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晚期，我们在亚洲就面临着一个机遇，在东北亚面临这么一个机遇。所以李鸿章在1882年，为了防止日本和俄国独占，把世界各大国的力量引进了东北亚。朝鲜在1876年和日本签了一个通商条约，开始通商。现在李鸿章帮助朝鲜在1882年和美国达成了平等的美朝通商条约。而这个条约的意义，在于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巨大，因为这是李鸿章指导朝鲜人去谈的，他解决了一个之前四十年中国人没解决的问题。中国和英国在1842年谈条约时，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懂得近代贸易交往的原则。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固定税率。固定税率就是固定关税，后来我们认为不平等，因为一开始讲的值百抽五，后来中国觉得吃亏了。回到当时的背景下，值百抽五是中国主动提出来的，因为中央王朝在这之前，一百块钱我们只抽到三块多的关税。这个时候选择值百抽五，当时中国认为外交成功。《南京条约》和附加条约谈判的时候，关税的谈判选择一个固定关税，值百抽五很合理。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开始认为不合理。但是不合理没有办法，因为一个国家的承诺还是很重要的，你签了字不认账是不行的。后来就觉得不平等，不平等怎么解决？李鸿章指导朝鲜和美国人谈的时候，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时候四十多年过去了，李鸿章和西方交往的经验也有。那就是浮动的，每过几年，大家重新谈谈税率、费率、关税比例应该是多少。美朝之间达成条约以后，中国要求关税重新谈判，就有了依据。朝鲜和美国谈的时候是浮动的，我们凭什么不能是浮动的？后来慢慢地在调整，中外之间谈判，就拿已有的经验作参照。

李鸿章在1882年的做法确实很正确，让各个大国的力量都进入朝鲜，进入东北亚。美国和朝鲜达成条约之后不到一个月，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相继都和朝鲜达成条约。那么这种条约达成以后，使朝鲜成为向全世界开放，而又是中国老大帮助、中国主导的，这对中国来讲应该是最好的状态。因为对朝鲜的政府也好、朝鲜的国民也好，那真是中国帮助。但是这种很好的状态肯定会有人感到失落。日本就觉得很失落。因为日本毕竟有借道朝鲜进入亚洲、进人欧洲的想法。朝鲜在1882年发生兵变，由中国帮助解决了问题。等到1884年，日本就策动一个政变，要改换当时的政府。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政变被袁世凯反手给制服，没有办法得逞。此后十年袁世凯又开始强势统治。强势统治的正负面影响都有，正面的影响就是朝鲜对中国的向心力也在增强。当年被派驻朝鲜、日后成为风云人物的官员，像袁世凯、张謇，他们促使朝鲜慢慢中国化。朝鲜中国化以后，直接把它合并成我们的一个省，变成朝鲜省多好。当时清政府就正儿八经提出这种动议了。而这种动议也不是避开朝鲜，朝鲜人都知道，也避不开，因为毕竟在朝鲜活动，朝鲜内部也觉得这是很好的出路。过去中国边界的增长也有这样增长的，这也是一种方式。当然朝鲜内部也潜藏着一种对中国的反对力量，特别是反对当时袁世凯的强势领导作风。在袁世凯内部也有一部分持有近代理念的人，觉得中国太霸道了，这大概就是民主思想了。朝鲜内部有人认为，日本和我们是平等交往，而由亲日势力组成的一个开化党在1884年策动政变失败后流亡日本。这一波力量也成为朝鲜政治变动的一个变数。1885年，伊藤博文到中国来谈甲申政变的善后事宜。因为甲申政变的结果就是袁世凯出兵把日本公使给赶走了，随后在汉城发生大规模的烧伤抢劫事件，日本的商民也受到伤害，日本的军队溃逃，日本的使馆被烧。等到事件结束以后，日本派出全权使臣到朝鲜谈善后。如果中国当时也派出全权使臣到朝鲜谈判，那就是三方谈判，这个事情可能就可妥善了结了。结果中国恰恰在这时又摆出老大帝国的样子，我们就不派全权，我们就派有限授权，我们的外交官权力有限，根本没有办法谈。没有办法谈，这样朝鲜的很多事情就解决不了，日朝之间就赔偿问题、就将来如何善后的问题谈成了。在中国没有参与的前提下，日朝之间就甲申政变的善后达成了一个新的条约，由于这个条约是于1885年初在汉城达成，因而又称为《汉城条约》。《汉城条约》规定，朝鲜政府赔偿日本在此次政变中的损失，并要求朝鲜方面必须向日本道歉，必须惩凶，并允许日本增加驻朝鲜的兵力。凡此，均为后来发生的中日冲突埋下了伏笔。这件事和中国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对后来中日之间的冲突有密切关系。中国和日本之间，关于在整个政变过程中责任的问题，中国去的不是全权代表，没有办法谈。因为日本以为中国应付很大责任，袁世凯如此狂妄跑到我们屋里面开枪，这个事你们中国有责任，要处罚。但清政府派的不是全权大臣，谈判代表说我没有这个权利。不全权有这个好处，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日本就是不依不饶。因为日本在这个过程中，确实觉得你“横不能倒着开枪”。日本当然还要防止将来出现类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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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讲 文明冲突还是利益驱使

第二讲 条件“成熟”时，积累的势能便会爆发

第三讲 “东学党事件”让中日军队在朝鲜相遇

第四讲 节外生枝：所谓“朝鲜内政改革”

第五讲 一场没想打的仗因朝鲜如箭在弦

第六讲 中日宣战：偶然与必然

第七讲 谋兵布阵：有预案和没预案

第八讲 甲午海战：依然英雄

第九讲 和比战难：德璀琳、张荫恒和邵友濂

第十讲 日本人终于等来了李鸿章

第十一讲 诸强心态：三国干预还辽

第十二讲 台湾的伤、台湾的痛

余论

今天我和大家聊聊中国近代史，主要讲讲甲午战争。我做近代史的课题研究，差不多快三十年，加上前面读书的七年，已是近四十年的时间。

关于这个课题，二十多年前，就是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的时候，我就写过几篇长文。1994年，中日关系相对缓和，那个时候我写的关于甲午战争研究的文章都比较学术化，大家都是心平气和地讨论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事情。1994年前后，出现了一批讨论甲午战争的文章。甲午战争一百一十周年的时候，学界多认为这个事情过去多年，已经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我们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很多重大事件，一般以六十年作为一个甲子讨论一下，一百年的时候作为一个整合讨论。今年正是两个甲子一百二十周年，现在中日关系又处在很微妙的状态，因此，今年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和讨论比较多。我个人从去年开始，也重新捡起这个课题。

在这个过程中，我重新思考、重新阅读，尤其关注的是，一百二十年过去了，今人该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实际上，我们从初中就开始学中国历史，已然对甲午战争有了基本概念。真正讲起来，这场战争的发生其实是非常短暂的。在1894年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之前，7月25日的“高升号事件”，以及此后牙山、成欢驿日军偷袭事件，其实已是中日双方的不宣而战。从中日宣战到9月15日，中日之间仅进行了一次平壤战役。在平壤战役中，双方有所接触、有所冲突，也打了一下，但总体而言就一天时间，之后清政府的军队便撤回或者叫溃逃回了国内。日本占领了整个朝鲜，紧接着两天之后就发生了我们熟悉的甲午战争当中最重要的甲午海战。甲午海战从十二点打到下午五点钟，持续了五个小时。甲午海战之后，清政府的海军基本上退守在威海港湾内，一直没有再出来跟日本交战。最后的结果就是北洋水师在威海被日本围歼。

在这个过程中，清政府的陆军从朝鲜退到中国境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日本陆军主要从两个方向登陆作战，一个是辽东半岛、一个是山东半岛。这个时候清政府的军队也进行过抵抗，但防线很快被日军突破。日军要重演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的两次鸦片战争，直捣北京，兵临城下。在这种态势下，清政府只好求和。

之所以有上面的介绍，我想给大家这样一个感觉，我们所讲的甲午战争其实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么一点点：“高升号”的偷袭只有一个早晨(不到两个小时)、牙山、成欢驿偷袭的一个早晨、平壤战役一天时间，之后就是黄海的五个小时，整个战争加起来就是这么长时间。虽然我们把“甲战争”称作战争，其实相对上来讲，它和实际的内容并不吻合。但这场战争的影响又是如此巨大，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今天，我们在甲午战争发生一百二十年之后重新思考这场战争，可以发现它所蕴含的内容，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武装冲突、军事斗争，它蕴含的东西更多，实际上是一个“文”的争夺，是一种文明的争夺、文化的争夺、制度的争夺。

今天，我从这里开篇讲一讲甲午战争的来龙去脉。在一般的表述中，我们可能都不会往前追溯，大家都已经知道这场战争是中日之间的冲突，是两国之间的战争，结果就是中日两国签订了《马关条约》。那么，在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年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回溯一下，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之前，究竟因何故结怨，并最终走上只有诉诸战争才能解决问题的道路。

《甲午战争十二讲——温情敬意看历史》集中了马勇30年来研究晚清历史的心得，由整理其各地讲稿而来，通俗而亲和。作者跨越狭隘的立场，以史学家对历史的温情敬意，从东西文明至19世纪的演进、传统宗藩与现代国家的体制歧异，资本内在的冲动和抑制，涉入这场战争诸国的政治、民族心理，以及诸多被忽视的历史细节，重构了甲午战争的历史现场，展现出教科书未曾有过的新视点和新理解。

马勇甲午言说，风靡各大讲堂，以历史家的温情敬意，重叙甲午战争的历史现场，用大历史的视野，写著亲和的甲午战争参考书《甲午战争十二讲——温情敬意看历史》。

甲午战争所蕴含的的内容，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武装冲突、军事斗争，实际上是一个“文的争夺”，是一种文明的争夺、文化的争夺、制度的争夺。一个民族，当期能够坦然正视自身的时候，才有发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