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洛克菲勒家族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故事，还只是被零星地讲述。

玛丽·布朗·布洛克著的《油王(洛克菲勒在中国)》以家族的日记和信件、学院的档案，采访了中国医学领袖及几代洛克菲勒家族成员的形式，让读者能够对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与中国的相遇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

  洛克菲勒家族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玛丽·布朗·布洛克著的《油王(洛克菲勒在中国)》以大量的日记、信件、访谈和机构档案资料，讲述了洛克菲勒连绵不断的家族努力及中美间的文化交流。

丛书总序 玛丽·布朗·布洛克 陈致和

中文版序 袁明

序言及致谢

前言洛克菲勒在中国的慈善世纪

一、起源：医学、艺术和石油

二、历程：“科学的传教士”

三、政治：遭遇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

四、存续：北京协和医学院

五、再生：洛克菲勒慈善在新时代的中国

六、遗产：纪念日

附录

注释

参考书目

索引

二、历程：“科学的传教士”

当然，洛克菲勒们并不是在中国推广西方科学与医学的第一批外国人。天主教耶稣会会士在16世纪，新教传教士在19世纪，就从西方带着科学与医学到达中国。今天，在最后一段残存的、被摩天楼和高速公路包围着的北京城墙上，发现了耶稣会时代的遗物。耶稣会科学仪器的青铜复制品和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天文、地震设备并列陈放，成为皇家天文台的遗物之冠。在珠江边上的广州竖起一块纪念碑，纪念第一位新教医学传教士伯驾，他于1835年在此设立了他的第一个眼科诊所。西方医学从此在此绵延不绝，如今由中山医科大学的珠海医院继续西方医学事业。

中国从东方翻译了日本译自荷兰语的科学与医学专著，这些专著在19世纪的中国学者中流传开来。到19世纪末，关于西方科学与医学核心思想的信息已经随处可得。年轻的中国学生被派往日本、欧洲、美国学习科学、医学及工程学。随着1905年科举考试体系的结束和清朝的垮台，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很快找到了改变国家赢弱状态的新良方。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认识到几百年的传统书院和学会已不能满足需求，开始创建几乎是全新的知识体系。

洛克菲勒来华的时机因此偶然又幸运。不同于来得过早的耶稣会，现在的中国已经准备好接受科学与医学。而且，尽管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在新教传教机构上，其世俗的精英策略——与耶稣会并无不同——更适合20世纪中国的文化和雄心。到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时，中国现代科学与医学的基础已经稳固建立。在此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拥有最显著的国际影响力。

很难想象中国思想史上还有什么时代更加动荡。主角是官员和知识分子，他们自己驾驭了从儒家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变。许多人横渡日本海、太平洋，经过漫长的海上航程前往欧洲，然后回来建立了中国第一批现代科学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他们完成这一切时，中国所处的时代正是接二连三的不平等条约令中国在政治上分裂而孱弱，而沿海城市和一些主要区域还处在半殖民地状态。主要的外国列强——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和美国——及其选民都在试图寻找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影响中国的势力范围。然而，跟印度或非洲大陆不同，新建立的中华民国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由逐渐成长的中国民族主义所推动，建立中国的第一批现代科学、技术和教育体系，这成为一个民族的首要目标。

中国的知识分子通过出国留学和来到中国的日本人、美国人和欧洲人，接触到了广泛的西方思想传统。国家兼收并蓄的采纳使研究所、学院和大学爆炸性增长。在民国时代开始的：1911年，中国有3所勉强维持的大学、13所美国的小教会学院、几个欧洲学院，没有一家现代科学研究机构。到1937年，中国有了56所学院和大学，其中16所由美国教会资助；23所专科学校；一大批现代科学研究院及专业协会；还有一个欣欣向荣的科学院，即“中央研究院”，这是一个兼有英国皇家协会、法国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元素的中国机构。

在这种动荡的、往往又高度政治化的思想环境中，洛克菲勒基金会是资助中国科学与医学的唯一最大的外国私人财团，它资助的数额大概超过了国际性政府项目和国际联盟（国际联盟的卫生组织接受的资助中40％来自洛克菲勒）。严格地说，先由清华学堂、后由中国促进教育文化基金会管理的美国庚子赔款基金（American Boxer Indemnity Fund）的规模更大，支持了清华和其他地方的1200名中国学生去美国学习。美国庚子赔款基金其实不是美国人的，它是由美国政府为教育目的而归还中国的赔款。但其思想上的影响主要来自美国人。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庚子赔款计划代表了世俗的美国在思想上介入中华民国的一个高潮，这当然包括北京协和医学院和清华学堂。

借用拉丁美洲历史学家马库斯·奎托的巧妙术语，洛克菲勒作为美国的“科学的传教士”做出了哪些贡献呢？20世纪初中国的思想状况，包括意义深远的传教作用，是如何影响洛克菲勒努力的性质呢？由20世纪前三分之一时期的美国思想先驱们所塑造的洛克菲勒的优先考虑方向，又如何改变了美国在中国的文化存在并影响了中国医学和科学界的发展？为什么洛克菲勒基金会偏离了医学？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更仔细地审视他们的主要项目——像洛克菲勒一样，就从医学传教开始。

P47－49

本书既反映了我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参与中美文化关系的经历，也反映了我长期关注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在中国的历史的学术兴趣。从1977年到1988年，我担任由美国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及美国学术协会委员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组成的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the committee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主任，我还从1981年起担任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the China Medical Board）董事。与这两个组织的关系给了我大量机会，见证了过去三十年里中美两国在科学和医学方面重新开始的新的互动。我深深懂得了现代科学和医学机构的性质以及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这正是洛克菲勒国际战略的导向。这些经历引发的许多问题和争议都在本书中有所涉及。我很感激我的同事，这些年来他们一直与我分享他们的亚洲之旅和他们所观察到的一切。不过本书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与任何我工作过的或者有过关联的组织无关。

我的第一本书《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专注于1951年前的历史，而且大部分写于我访问中国之前，也是洛克菲勒档案全部公开之前。三十年前很少有文章关注中华民国与共产党的中国存在哪些关联。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持续进行，就更少有人认为之前在中国的美国文化能传承下去。思考1970年代的知识分子问题时，我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使命也有所怀疑，特别是基金会对精英科学医学的专注。不过，本书的写作是在我1974年以来年年访问中国之后，同时得益于研究穿越整个20世纪“长时段”的机构和思想的许多成果，这让我的观点也变得温和。这第二项研究的一个目的就是更新和改进早期的记录，包括1951年以来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历史。

我要特别感谢北京协和医学院众多毕业生、教职员工多年来对我的款待，和我分享他们对学院的种种回忆。他们的名字列在附录B里。但我在此还必须感谢我所见过的五位院长：黄家驷、吴阶平、顾方舟、巴德年和刘德培（他们的照片在第四章）。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在他们的每届任期内北京协和医学院所面临的问题。他们的故事鼓舞人心。另外，王安有和蒋育红帮我安排了2007年和2008年的访谈，张霞帮助我使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档案。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将北京协和医学院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即跨越整个20世纪的多学科、多机构的洛克菲勒中国慈善事业。这样一项综合性研究只有在最近几十年，许多论述洛克菲勒慈善事业和美国的科学及医学在中国的专著和论文面世之后，才有可能进行。这些丰富的资源均收录在书后的注释和参考书目里。我大量查阅了中国的历史档案和在纽约斯利皮·霍洛的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的资料，因此能够获得这些文献。我和许多其他人都要深深感谢汤姆·罗森鲍姆，他的档案知识和探索精神使我能够有效地查找资料。我还得到了敏迪·戈登和米歇尔·希尔齐克的大力帮助。

本书的第三个目的是记录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及其与中国慈善事业之间的关系。洛克菲勒二世和三世在中国的日记和信件的发现让我开阔了眼界，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他们个人介入中国的深度。亚洲协会前主席、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董事罗伯特·奥克斯纳姆极力劝我“追踪艺术”，结果引出了第二个发现：洛克菲勒家族的女掌门人阿比．洛克菲勒对亚洲艺术与文化的极大兴趣。辛西娅·奥尔特曼是家族府邸基魁特的管家，她带我欣赏了家族的中国收藏品。戴维·洛克菲勒与我分享了对母亲阿比的回忆，还带我参观了阿比在缅因州西尔·哈伯的中国花园。洛克菲勒家族的其他成员都与我慷慨分享了他们的回忆。彼得·约翰逊是戴维·洛克菲勒的家庭传记作家和顾问，我的许多问题和请求都得到了他快速的回应。

洛克菲勒在中国的持续慈善事业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亚洲协会、亚洲文化研究院。在每个机构，无论高级职员还是与中国有关的一般员工，都不吝时间与我分享了他们的资料。我也在注释里对他们表示了感谢。

2006年秋，作为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学者国际中心的公共政策学者，我开始了本书的研究。从此我拥有了安静的时间、出色的同事和非凡的研究助手。2007年，我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贝拉吉欧会议中心（BellagioConferenceCenter）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写作环境。早期版本的第一章还因此得到了我在贝拉吉欧同事们的意见。2008年5月，在哈佛大学关于亚洲跨国公共卫生历史的会议上，对本书第二章的讨论也让我受益匪浅。2009年6月，在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的一次关于洛克菲勒在中国的医学的研讨会上，我讲述了本书的主要内容。

许多同事鼓励和帮助了我。伍德罗·威尔逊学者国际中心出版社主任乔·布林利从一开始就对这个项目非常有兴趣。我非常感谢他和他的员工的支持。华伦·科恩、约翰·伊斯雷尔、周海成（ZhouHaicheng，音译）和李常生（Lichangsheng，音译）阅读了全部手稿，林肯·陈、劳伦斯·史奈德、汤姆·罗森鲍姆和黄建始阅读了部分章节。苏珊·拉比那和伊丽莎白·加洛为我早期的课题计划提出了宝贵意见。我对每位读者提出的重要的问题都尽力做出了回答。在我多年的学术行政生涯中，实习生们让我保持着研究的活力：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李兆（LiZhao，音译）和丹尼尔·罗森；阿格尼斯·斯各特学院（AgnesScottCollege）的卡蒂·罗森鲍姆；爱默瑞大学的董华烨（HuayeDong，音译），艾丽·唐（EllieTang，音译）和周海成。杨继灵（JilingYang，音译）帮助我从克利佛兰的报纸中寻找资料。在我担任校长期间，阿格尼斯·斯各特学院的董事会鼓励并资助了我的中国研究之旅，爱默瑞大学则提供了研究和翻译的支持。

从一开始，我的家庭就一直密切参加到这个项目中来。我十分感谢我的丈夫乔治的兴趣和难得的耐心。格雷厄姆和阿西利提供编辑、技术和方法上的帮助。他们三个都陪我到协和访问，阅读了全部手稿，并提出了大量意见。我的父母G.汤普森·布朗和玛蒂亚·霍珀·布朗分别出生于中国和韩国，在我还是小姑娘时就带我到韩国和日本生活，他们自己正是本书主要所写的那个时代的传教士。他们俩对亚洲的热爱和对美亚文化关系的终身兴趣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影响了我的世界观。这本书就是献给他们的。

往事如烟，但历史并不如烟。本书讲述了一个美国家族与中国交往的百年历史。今天，位于北京东单的协和医院老楼依然保留着红柱青瓦，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则以比一百多年前更大的规模融进了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事业。

这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中国故事开始并发展的一个历史铺陈。这个铺陈，着力很大。几种强大的历史力量，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一路交织并行，呼啸前进，不仅贯穿整个20世纪，也许今后还要伴随太平洋两岸好几代人。

——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