阔、艰苦卓绝——整个黄土高原所强烈展示出的这种风采，正是对西北革命斗争历史的一种概括写照。马文瑞同志正是在这异常艰苦的特殊环境中，磨炼出来的一位深受西北人民爱戴的老革命家。当我来到他六十多年前担任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时住过的地方——延安市麻洞川乡的一个小山村，年近九甸的房东大娘仍然健在，她的60多岁的儿子很自豪地对我讲：“马主席当年还抱过我哩。”村子里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那个带领他们刨掉反动土围子的马主席。

两次采访归来许多日子了，我的脑海中仍然被那雄浑的山峦，被那“像装满奶汁的乳房一样的开垦过的黄色山头(何其芳语)”占据着。当我再次见到马文瑞同志，同他交谈，同他一道散步，注视着他聚精会神地坐在那里阅读书报，批阅文件，我发现，他那高大结实的身材，开阔的前额和宽厚有力的肩膀，正像陕北、陕甘边浑厚的黄土山峦一样，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朴素魅力。这使我联想起许许多多西北地区的老革命和陕北、陕甘边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人民群众。当你见到他们，就感到一种非同寻常的亲近。他们面对着你，那专注纯净的目光所透出的心灵的质朴和由嘴角暗示给你的坚毅和刚强的神情，处处都使人联想到黄土高原无穷无尽的山峦——坚定不移、坚忍不拔，豁达大度、含蓄谦和，质朴雄浑、一往情深。这一切，正是陕北的山峦所展示给人们的那种伟岸风范。正是这种风范的魅力，吸引着我，以我生命的激情，吟唱这首永不凝固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