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鲁迅》是鲁迅先生的传纪，从鲁迅的出生，点点滴滴地一直谈到他的逝世。作者林贤治细腻、人文的文笔，呈现一个热血又文艺的鲁迅。是真正读懂、读透鲁迅的一本书。这部传记中，不仅倾注着林贤治对鲁迅作品的深刻理解，而且更大的价值在于对鲁迅的思想与人格作出精彩而独特的分析与见解，这部书犹如一部鲁迅思想的饕餮盛宴，值得认真品读。

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指出，发端于19世纪文明的新精神，实质是一种反抗精神。林贤治编著的《反抗者鲁迅》将鲁迅定位为一个“反抗者”的角色：与兄弟决裂、与政制斗争、与文友论战。充分体现了鲁迅的战斗精神，表达了一种战士的孤愤。

《反抗者鲁迅》是“一个人的鲁迅”系列书籍中最为生动并富有趣味的一部，为读者直观形象地了解与还原鲁迅一生提供了参考。

出生地

在底层

十字路口

动荡中的火山口

幻灯事件

东京：文学计划的流产

革命前后

铁屋子里的呐喊

目录

反抗者鲁迅

彷徨时期

旋涡中

孤岛

革命策源地

被梦境放逐的人

革命文学家的围攻

“左联”时期

救亡与启蒙

解散“左联”前后

仆倒

十字路口

丧父之后的鲁迅，艰难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

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边缘人”。母亲在家徒四壁、生计几乎无法维持的情况下，仍然让他读书，希望他继续走科举的道路。但是，两次变故的巨大阴影笼罩着他，使他对于“正路，，充满厌恶和畏惧。而作为一个大家族的嗣子，除此又能做什么呢？当地读书人最常见的两条出路是做幕友或是做商人，其实是权力和金钱的奴隶，这是他所不愿为的。然而，他已自觉长大成人，总不至于像家族中的其他子弟那样，自甘堕落为游手好闲者，甚至“破脚骨”；自然也不会抛舍文字，去做那类虽则自食其力却如牛马般惨苦、麻木而忍从的劳动者。他处在社会和家族的双重胁迫之中。《朝花夕拾》中有一篇琐记，说在这样的时候，居然还有流言说他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使他觉得真如犯罪一般。于是，他决计出走。“但是，哪里去呢？”文章回忆道，“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一个变动的时代为个人出路准备了意想不到的新契机。

物极必反。清政府统治中国二百余年，最后一样跳不出一治一乱的周期率。改革势在必行。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外部压力——从洋枪到洋货——加速了这种来源于统治集团内部旨在苟延残喘的变革。从戊戌政变可以看到，即使反动如西太后，血洗了一个政改班子，却仍然得以以改革家的姿态亮相，可知到了世纪末，历史的时针已经无法逆转。虽然，改革进展缓慢，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迟迟不见实行，但是，在教育制度以及言论出版方面，则相对宽松许多。这些末代统治者，比起大兴文字狱的先祖来，并不晓得意识形态的厉害。这种无知，正好使整个社会受益。这时，中西学堂出现了，洋学堂出现了，《知新报》和别的报纸以及一些翻译的洋书也都相继出现。陌生的世界成了一种诱惑。长期遭到禁锢的大脑，从此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在绍兴，鲁迅同样可以看到《知新报》、《点石斋画报》、英人傅兰雅编著的《格致新编》等新颖的读物。可以想象，现代科学知识和各种文化信息给他带来怎样的骚动。这同他选择洋学堂的道路，即所谓“把灵魂卖给鬼子”是有联系的。当然，他先后入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不用交付学费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他没有退路。他太需要自立了。

水师学堂的官办色彩相当浓厚，到处乌烟瘴气。而鲁迅的观念也不见得很明澈。在此期间，他曾经同周作人一起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不论出于何种原因，行为本身是倒退的。幸而，这种歧路彷徨的阶段很快终结了。

一所新型的学校拯救了他，在矿路学堂里，虽然学的汉文还不脱老八股，但毕竟有了不少新科目：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以及德语。特别是地质学和矿物学，对鲁迅来说，是十分刺激的。整个课堂设置是西式的，连教科书也用洋书。第二年，总办换成新党人物以后，学校的空气便变得更加活跃了，鲁迅有一段文字，生动地记录了新党出现的情形：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这时，看新书的风气在学校流行起来。鲁迅怀着急迫而兴奋的心情，阅读了严复编译的《天演论》。该书原属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译者将导论及本论译出，其实相当于改写，结合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实行人治，同归于天演”的思想，外加按语，独出机杼地作了革命性的阐释。其中，着重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为国人撞响救亡图存的警钟。

《天演论》于1898年出版，随即在知识界引起巨大的震荡。鲁迅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危机感、斗争、科学和进步，从此成为一生中的基本信念，即使后来接触到其他不同的学说，对此也不曾有所动摇。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一面加速陆沉，一面奋力崛起。义和团运动以一种畸形的集体性行为，试图依凭传统的单向方式，解决帝国列强势力所强加的殖民困境。这种民气，很快随同圆明园的大火一起湮灭了。救亡的重任，自然落到蜕变的封建士人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他们深明所属的两难处境，因此深知，必须承受难堪的历史屈辱，向强大的敌手学习生存。由于目睹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迅猛发展，尤其接受了庚子赔款的教训，中国朝野上下，都把它看作学习西方的最切近的跳板。1896年，清政府派遣13名学生留学日本；至1906年，十年问在日的留学生总数共达12000人，形成一股留日的狂潮。

鲁迅正是在这一潮流之中，作为官费生，由学校选派到日本去的。此间是1902年。

P9-15

林贤治的文字既有卢梭式的愤激与直白，又有培根式的犀利与明澈。

——摩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