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脱胎于作者张冠生，记录跟随费孝通先生出去考察，参加会议等的日志。全书详细描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到山东、温州、江苏、浦东等地考察的情况以及演讲、活动等，阐述了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现状和将来发展道路的建议和思考。从中可以看出费孝通先生这位社会活动家心系中国农村发展、城市建设之高尚情怀。

作者张冠生当过研究机构职员、记者、编辑、公务员，曾长期为费孝通先生当助手。《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即是从他陪伴费孝通先生在全国各地调研时所写的“田野调查日志”整理而成。所选的十一篇文章，成文于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八年间，以讲话实录式的全景方式呈现了费老的所言、所思、所行，不仅有详细的时间、地点记录么，也包括所调研地区的特殊史料。这些记录均是作者亲身经历，为研究费老思想的人，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变迁的人，提供不可多得的材料。

我的后台梦(代序)

田野和大师

横贯山东的一次调查

在北戴河起草文章

重访温州

访问江苏

苏南、浦东考察

京九铁路沿线地区考察

吴江谈话(上)

吴江谈话(下)

北京一日谈

深圳访谈(上)

深圳访谈(下)

后记

自《江村经济》开始，费孝通在人类学范围内格外关注经济发展问题。这种学术倾向在80年代之后其参与的各项社会调研中清晰可见。《田野里的大师》也据实收录了费孝通关于区域发展的思考过程和具体意见，难能可贵。在费孝通所处的时代，尤其是后文革时期，经济发展无疑是社会生活的重中之重。与之相对应，“志在富民”把握了时代呼唤。这个呼唤并不是某个超有机体的诉求或某种“法则”使然。回归到社会中，“求富”实实在在是当时民众的普遍愿望。对经济的关注因此并不只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背后是在给定时代特点下对社会整体性的细致把握。不妨做个设想，一种情况是以长江为轴，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京九线串起了糖葫芦，淮海和中原经济区托起黄河流域，东北依托俄罗斯，西北依托内陆贸易。另一种情况是有若干特大城市，却对周边缺少辐射作用，城乡差别不单存在于经济层面，同时存在于社会生活乃至思维模式各个层面，国家总体呈现阶梯式的“集欧亚非于一身”，一边是高生活成本导致的逃离北上广，另一边是价值冲突导致的逃回北上广。哪种情况下的社会更令人向往呢？《田野里的大师》中就藏有费孝通给出的答案。他对经济的关注并不排斥对其他社会层面的关注；相反，经济被当作桥梁或突破口，以此带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革新。参照韦伯对行动所做的划分，我们发现，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是方式，而多元多维度的社会发展才是目的。

据此，若将费孝通看作经济决定论者则是彻底的误读。作为内部世界整体的人与其所处的外部世界处在不断的往复中，人在内化他所面对的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外化他的内部世界。如此一个过程造成了同时发生、看似冲突却相辅相成的结果：人被外部世界塑造，反过来又塑造了这个外部世界。正是这样一个过程联系了“自我”和“他者”，社会因此得以可能。经济是塑造这个“不断的往复”的一个方面。而对社会的理解也必须建立在对经济及经济和人之关系的正确理解之上。

对经济和人之关系最荒谬的误读就是将经济作为毒瘤，将经济发展作为堕落，认为涉及经济发展就是错误的，进而形成一种“竞穷”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背后是一种远古即有的道德遗留。既然“为富不仁”，那么“仁”的必要途径就是“不富”。只有受穷才代表着道德的高尚。道德于是脱离了具体生活和其中的人，变成某种传统或是固化社会机制的制约（或许有必要思考政治和道德的关系）。而对这类道德本身是否道德的争论应该会一直持续下去。

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探讨了货币和人的关系。人在不断上升的群体性生活中塑造了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反过来，货币作为社会联系将人从分散的并列状态联系成相互作用的群体，同时赋予不同人以相似性和差异性。而社会联系或社会形式并不仅限于经济层面，友谊、婚姻、权力等类似的形式相互交织并作用着，织成了我们的生活网络。

我无从知晓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对此观点的态度，却体会到其经济实践与此观点高度的统一性和互补性。一方面，人并不是“看不见的手”所指引的玩偶，而首先是生活中的自身。同样，经济在其生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么某种经济形式不该再是强加到社会人之上，而应该是顺应他的需求，立足于他所处的环境所自然萌发的。于是，对于一个社会科学学者来说，听取诉求而“替他们想办法”，比制定所有人都必须强制执行的整体性经济政策更切合实际，更符合生活这个目的。抓住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书中的一些事例。例如，在实地走访温州个体商户后，费孝通所关心的是如何按照他们的需要，建立一套“赚一百六十块钱”而不只是代加工的那“四十块钱”的体系。这也才有了开拓内地市场的需要。PⅫ－XV

二○—○年八月，海豚出版社精心策划的“海豚书馆”与读者见面，之后我们陆续推出了“海豚文存”“祝勇作品”“独立文丛”“董桥精品系列”“海豚小精装系列”等高品质图书，在业界得到广泛赞誉，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目前，“海豚书馆”已有六十五种，其他丛书也在陆续面世。每套丛书，我们都邀请名家担任策划人和主编，力求荟萃海内外名家优秀作品，展示近现代人文经典著作，以精装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读者。

为了满足不同读者的要求，我社从上述精装书中精心挑选了广受读者欢迎的几种图书，重新设计封面，以平装形式出版，价格更加贴近大众的读者。这就是我们新推出的“海豚简装”。这次我们推出《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的简装本，以飨读者。

有一次听费老聊天，先生有段话是这么说的——

“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怎么才算真正看懂呢？光是看我写的文章，我出的书，你能看出观点，找到根据，知道我的主张，你觉得看懂了，可能只懂了一部分。文字后面的东西你不知道。只有了解观点、根据、主张是怎么来的，看见了文字后面的东西，才能说得上真懂了，才会有真正深刻的理解。”

又一次，费老对他的学生说：“很多事情，要跑到它背后去看，才能看出名堂。”说的应是同一个道理。

从费老田野调查日志中整理出这本小书，是想借助这些素材还原他田野工作的一些实况，显示“文字后面的东西”。如果有读者想知道他的文章和书是怎么来的，他的思想是怎么来的，希望这本书能有所助益。

至少，费老是希望有机会“讲讲自己这套想法是怎么来的”。

先生还说：“我的东西通过记录之后，将来还可以影响别人。”

但愿这本书对留意中国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读者有点积极影响。

张冠生

2013年秋

搞调查，最好能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长一点。我以前就是这样的。现在不行了。一个是年纪大了，一个是还有个身份，官场讲这一套。一去，人家就当是领导来了。想看的地方，人家不给你看啊。……本来是想看个农户，同老乡聊聊天，看看他的生活，问闫他的难处，可是一去一大堆人，当地领导也跟着，就不好讲话了嘛。

……我年轻的时候，单枪匹马，一住很长时间，每天就在农民的生活里，听的看的，都是真情况。郡才是调查嘛，如今人老了，身份也变了，社会风气也变了……我还是想接触点社会的实际情况。跑到外边，跑到农村，即便看不见真正想看的，总还是多少接触到一些基层的情况。

……我想从农民的穿衣去看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他总不能把人家的衣服都换了；我要从一个地方的烟囱多少去看那璧的工业化程度，他总不能栽点假烟囱吧。——费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