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日本时间》是作者贺桂梅在日本神户居留一年期间，所游所思所观所感。所游之地都在日本的关西地区，就是京都、神户、奈良、大阪、滋贺县、三重县、兵库县、四国等，这里被称为是最有日本文化味道的一个区域。尤以留存的古都、古城风貌而闻名于世。从古代到近代，奈良、京都等地曾经是首都，同时这里也是文乐、歌舞伎、茶道、插花等艺术的发祥地。

这份游记，虽然也写山水美景、个人游踪、思乡之情，但始终存在着一份对日本民族古典文化的观照和对望，对于日本人的生死观、民族性、日本美学、民间故事以及历史传说等都有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西日本时间》中，作者贺桂梅讲述的是常态的日本，京都、奈良、神户等静静地伫立，寺庙神社、建筑格局、民间仪式、社区布局等虽历经千载却似乎从未改变。京都红叶、岚山古寺、飞鸟大佛、宇治时间以及西日本的海与山，片片风景慢慢绽开，我们看到了这块交织着古典与现代地方的日常人事。

序：奢侈的随笔 毛尖

前言：凝视之物

初识西日本的社区与人

在神户感受“乡愁”

阪急电车自杀事件与日本社会

京都红叶

春节的神户与奈良

西日本的海与山

“忠臣藏”的故乡与消费古典

“寂”的美学与王隐堂

感受自然与樱花游

岚山的古寺

飞鸟的佛、石与“大和”之山

宇治的时间

琵琶湖边的城与寺

京都四大寺

神大的学生们

神户之名

伊势的神宫与神学政治

空海的四国

告别神户

后记

在神户感受“乡愁”

在神户，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便是在迷宫一般的街巷之中漫无目的地穿行。神户的街巷，或许正如所有日本城市的街巷，都是彼此相通的。你从任何一个路口拐弯，都可以到达你要去的地方，却不用重复走同样的路线。在大致知道总体方向的前提下，我总是愿意去尝试从未穿行过的那些街道或小巷，看见一些意想不到的景观或事物，然后在某个路口，又出其不意地回到原来的方向上来。我很喜欢这种迷失的感觉，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但却是在异国陌生的人群中与陌生的街巷里。

神户一般用来标示方向的词，不是北面和南面，而是“山侧”与“海侧”，靠山的一面是北面，靠海的那面是南面。神户的城区就沿着山与海之间的东西向坡地延伸。所以，每当迷失了方向时，只要抬头看看山的所在，就大致知道往哪个方向能回到原来的路线上去。

每次出门去漫游，我总是下意识地选择向山侧行进。在我的下意识里，海的一边或许是无趣的，除了过分现代的游乐设施和装卸塔吊，便是高架桥和公路上穿行的车辆，真正接近海的地方并不多。即便能够马上到达海边，也没有更多的新发现可以让人愿意一次一次去期待。但是，山侧却不同。这里有迷宫一样的街巷，有各色的住房，在住房与街巷之间，你常常会出其不意地看见一个神社、一座寺庙，或者在看起来已经接近山坳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个热闹的市区。大马路就像一条条河流，曲曲折折地穿行在这些社区之间。真正的河流也是有的，从六甲山上流下来，水流不多，往往在还没有到达海的地方就消失在东西向的大马路下面了。说是河流，不如说小溪才对，日语里都叫“川”。山的坡度增加了水流的速度，尽管水少而浅，但一路哗哗作响，从依山而建的房屋之间穿过。隔不远就会有一座小桥，看起来颇有些年月，横在川上的树丛之间，让人增添“小桥流水人家”的兴味。

或许是因为在被钢筋水泥武装起来的北京生活太久的缘故，我特别喜欢那些在马路边、在街巷的一角、在楼房的院子里，甚至在比较热闹的街头，艺术品一样被保留着、站立在那里的那些树木花草。神户的整个城市设施给人的印象是相当现代而且颇为时尚的，在日常社区里，这就意味着街头巷尾的几乎每个角落，都被人工精心地整饬过。留下来的一棵树、一丛花或野草，都被小心地圈起来，而且和周围的建筑颇为协调。

那些树木里，最漂亮的一种，我叫不出名字，不算太高，枝叶繁茂地横向伸展，树叶由绿而浅黄、浅红直到深紫色。现在正是深秋的时候，这些树上的叶子几乎都已变红，但是因为色彩的层次不一样，在深红、浅黄之间，衬着高远的蓝天，骤然让人感觉到那像是一幅画，一幅日本画。日本的一些绘画常常有一种奇怪的纵深感，在明暗色调的对比之间，给人以明晰而辽远的感觉。一天晚上读美国人写的《日本文明史》，其中有一幅明治时期的画家小林清亲的木版画《夜色中的火车》。忽然想到，在远山与蓝天衬托下，在如波浪般随山势起伏的深色房屋背景上的那些树，或许就是这幅画给人的光影感觉，尽管画面本身是黑白的。

P12－14

奢侈的随笔

毛尖

好像很多人跟我一样，说到日本，一是干净，一是色情，换成名词的话，或者寺庙，或者樱花。我想，这种说法大抵也不会错，因为它们都是日本文艺里的关键词，所谓菊与刀的各种表达。

不过，这些年此类表达日趋飘渺，尤其是在青春文艺中，日本变得越来越“景观”，越来越“清新”，搞得爱情是樱花，色情也是樱花，文是寺庙，武是寺庙，不文不武都是寺庙，而它们摆渡到中国，脱了语境，更加不食人间烟火，只剩一个字：美。

事情因此也就比较有意思，在大量出炉的抗日神剧中，我们一边用十八般武艺杀鬼子，一边呢，长篇短制的日剧却让我们迷迷瞪瞪，被日本和风吹得心魂荡漾。而在这两个端点之间的日本，那个无论是用哈姆雷特的话，还是用夏洛克的话来说，“冬天会冷，夏天会热”的日本，那个常态的日本，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桂梅的《西日本时间》讲述的，就是这个常态的日本。她用朴素的笔写下素朴的日本，好几次，让我想到了木下惠介想到了小津安二郎，虽然她既不小津也不木下。这个等会再说，先来说桂梅。

我和桂梅相识时间不短，见面次数也不算少，不过聚谈不多，因为我有些怕她。她学问特别好是一个方面，主要是，她看上去无比正派。除了抽点烟，她浑身无懈可击的样子总让我对她生出敬畏。第一次和她接触，我就感觉这是一个准备把一生献给学术的人，她那么纯粹，业余跑跑步似乎都是为了更好地学术。跟她相比，我混迹学术圈，完全像打酱油。

后来她有了孩子，我们之间多了点家常的话题，因此，当她告诉我和炼红说学校要派她去日本教书，我们就替她操心要不要带孩子去。瞎操了半天心，她却已经在日本教了一年书回来了，而且，写出了这本日本随笔。

我没想到桂梅会写一本关于日本的随笔，总觉得她的时间是用来写高头大马的论著，尤其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条件那么好。时间对她来说很宝贵，写随笔对我是利用时间，对她就有点像浪费。不过，看完全部十九篇，我得说，桂梅刷新了我对随笔的理解，也刷新了我对她的了解。

读过很多日本游记，不管是以沾沾自喜的调门，还是以漫不经心的花腔，常常流露出务虚的倾向，我想我要是写，也会这样，因为一个中国人记游日本，会遇到很多难题，比如今昔关系、侵略战争等等，所以即便是为了不坏自己的游兴，碰到敏感的话题也绕开比较好。但是桂梅从不绕道，是好说好，是非说非。

她给神户大学的学生上课，出了作文题目“我心目中的神户”，结果年轻学生几乎都表达他们热爱这个城市，一辈子都不想离开。她开始以为是作文秀，后来意识到这或许是发达之后的常态，而经济发展的这种良性积累，让她感觉到了“乡愁”。该鼓掌的时候，桂梅从不吝啬，包括夹杂在日常社区里的寺庙，包括宇治清酒和宇治抹茶的回甘，等等。但不能忍受的时候，她也直说。日本朋友带去参观赤穗市立民俗博物馆，二楼展厅里她看到了“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展示物，第一次，她亲身遭遇对那段暴力历史的日本内部叙述，她坦陈，自己觉出了朋友是“日本人”。

如此质朴地把自己的经验带人海外游记，是此书最触动我的地方。其中有一次，她写到在日本赏花让她回想起许多年前的一次看花经历。那时她十七岁，青春期强大而生涩的激情让她无力自处，她独自去山乡春游，一边看风景，一边强烈地要求自己确认在“看，，风景，终于是将自己淹没在春天的无名喧哗之中。但也正是那一次，山地上突然邂逅两株怒放的白色杏树，蓝天之下高山之侧，她体认到一朵花由内而外的绽放。这段叙述特别让我感同身受，也许我们同龄的关系，也许是第一次听桂梅说出如此私人的激情，而她结尾那句，“回想起来，那已经是我青春期的尾声了”，几乎让我把持不住。我莫名其妙想起信徒保罗的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一下子也似乎体认到了桂梅声色不动背后所藏起的岁月风霜时光刀剑。哦，这是多么小津，当最好的时光前来谢幕，我们的主人公也只是说一句，“多好的天气”。

但桂梅又不是完全小津的，因为她没有一点点中产气息，很多时候，她的观察方式更木下惠介。我的意思是，她更庶民，只是她用小津的方式克制了木下的抒情冲动。你看，桂梅也像普通游客一样把西日本的景点走遍，把古城古寺古佛描绘，但是，《西日本时间》区别于一般游记的是，风景展开，我们看到了这块交织着古典与现代地方的日常人事。食堂阿姨找钱的时候，会托住你接钱的手掌，把硬币放在你掌心里。陡峭的天守阁，直立才能攀登的楼梯，父母放心让四岁的孩子自己走。还有那樱花季里的老夫妻，仿佛走累了歇个脚，在马路边的一棵樱花树下坐下，丈夫沉默地喝啤酒，妻子安静地看花和赏花的人。

我把这些细节挑出来，排在一起它们好像蒙太奇一样，但这些情景描绘其实是这本书的舍利子，这就像，我们欣赏木下的电影欣赏小津的电影，让我们体会到最“日本性”的东西，恰是最司空见惯的那些场景，那洗不完的衣服，吃不完的饭。所以，有时候桂梅的理论兴趣出来挤开这些场景的时候，我就很矛盾，既想听她多说说那平常的日本，又想知道她到底如何评价当下的日本种种。

夹叙述夹议论夹解释夹考证的方式，是此书的风格，我不知道还有谁的游记比桂梅写得更立体。我在很多本书里看过“忠臣藏”和“空海”的故事与传说，但是桂梅的描述如此令人信服地把彼国的历史和今天带到我们跟前，让人对“四十七义士”有了新理解，对四国八十八所寺庙，生出悠远的想象。

不知道桂梅以后还会不会再去写这样奢侈的随笔，对我来说，散落在这十九篇随笔中的“微风”和“稻田”，“蓝天”和“大海”，因为经过了桂梅的“凝视”，全部变得熠熠生辉，这个，又像小津镜头里的米饭又像木下电影中的雏菊了。而那些街道，那些器皿，那些住家或寺庙，那些日本生活中的平常风物，被陌生的中国眼睛看了又看之后，似乎从历史中醒过来那么一刹那。因为这一刹那，我们得以既看到日本，也看到自己。

每本书都有自己的故事，只是有的精彩、有的平淡而已。作为一个学术行当的从业者，在已出版的几本书中，这本非学术类写作的小书，却可能是我觉得最有“故事”可说的了。

一

这本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三年前。2010年元旦过后的一个夜晚，在北京西郊的一个羊蝎子火锅店里，我们几个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师友，聚在一起为来京的滨田麻矢老师接风。滨田是神户大学文学部的负责老师，也曾是我们读研究生时的同学。当时我已由中文系决定，派去她那里讲学。酒足饭饱之际，在三联书店工作的郑勇，忽然拿出编辑兼师兄的架势，建议我去了日本可以写写游记类的文章。这对我可是全新的想法。我想都没想便笑着敷衍他：不是谁出国都能写游记的啊。

但是后来，在客居日本的那些寂寞而有些百无聊赖的时刻，郑勇的提议却忽然来到心头。于是，在神户市中央区那个叫生田的宿舍里，我开始了写作。那套宿舍有三间小屋，南面向海，可以看见远处红色的神户塔和大阪湾一角，北面靠山，在室内打着字，抬头就可以看见山坡上摇曳的野草。回京后，有时我会怀念在那里度过的日子。它几乎成为我在日本生活的一个象征：独处一室，仿佛飘浮于异国生活之外，却靠着写作，把许多身内与身外的经验转化成了文字。

人在极度陌生的环境中，便会对身边的事物格外关注。那时的我不只是看关西日本的名胜古迹，也会把日常生活中人们会忽略的一切当成风景来观看。而且，因为游离出常规的生活情境，自己与他人过去的经验、旧事与文化记忆，都会立体式地涌现在眼前。黄昏的时候，从山下的超市买了菜，独自一人走过高高的过街天桥，便想起这条繁华的主干道，当神户还是个小渔村的时候它就存在了；辽远的蓝天和绚烂的晚霞之下，在无数的楼宇与巷道之间，是千百年来就如此生息的陌生人群……这时，远在大海那侧的北京和我少年时代生活的江南乡村，也都作为我身内的“中国”经验一起涌现，成为我书写的对象。

我在看日本写日本，其实也是在看自己写自己。在许多时候，我所看到的关西日本的天地山川、草木土石，以及作为它们的文化形态的“物”：寺庙、佛像、社区空间、文化景观……都成了我理解世界、理解日本文化以及人群存在方式的某种“能指”。而且，我那时最关心的学术理论，乃是因“中国模式”论争而起的“文明”论，因此格外有兴趣去发现在漫长的历史中那些不变的物的形态。我由此去认读作为与中国不同的另一种（亚）文明形态，日本如何呈现为最日常的景观，一种“看得见”的文化形态。

回想起来，这本书不同于一般游记的地方，或许就在于这些极为内在而主观的层面吧。精神分析理论说，语言起于欲望匮乏的时刻，比如孩子只有在母亲不在身边的时候，才说出了第一句话。我身内的中国经验，正是在中国不在场的时刻，突然变成了可说的对象。同时以此为参照，得以看见了日本。

二

我相信这样的感觉，对于陪同我一起游玩的阳子夫妇也是一样的。一定有某种旅游活动之外的东西，使我们这样乐此不疲，跑遍了关西地区。如果说对我是了解了陌生的日本和重新理解了中国，那么，对于阳子夫妇来说，这也一定是一个重新发现日本的机会吧。

我回到北京后的一个月，阳子到了浙江大学，作为日本交换生留学一年。她原来选定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研究延安时期的女性。她对经历了社会主义解放运动的中国女性历史，有一种日本女性特有的热情。为了让她亲身考察历史现场，去年国庆节假期，我、阳子和我的学生亚亚夫妇，我们四人一起从西安开车到延安，然后，跨过黄河横越山西回到北京。这一趟漫长的汽车之旅，不知道阳子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中国大西北高原的雄壮景观，让习惯了日式风景之精致的阳子大开眼界吧。同时，西安街巷背面，反日游行的人群在墙上涂下的标语，也一定让她这个日本人心惊肉跳。一年后，阳子离开浙江大学归国时，她的论文题目改了，变成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日本战败到美国离日这段时间，在美国、日本、中国的三元关系格局中考察“反美扶日”问题。我跟她开玩笑：你终于还是选择了日本的题目。不过，这次却是真正具有国际视野和现实关怀的日本题目。

阳子的丈夫秀树，我们在逛遍关西的旅途中，曾以阳子为翻译，讨论了日本与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当然，是就我们的经验和能力所及的讨论。他那时是大阪市市长桥下彻组建的新党“大阪维新会”的成员。其中许多话题，也是维新会活跃成员讨论的内容。我的存在，使他的关注有了一种国际性的视野。他有越来越明显的热情，关心日本的历史与现实。阳子说，他会在周末的时候到神户三宫最热闹的书店坐上一天，就为了读一本日本外交史；阳子不在家的这段时间，他经常和维新会的狐朋狗友们喝酒到半夜才归家，聊的都是“政治”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他还是个普通市民时，是不会去想的。今年刚过去的10月，因不满于桥下彻的右翼对华政策与亚洲政策，秀树退出“维新会”而加入民主党，并参加了神户市议员的竞选。虽然最后落选，但据说已成为关西地区的政治新秀。阳子给我传来他在党部竞选时的照片：秀树的image西装革履、精明干练，显得非常有“派”，不过憨厚的笑容，让我认出还是那个诚挚可靠的秀树。

阳子和秀树的故事，我觉得是这本小书最为精彩的余响。这使我们曾经有些没心没肺的游历，变得有了实实在在的内容。我们都在关于对方及其国度的认知和了解中，确定着作为一个具有良性互动关系的国族主体实践的可能性。这么想想，我的这本小书，我专业研究之外的第一次“业余写作”，也有着和秀树的竞选、阳子的选题同样的意义吧。  三

这本书在日本期间就完成了大部。回到北京后，追加了《神大的学生们》与《告别神户》这两篇，形成了目前的格局。不过，书的故事却还没完。

因为这本书，我和我北大的学生们建立起了某种更密切的关系。因为是第一次写日本，对其中涉及的许多历史与文化知识，我确实毫无把握。我要谢谢陈欣瑶、朴婕和卢冶，她们替我校对文字，并指出了书中不少的知识性讹误。作为老师，在专业著作方面我大可颐指气使、命令她们必须“学习”，不过，在关于日本特别是日本大众文化方面，她们却非常积极地要充当我的老师。这本小书的题目，就是朴婕拟定的。卢冶则帮我校订了书中涉及的佛教知识。她们还非常热情地向我推荐各种动漫，认为我在关西景点中发现的日本文化，其实也同样甚至更好地体现在日本大众文化里。这些“80后”的学生们，在她们成长的年代，日本动漫是一种被普遍分享的消费文化。这种文化其实已经完全不能为国家所限，而成为东亚区域乃至亚洲地区跨国性文化流动的一部分。我也因此有机缘进入《虫师》的世界，在增田俊郎美妙而空灵的音乐中，很小资地于秋日午后享受一下情绪的体操式滑翔。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这本书，我得以“成功”地“转型”为报纸的写作者。我此前所写的都是学术论文，因此打交道的都是期刊的编辑。有过一两次报纸的约稿，最终都被以客气的“不适合在报纸上发表”为由退了回来。不过这本书中的许多文章，却成功地进入了报纸，我也因此结识了三位新的编辑朋友：主持《中华读书报》“思想”专栏的赵晋华、《文汇报》“笔会”专栏的谢娟和《北京晚报》“人文印记”的孙小宁。她们大度地发表了这些书中的部分文章。更好的是，我还因此分享了孙小宁关于宗教、日本游历的文字，长了许多见识。在为她们的专栏炮制文章的过程中，我需要将长达万字的散漫篇什，强行浓缩成三千余字，因此充分体会到了“咬文嚼字”的痛苦与乐趣。

因为这本小书，我得以与毛尖成为朋友。虽然要说起来，十年前我们就认识了，不过一直是那种互致敬意、却很少交流的准朋友。本书的责编振峰，希望我找人给书写一篇序。在我列出的名单中，作为毛尖铁杆“粉丝”的她，一下就认准了毛尖。这当然是毛尖和她的“粉丝”之间的事情，与我无关。不过，我也因此沾了不少光。有一两次，我偶然和学生说起毛尖为这本书写序，她们的眼睛会突然一亮，让我顿时觉得自己长了不少身价。毛尖感性而形象的文字，有一种直达核心的机智和锐利。她在文中列出并称之为“舍利子”的那些意象，确实是我写作时曾经最有感觉的地方。她说在这些文字中读出了小津和木下，同样令我惊诧。在日本的闲暇时间中，我第一次开始集中看日本电影。小津安二郎迷住了我。这或许与人到中年的心态有关，喜欢的不再是强烈、夸张的形式，而是平淡无奇中的深情。同时，借助小津，我理解了何谓日本式的“物哀”，并与我所关心的长时段历史视野中“物”的理论联系在一起。在意识和情绪中出现的这些，或许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到文字。毛尖能火眼金睛地读出背面的小津，让我大感惬意。

还要提到振峰。她是这本小书后期工作中最重要的人物。今年年初，我将书稿交到她手中的时候，还是面目不清的未完成品。振峰从书的题目设计、篇目安排，特别是版式与画页的选定，还包括如何发表、宣传等，都和我一次次商量。我们因此约会了无数次，振峰也从我的学生渐渐地变成了我的朋友。

最后要提到的，是我五岁的儿子。本来我决定去日本，是为了让他在上学之前体验一下海外生活。但是临到办手续时才发现有许多问题，他不能同行。这使我在赴日前的那段时间充满了懊悔。如果他和我同去，这本小书会是另外的样子吧，更有可能的是，我根本就不会写这些文字。在日期间，最大的焦虑和不安就是对他的牵挂。为了他，我在日本不足十个月的时间里，在北京到大阪之间奔波了七次。最开始的写作，有很大部分也是为了排遣这种担忧。同时，也常到他幼儿园网站上的班级主页为他写日志，希望他能认字的时候，可以看到妈妈为他写的文字。不过，小家伙自己也很有收获。我不在家的周末，为了给他散心，爸爸带着他去逛地铁。没想到他由此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地铁小男”，坐遍并记住了北京地铁的每一条线每一个站。现在，每次出门坐地铁，他都是我们从不会出差错的小小活地图。

四

关于这本书涉及的人与事，我还没有提及日本的师友与学生。我在日本的工作和生活中，遭遇那些语言不通而又无法自己解决问题的时刻，许多人给了我切实的关心和帮助。我要特别谢谢滨田老师：因为她，我才在神户大学工作得更为舒心；也因为她，我得以结识了关西中国学界的许多朋友；特别是因忧虑于孩子的精神状态，我表示希望提前结束任期时，她代表日方学校主动和北大中文系领导联系，让我提前半年归国。最值得怀念的，还不是这些正经的事情，而是我们俩一个“烟鬼”一个“酒鬼”相对畅谈的那份默契。感谢尾崎文昭和西川老师，他们虽远在东京，却还替我做了许多细致而善意的安排，让我感到了亲人般的温暖。感谢曾把我从神户一路领到东京去开会的绪行康老师，我们在新干线上的愉快交流至今令我难忘。感谢坂元弘子和石井刚老师在东京时对我和阳子的招待。还要谢谢神户大学文学部的釜谷武志老师和学生们：藤真丹、李宜霖、董海香、王飞、汪潇晨、施元昊、窦新光、久保萌子、岩田葵、山木爱莎子、高田道雄，以及“特殊学生”石川太太，他（她）们给了我许多热情的帮助，并一起分享了许多愉快的时刻。我也想借这本小书谢谢所有曾给予我帮助的人，熟悉的人们与萍水相逢的人们。

在中日关系紧张的今天，这本小书的故事又多了一份涵义。书还在日本写作的过程中，发生了钓鱼岛风波。此后，一种内在的紧张和焦虑就一直附着在这本书上。以致书稿完成了大半年的时间，我也没有确定是否需要将它出版。

在我们这个号称“全球化”的时代，遭遇如此紧张的国家关系，它所引起的困扰，可能远大于彼此隔绝的“冷战”时代吧。我后来了解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把部分老师派到日本（也包括亚洲其他地区与国家）的大学去讲学，是1978年中日建交之后两国知识群体发起的一项非政府交流活动。借此，中国老师可以作为普通人了解日本社会的一般情况。在1980年代，两国经济水平还很悬殊的情况下，这种学术交流还带有给中国老师“扶贫”的好意。但是到今天，就主要是一种普通的国际学术交流了。说起来，今天中日关系的紧张，虽然牵扯到许多历史与现实的问题，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原有的关系格局被打破了。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基本的力量对比。这使得中日两个国家看待对方与自己的方式，特别是美国的亚太地区政策，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以一种良性的方式应对这一新的局势，可能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吧。我们可以在敌对之外有另外的选择吗？毕竟没有谁会成为战争的赢家。

这本小书的后期写作过程中，这样的问题对我变得格外真实。在日本的许多时刻，我从来没有那样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国族身份。想起二十年前，年轻的王安忆第一次游历完美国，在上海蜗居回想的时刻，她忽然“深觉着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百感交集，千思万绪涌上心头”。重读王安忆在“寻根”时期写下的这段文字，让我感同身受。在遭遇日本的过程中，这种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我不希望只停留在悲情的受害人意识或民族主义式的刺激反应上。批判日本右翼是重要的，同样重要的还有在了解、认知的过程中，寻找中日两国普通人沟通的恰当方式。在这样的意义上，这本小书如若可以让读者在体会一段海外生活的感性经验之外，如毛尖所说，也看到一种“常态的日本”，那或许是它最好的效果了。

2013年11月22日

以“物”观物，在西日本的情境中，最大的感受便是意识到“现代”的有限性。我常常发现，关西日本在总体的社会文化氛围、在旅游景观的构造、在日常社区的布局上，弥漫着某种不同寻常的古典与现代交混的暖昧氛围。与我们常常在中国社会体会到的那种现代与传统间强烈的断裂感不同，西日本的时间似乎是“停滞”的。在漫长的历史中，有许多物的形态却是稳定不变的：不用说寺庙、神社这些宗教场所，也包括建筑格局、民间节日与仪式、日常社区的布局等，最重要的，或许是地理空间与人群居所千年不变的关系形态了。这些物的延续性，仿佛使得古代、现代甚至当代，都置于同一历史平台之上，因而使人产生一种奇特的时间感受。

——贺桂梅

不知道桂梅以后还会不会再去写这样奢侈的随笔，对我来说，散落在这十九篇随笔中的“微风”和“稻田”，“蓝天”和“大海”，因为经过了桂梅的“凝视”，全部变得熠熠生辉，这个，又像小津镜头里的米饭又像木下电影中的雏菊了。而那些街道，那些器皿，那些住家或寺庙，那些日本生活中的平常风物，被陌生的中国眼睛看了又看之后，似乎从历史中醒过来那么一刹那。因为这一刹那，我们得以既看到日本，也看到自己。

——毛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