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逃避东亚审判，命令销毁但被秘藏的《大本营机密日志》深度曝光

小代有希子编著的《躁动的日本》是一部富于探索特色和激发讨论的著作

对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乃至因其存在而加重的东亚民族间的历史和解问题，都必须从问题的本质上着眼，才能看到究竟，觅寻到解决的路径。

诈死的帝国？

战败前日本对“欧亚—太平洋”地缘政治思考

历史审判了日本战犯，却遗漏了它的帝国野心

战争：日本狂妄吗？扬言发动侵华战争是为了确保中国在世界文明这一大框架下完成死亡到新生的周期？

败局：日本愚蠢吗？日本挑起战争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二战”最后阶段，日本在中国和朝鲜设下了怎样的局中局？

野心：日本认命吗？号称无条件投降的日本早已在亚洲大陆布下陷阱？一旦东亚局势不稳，军国主义的阴魂会不会伺机复活？

日本战时领导人坚信，选择最合适的方式和最佳时机结束战争，能让日本保持大国地位，或者至少保留重建的基础，以便日后再度崛起成为强国。

小代有希子编著的《躁动的日本》是一部鲜见前例的绝密档案研究，再现日本官方对亚太地区的战局推测及战略考量。

日本打着解放亚洲的旗号悍然发动侵略，并邀请苏联加入轴心国，憧憬建立一个称霸世界的欧亚帝国？

“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观察和预测？它早已知晓最后统一中国的人将是毛泽东？

原子弹并非日本投降的直接原因？早已密谋全身而退的日本，直接塑造了苏美冷战、朝鲜分裂、蒋介石败走的历史格局？

“二战”后，日本主流学界对战败的叙述总跳不出“太平洋战争”的桎梏。这种历史观导致战后日本人对亚洲侵略行径的集体遗忘。亚洲要想走出战争的阴影，首先应充分发掘日本战时制定的“欧亚—太平洋”战略思考与规划。

作者找到了日本内阁、外务省和帝国大本营销毁的机密文件等一手资料，还原了战前日本与俄国的亲密关系、战时日本对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评价以及随着败局日显，战时领导人制定的生存策略，并客观公正地详述了日本称霸全球的野心。

日本史学界的深刻反省之作。

前言 被“选择性遗忘”的战争及不为人知的战略思考

第一部分 “二战”前复杂多元的对苏战略观

第1章 寻求主导地位：向左苏联，向右美国

 《苏日中立条约》：企图改变东亚格局的战略性目标

 近代日本：激进思想和革命运动的交汇

 预判战后地缘格局的洗牌

 邀请苏联加入“轴心国”新秩序

第2章 “大东亚”精神：占领亚洲的理想蓝图

 拉拢俄国人实现泛太平洋理想

 国际社会的“名誉白种人”

 《喀秋莎》风靡日本

 叶卡捷琳娜和她的日本爱人

 伪满洲国的“哈尔滨组织”

第二部分 考量东亚大陆的霸权争斗及其归趋

第3章 在东亚创造权力平衡的理想状态

 抗衡国民党—华盛顿联盟

 丧心病狂的日本兵士及腐败的军事集团

 反日情绪与民族革命的成功结合

 国、共、苏的三角政治

 “佐尔格间谍组织”与“大陆跨越计划”

第4章 朝鲜：太平洋与欧亚大陆的战略通道

 对日朝一体化的“和平试探”

 消极被动的机会主义者

 一边忍受家长式统治，一边遭受骂名

 开辟远东第二战场的补偿条件

第三部分 谋求战后苏美在远东对立的局面

第5章 和平斡旋：争夺优势而上演的闹剧

 “尊重”苏联对南库页岛的索取意图

 《近卫备忘录》：和平主义者之谋

 “以敌制敌”的终战策略

 如何在美苏争端中夹缝求生

 “麦淇淋式马克思主义者”

第6章 挫败苏联独霸东亚的野心

 “绝对国防圈”策略

 “大津号作战”计划：应对美苏双线进攻

 中美联合的“黑金刚石行动”

 朝鲜半岛：美苏角逐控制权的舞台

 四国托管的复杂政治局面

第7章 不可一世的帝国：瞬间崩塌

 “三位一体行动”：“小男孩”与“胖子”唱主角

 对《波茨坦公告》采取“默杀”态度

 摸不着头脑的投降方式

 日本没落后，谁能攫取最大的利益？

 附录《关于接受三国公告事宜》

第四部分 虚构战争史：欧亚的销蚀

第8章 回顾战争：美国造成了日本的“拒不认罪”

 仁慈的上帝、精神的复燃和人性的进步

 “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计划

 红色中国：美日安全同盟框架内的潜在敌人

 日本文学里的侵略史

 走出超级大国意识形态所定义的历史

后记 重新认识历史，才能真正走向和平

尽管日本的战争策划者一定不希望苏联替代美国、日本成为“亚洲领袖”，但他们也清楚苏联会影响亚洲地区的权力格局。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日本与苏联的关系存在着重重矛盾，这极具讽刺意味。作为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公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一点颇受整个东亚地区的民族独立主义者，尤其是反日反殖民主义人士的欢迎。苏联具有亚洲国家的文化和种族特质，而这是其英美盟国所没有的，这一区别不太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疆土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与中国、朝鲜接壤，且拥有亚洲原著居民。反布尔什维克的难民在涌入日本和伪满洲国的时候带来了俄国文化。伪满政府秉承“民族和谐”的口号，允许这些俄国人与当地的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和蒙古人共同生活在一起。由于没有明确的目标、使命和自我认同，而且其对手和盟友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欧亚一太平洋战争”逐渐演变成一系列松散的战役。日本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具有多面性，因而被赋予不同的名称，每个名称都具有不同的意义，如“大东亚战争”、“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十五年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美日战争”、“远东战争”、“英美日战争”、“苏日战争”，以及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亚太战争”。对于日本战争没有一个公认的名称，一方面说明这个民族对“欧亚一太平洋战争”的记忆是支离破碎的，立场是错综复杂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很难从世界历史的视野来全面地叙述这场战争。

“十五年战争”强调的是日本侵略的长期性及其造成的巨大悲剧。“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强调日本与轴心国之间的关系，并把这场战争纳入到欧洲战争的大背景中来。“太平洋战争”侧重于表述日本战时把美国作为主要敌人而在战后又与之结成盟友。“中日战争”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罪行，呼吁日本与亚洲各国和解，倡导日本民族和亚洲各民族的和谐。“亚太战争”是20世纪90年代造出来的新词，意在反映日本战争的多重性。然而，这个名称却遗漏了日本在欧洲的战场，更重要的是，没有反映苏联与日本在战时的外交关系与军事交涉。

“苏日战争”的说法是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在日本国内兴起的。正因为苏联是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两大战场的关键纽带，对这个纽带避而不谈会把这场战争从一个本来错综复杂的整体简单地划分为各不相干的两个部分，同时也模糊了那些造就日本殖民帝国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

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下，官方的历史记载中，日本战争的复杂性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当日本人民开始进入战后反思时代之际，民众反思日本仅仅被美国打败，觉得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虽然日本政府在1956年宣布反思时代结束，然而这种反思状态一直在持续。即使是1989年裕仁天皇的离世也没有终结这种反思。日本仅仅对美国投降这一叙事，没有结束日本作为殖民帝国的历史。相反，这一不完整的叙事反而阻碍了日本殖民帝国历史的终结。而日本人民仍然必须面对由他们所发动的战争带来的后果，因为现在的东亚，例如中国两岸分治和朝鲜韩国分裂，恰恰反映出他们战时的战略思考所造成的后果。太平洋战争叙事的局限性，使日本不愿意正视它的殖民历史。要想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首先应该充分发掘日本战时制定的面向整个欧亚大陆和太平洋的战略思考和规划。P11－12

在外交史学界，对堪称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外交路线总设计师的原首相吉田茂以下的外交史评述该十分熟悉：“采取亲英美的路线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的外交传统，从历史大势来看，自“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过程中日本对美英等国的疯狂，并非日本的本来面目，那不过是‘一时的变态’”；长期以来，诸如二次大战中日本毫无战略考量，尤其是对苏战略更可谓“幼稚之极”一类的言说，也是在历史评论中一直占着主导地位的。所以，我因偶然机会得获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小代有希子先生这部费时十余年撰就的日本战争战略论著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竞一夜就把这部“磨剑之作”读了个通透。

《躁动的日本》广泛使用日本政府及军方的机密档案等一手资料，以其独特的视角考察了至战败投降前日本帝国的国家战略尤其是对中苏美三国的政策观，并借此对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战争和解问题进行了思考。本书除了前言和后记外，正文共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追溯日本与俄（苏）美两国的交接史，呈示了日本社会复杂多元的对俄（苏）观，一定程度上摇动了流行于民间和学界的即自甲午、日俄两战争之后俄（苏）一直被日本社会视为宿敌的战略史观。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日苏美等国二次大战前后在中国、朝鲜半岛的霸权争斗及其归趋，其中揭示日本高层判断国民党将为中共取代、未来中国乃至东亚必沦为苏美两强决胜空间的战略论，颇具冲击力。

第三部分的出彩点在于作者挖掘出了于败绩日浓背景下仍不减骄横的帝国统治者尚能保持冷峻的侧面，即其不仅制定了避免同时与苏美两军对决作战、以及为保持朝鲜半岛而体面退出战争的战略计划，而且并非对苏联由友变敌的倒戈没有精神准备，相反作为战略目标更希望降于苏联而非美国。

第四部分正如“虚构战争史”的题名所示，作者据以日本战争战略展开的经纬，尝试对战后国际政治具有压倒影响力的美国战争观进行质疑，鲜明指出“重美国轻亚洲”的美国式战争叙事及其思想根源的问题性，在此之上探寻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难释重负的症结所在。

显然，本书不但驾驭资料和再现历史过程上颇具功力，而且也称得上是一部富于探索特色和能激发讨论的著述。

第一，本书通过提出充分反映作者核心战争观的“欧亚一太平洋战争”这一命题展开的概念论操作，在对那场战争的展开空间和性质进行纠偏同时，实际上也为推到错误的史观置备了历史常识和思维工具。在小代教授看来，美国人是以所谓“太平洋战争”的方式来认识甚至处理战争：那场战争的基本性质是日本错误发动的对美入侵，故它不但失败和非正义，而且还构成了战争的大局甚至整体，至于日本对东亚的侵略战争，只不过是附属于“太平洋战争”的边缘性存在，于是作为战争的结果，日本虽应该向美国认错谢罪，但并不意味着也必须对东亚如此。不过，小代教授进而得出的因“太平洋战争”的叙事而滞碍或减弱了日本民族对亚洲的负罪心的结论，是否在将问题根源指向美国同时，也对日本人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心作了轻估或自贬？

第二，本书在近乎通篇的关于日本对苏观的描述中，不断强调苏联曾被日本作为牵制日苏美、中日苏美尤其是日美关系的大牌经常置于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重要位置的历史理解和史实处理，明显与先行研究中多因轻蔑此期日本的对苏战略而对此不予多顾的情况相反。显然，作者此举的主要意图似除了为再构对苏战略的过程，急欲证明那场战争除了“太平洋战争”以外，还存在着包含日本联苏和侵略东亚这两个侧面的所谓“欧亚战争”。当然，要单纯化二次大战前后并无一贯性的日本对苏战略并非易事。

事实上，1925年日本通过制定“治安维持法”，开始在国内制度化地镇压日本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又与德国签订防共协定，开始国际范围的反共活动合作，所以此后日本选择与共产主义国家苏联联盟实有违政治逻辑之寻常；一次大战后，日本陆、海军分别以苏、美为假象敌国乃人所共知，那么为何至20世纪30年代陆军也会认同对苏联盟目标呢？其实理由不在于对美而在对华侵略的需要。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日本陆军内的皇道派和统制派围绕避免对中苏两面作战的局面出现，曾展开战争战略的论争。皇道派主张在苏联完成五年计划成为强国前先行攻苏，而控制了陆军中枢的统制派则以中国“一击即溃”论的理由决定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可见，当时论争两派的主要意图都没有将苏联牌用于对美战略。至于战争末期日方不惜以交付领土利益和率先实现苏联对日占领等谋求战后苏美在远东的对立及苏联在战后中国政治中发挥特殊作用的构想，由其不切实际性也可见，都不过是些与战争战略观相去甚远的臆想。

第三，小代教授所建构的“欧亚一太平洋战争”概念中更值得关注的内涵，也许是为该书十分视重的战争期间日方为形成所谓东京一莫斯科一延安“联盟”关系的战略观。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使这个盟约关系有了可施行的法政基础；1944年日益陷于战败困境的日本却出于对中共的高度评价，单方面决定承认延安政权为“独立于国民党政权的政府”，其目的则在于使中共在统一中国后成为与日、苏一起在远东制衡美、蒋的政治势力。

这里十分有趣的是，为小代教授显示的当时日本统治层重视中共的理由，居然是它“拥有最广大中国民众的支持”这一点；并且，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已经面临倾倒命运的帝国大厦的决策者们竟还将中共置于日方拖延战争甚至战后处理的战略要素之中。而在战后东亚的政治安排这样举足重轻的大问题上，根据小代教授基于“欧亚”视角解读的结果：日本政府对此的真实立场是既希望“苏联能遏制美国在东亚的影响”，但又不愿看到“苏联成为泛亚洲主义旗帜下东亚的最终监护人”，“相比苏联，日本政府更希望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来完成中国人管理中国的使命”，因为“毛泽东不是苏联的傀儡，他既不依靠华盛顿，也不依靠莫斯科”，而且“毛泽东有实力遏制苏联和美国的野心，让亚洲人自己来管理自己”。这就使得这个对中共论回到了标榜“亚洲人的亚洲”的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原点。

众所周知，太平洋战争中大亚洲主义已为大东亚共荣圈这一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所吸纳，并被改造为鼓吹对外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有理的精神道具。因此，表面化地认知史像而致的解析，自然难免因有违历史逻辑而面遇的尴尬。譬如，日本帝国的统治者既能做到以人民史观评测中共的历史地位及政治前景，却为何又愚顽推行使百千万生灵涂炭的对外侵略政策呢？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行分离的问题。对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乃至因其存在而加重的东亚民族间的历史和解问题，都必须从问题的本质上着眼，才能看到究竟，觅寻到解决路径。所以，即便从这一点讲，基于新视角广泛探讨了日本战争战略的《躁动的日本：危险而不为人知的日本战略史观》，实际是在各种意义上启迪我们：在可助我们审视战争问题时增长见识的同时，也能在解决尚存的历史和解问题之际，有益我们排除思想障碍和拓展认识的空间。

重新认识历史，才能真正走向和平

在20世纪90年代这10年中，日本举行了多次“二战”周年纪念活动，这可能是极危险的信号。在“二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民众还是没有对日本曾与哪些国家交战，向哪些国家投降或者投降的原因是什么等问题形成统一的观点。虽然日本在物质重建和外交政策的重新定位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战后的一代人对战争本身、战争目的和战争结束的性质缺乏清醒的认识。美国占领军政府和日本不同派别的学者、记者和教育工作者所编写的课程内容相互矛盾，使关于日本“欧亚一太平洋战争”的话题更显得扑朔迷离。

停止用“受虐”的方式看待历史

1991年，日本庆祝成功偷袭珍珠港50周年，但却没有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1995年，日本举国纪念广岛和长崎原子弹事件，但民众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1995年也是他们的殖民帝国垮台50周年。在广岛和长崎的纪念仪式上，留下了这样一句庄严的国家承诺：“我们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曾经犯了什么错误，以及谁犯了这些错误；包括战场上的暴行、偷袭珍珠港、轴心国、伪满洲国、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日本的整个现代化进程、美国对日本人实行的种族主义、“曼哈顿”计划、战后核竞赛及《苏日中立条约》等。相对而言，美国在使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积极的官方立场。“艾诺拉·盖”号轰炸机是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飞机，为了纪念这架轰炸机，美国史密森学会下设的国家航空和航天博物馆曾准备展出它的驾驶舱和机头。批评者指责这项展览过分强调原子弹所造成的平民伤亡。在他们看来，原子弹轰炸迫使顽固的日本投降，反而避免了美国打算登陆日本本土而造成的双方大规模伤亡。经过长时间激烈讨论，史密森学会取消了这次展览，博物馆馆长也被免职。在此过程中，日本民众始终保持着沉默。他们无法驳斥人们支持原子弹轰炸的说法，因为他们不知道或者不记得这样一个事实：就算没有两次原子弹轰炸，日军也没有打算与1945年秋入侵九州、1946年春入侵关东都市圈的美国军队作战。

相反，年轻一代和老一辈的日本人都抱着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心态不放。这种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消极反应，更加妨碍了日本民众对战争的正确理解。

最近，人们开始关注日本曾在亚洲践踏人权的问题，但却没有关注同样是“二战”日本罪行受害者的美军士兵。就连亲美派学者似乎也不愿意研究至日本人因偷袭珍珠港、巴丹岛死亡行军以及其他虐俘行为而要对美国承担的“集体罪责”。

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历史教育者协会每年都对1000～4000名的学生进行现代日本历史观的问卷调查。这些学生的年龄在6～18岁之间，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日本在战争中是美国的受害者。在他们当中流行着这样一个概念：原子弹轰炸是战争中的最大悲剧之一。美国人起初想通过“恰当”理解战争的方式教育日本民众；事实证明，这一努力在排除全范围战争方面是成功的，但在描述日本战争罪责方面却极不成功。正如盟军最高司令部所料想的那样，日本学生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日本的侵略战争始于中国战场。而日本人固有的太平洋战争“受害者”心态，妨碍了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在亚洲所犯其他罪行的反思。没有人记得：在战争后期，许多日本人曾试图让苏联来阻挠美国在远东的野心。

即使是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所谓“日本在亚洲所犯罪行的描述”中，对于日本侵略战争的探讨也是非常有限。日本的女权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曾将女性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为性别研究的一部分进行审视；她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日本女性允许日军强迫其他亚洲国家女性当慰安妇，她们对此应负有责任。上野宣称，日本女性除了要承担母亲和妻子的义务外，还应该承担作为日本国民、现代化国家的市民和独立女性所要承担的责任；她们的女权意识应超越国界。她的这一叙述包含了对日本肆虐亚洲的控诉。就这一点而言，它只适用于在亚洲发生的战争，而太平洋战争只能从此叙述中剔除，才能实现逻辑的连贯性。

在20世纪90年代的战争研究中，最令人不安的典型表现，就是各阶层右翼日本民众身上出现的“自由主义历史观”；这些人来自政府、民间、新闻界甚至学术界。让那些想在新的国际司法舞台控诉日本战争罪行的人士愤怒的是，这些右翼分子又让战时的口号死灰复燃，即日本是为了保卫亚洲、把亚洲从西方侵略中解放出来才发动战争的。他们攻击左翼人士用“受虐的”方式看待日本历史，并呼吁以“自豪”的叙述方式来讲述“人民的”历史，这样才能突出日本所取得的资本主义成就，让那些消极的日本殖民主义历史和侵略战争史黯然失色。支持这个观点的人似乎并不知道，日本在“二战”时对亚洲未来的展望并不是“亚洲人统治亚洲”，因为它已经预见到美国和苏联将统治亚洲地区。同时，这些支持者也不承认日本“舍弃了”朝鲜。

只有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日本的学者和记者才从更广阔的全球范围内看待日本的侵略战争，并逐渐开始思考苏联的角色。入江昭的著作《权力与文化》（Power and Culture）以在欧洲进行的“二战”为背景，把太平洋战争和侵华战争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最早做出这种尝试的文学作品。lO多年后，迈克尔·巴恩哈特指出，在探寻“珍珠港事件”起因的时候，需要剖析英国、苏联、法国、荷兰和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他还呼吁学术界做出新的尝试，把太平洋战争和侵华战争结合起来。

由日本军事史学会编纂的《军事史学》杂志曾出版了一期关于日本和“二战”史话的特刊；该期特刊分为三部分，从国际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层面对日本侵略战争进行了综合探讨。之后，又有两本这方面的学术著作面世，分别是《太平洋战争》（Taiheiyo Senso）和《太平洋战争结束及战后亚太地区的形成》（Taiheiyo Senso no shuketsu）。这两本著作都旨在通过国际化的手段来分析日本的侵略战争。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这些著作从全球层面记录了日本的侵略战争，但它们都没有提出一种理论性框架，把日本侵略战争在太平洋、亚洲和欧洲层面的事件结合起来。

关于日本与苏联最终战役的书籍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时，立刻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苏联的解体，可能使日本人对战争的记忆在不受政治、意识形态和心理限制的情况下被重新唤醒。这些著作虽然阐明了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仍旧只注重军事行动方面的内容，包括苏联单边撕毁《苏日中立条约》，进攻满洲、朝鲜、库页岛和千叶群岛，并在战后把俘获的60万名以上日本战俘送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等；它们并没有深入分析“二战”时苏联和日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没有探讨苏联是日本在侵华战争和反美战争中最关键的盟友。但就算已经把苏联包含在内，这些著作对“欧亚一太平洋战争”的描述依旧言之不详。

如今的日本民众，很少会认为日本战后迅速复苏和快速发展的神话是得益于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崛起。在对日本现代史的标准叙述中，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被当作冷战历史的一个注脚。标准的美国教科书在提到冷战时，会阐述美国之所以允许日本生存并复苏，是因为其可以作为远东的资本主义堡垒和反共堡垒，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只要现在的日本人继续认为他们在“二战”期问和战后不久都只是天真的旁观者，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惨烈的竞争毫不知情，那么从“二战”到冷战这段过渡期就永远不会成为日本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更糟糕的是，日本历史中最关键的这些年月将永远与世界历史相脱节。日本民众在探讨他们国家所发动的战争时，应把苏联当作一个因素考虑进去，尤其在探讨政府和军部准备“解体”殖民帝国和结束战争这一战略规划时更应如此。他们必须问一问自己：日本战略家在多大程度上期望，甚至于鼓励日本侵略战争的结果成为亚洲冷战的起源？

由于在“欧亚一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的未雨绸缪催生了投降后的生存和繁荣，如今的日本民众应重视这种规划背后完全漠视本国人民生命的道德问题。如果伪满洲国真的是出于战略考虑而被让与苏联，那么战略规划者又在多大程度上顾及中国东北居民的生死呢？战后的日本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探讨政府是否应全然不保护在满洲和朝鲜定居的日本平民。大本营陆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曾认为，日本对苏联的基本政策是保持现状。而提前撤出日本定居者的做法是“不妥的”，因为它违背了这一政策，会引起苏联怀疑。结果，当苏联进攻满洲时，在满洲定居的150万日本平民中，有大约180700人死于撤退和返回日本的途中。

日本投降后，被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的日本战俘也是日本的战略动机背后高度敏感的一环。在苏联进攻日本的时间到来之前，大本营的主要军事战略家濑岛龙三和种村佐孝离开东京，分头前往中国东北和朝鲜，他们肩负着与苏联达成苏日停火协议的重任。但是任务还没完成，他们就被苏联逮捕了，并在随后被送往西伯利亚劳改营。根据一份记录，苏联在伪满洲国曾俘虏了大约56－3万名日本士兵、1l700军官和工程人员，并将他们拘押在遍布西伯利亚的各处劳改营，一直到1956年。还有记录称俘虏总人数超过了65万人。在拘禁期间，大约有10万名战俘死亡。濑岛龙三和其他军事战略家是否与苏联达成了秘密协议，同意苏联逮捕和扣留这些士兵？由于现在日本和俄罗斯方面都找不到有结论性的档案记录，所以这一谜团至今没有答案。

研究日本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学者瓦西里·莫洛迪亚科夫披露，在1945年夏天，当近卫文磨准备带着乞和使命前往莫斯科时，他还计划与莫斯科达成另外一项秘密交易。按照莫洛迪亚科夫的说法，近卫不但准备默许苏联索要日本领土，而且准备把关东军士兵作为战犯送往苏联做劳工。但非常奇怪的是，即使在“乞和”使命失败并且苏联参战之后，关东军总部在1945年8月29日仍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提出了同样的请求。1993年，日本共同社发现了记录这项任务细节的文件，并将其内容公之于众。2007年12月，30名曾被拘押在西伯利亚的日军士兵起诉日本政府抛弃其人民和士兵。

日本战时行为的道德问题，对于战后日本对其殖民帝国，尤其是对朝鲜所应承担的责任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日本战略家之所以支持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让中国回归到中国人民手中才是更好的选择。而朝鲜的未来则没有得到类似的关心。作为殖民地统治者，日本并没有对朝鲜人民给予足够的重视。所以，日本战败后，朝鲜必然被瓜分，这就是日本忽略朝鲜而造成的遗留问题之一。

“独尊美国、脱离欧亚大陆”政策的缺陷

在战争期间，日本在战略制订方面所体现的种族思维也需要重新进行审视。日本曾认为俄国或苏联是联系东西方种族和文化的桥梁，如果战后的日本人仍记得这一点，他们也许会重新发现：战时的日本不能被过分简单地打上“反西方”、“反白种人”或“亲亚洲”的标签。日本的“欧亚一太平洋战争”绝不是由于憎恨白人而发动的种族主义战争，“欧亚太平洋战争”的种族因素，对于理解1945年后日本种族身份认同的急剧转变是非常关键的。战前和战时的日本民众对于“白种人”和“西方人”没有确切的概念，对俄国人的认知更是如此。“泛亚主义”理论甚至支持俄国人在日本帝国中占有一席之地。战后，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下，日本人接触到了美洲白种人，这迅速改变了他们对种族和文化的看法，以至于他们开始按美国人的行为准则行事。战后的日本人开始在种族和文化方面寻求第二阶段的“脱亚”，也就是使自己从亚洲脱离出来，在以美国为中心的种族阶层中自我定位为“名义上的白人”。美国占领当局为了在欧亚大陆上巩固反共安保同盟，非常鼓励日本人追求这样的种族身份。对于占领当局的这个政策，战后的日本民众是否觉得他们比战前更加接近“白种人”与“白种人”的相处是否更加融洽，这点不得而知。

战争结束后，日本人与在日俄国人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在战争临近尾声的时候，居住在东京都市圈的俄国人被迫迁往轻井泽町，并在警察的监视下生活，就连诸如棒球名将维克托·斯塔芬这样的名人也不例外。一些滞留在东京的俄国人被带往号称“俄国贫民区”的板桥区，他们没能在1945年3月的东京大轰炸中幸存下来。关于苏联流亡者在战后的下落，日本方面的记录寥寥可数。有些俄国人移民到了澳大利亚和美国，有些人甚至返回了苏联，只有一小部分人与日本家庭联姻，放弃了他们的俄国身份。在“二战”期间，日本曾声称要为俄国人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但大部人饿国人在战后选择离开日本这一事实，意味着日本在战后不再遵守战时的诺言。“二战”以后，日本人对白种人和他们自己的看法已经大为扭曲。

重新剖析日本战时、特别是在战争末期时的战略思考，能让日本人彻底审视“独尊美国、脱离欧亚大陆”这一政策的缺陷所在。当初，日本的战争规划者、战略制定者以及普通市民在想象日本战败后的命运时，从来没有预料到日本会如此一味地依附于美国的影响力。虽然战败后的日本融入了麦克阿瑟将军和迪安·艾奇逊所谓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内湖”防御圈或“太平洋防御圈”，但对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感受而言，与美国远洋重隔的关系，远不如日本当年拥有“密克罗尼西亚南洋厅”时的日美关系来得亲密。太平洋战争的叙事模式，并没有将日本视为在太平洋地区能左右大局的角色；相反，它将战败的日本驱逐出了太平洋，并将其限制在迪安·艾奇逊所谓的“大新月型防御地带”中。“大新月”是对美国反共阵营地理位置的一个比喻，该地带从日本一直延伸至东南亚、印度和波斯湾地区；在这个广阔的区域中，各国的文化特征和地理特征千差万别。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的遏制或许有所放松，但日本还是不能重归太平洋和欧亚大陆。战败并没有使日本从欧亚大陆转向太平洋，却迫使它同时离开了这两个区域。

平衡民族身份与民族命运之间的关系

战时的日本人曾紧紧把握住世界变幻莫测的脉搏，并非常渴望对全球地缘政治产生影响，但战后的日本人已经忘记了前人如何能做到这一点。“二战”时，日本人把世界政治中的各方参与者和影响因素综合在一起，制订出指引国家生存的战略原则。在文化和种族、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等问题上，他们尝试在亚洲与西方、黄种人与白种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地区的截然对立中寻找平衡点。他们想平衡民族身份与民族命运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这样的做法来消除日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瓦解所带来影响。在付出了难以挽回的生命代价和道德代价后，他们退出了欧亚大陆的舞台，任由冷战的各种势力瓜分他们的殖民地。战争末期，他们注意到冷战在东亚的时间起源和空间起源，并让随之而来的竞争者承担他们放弃中国东北和朝鲜所带来的后果。

日本人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战后时期。在这段时期中，他们并没有提升自身对战争的认识和理解。他们从远离殖民帝国的断壁残垣中重建了自己的岛国，并取得了战后的巨大“成就”。然而，当他们实现这一切时，便迅速彻底地忘记了他们对亚洲和亚洲人民所应承担的责任。日本人曾对大国问的势力均衡有着敏锐的理解力，如果今天的日本人能找回这份记忆，并为自己曾经专注于世界地缘政治而感到自豪的话，还会引发人们对日本的道德质疑吗？日本进行良心上的自我反省时，应在20世纪及今后更大的历史框架内，判断日本在“二战”中“结束”战争的方式是正确的还是悲剧性的，因为这种方式将会是日本长期受益或受到伤害的根源。日本民众必须在20世纪世界历史的更大框架内，直面日本对美苏战略思考和规划的善与恶。或许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机会最终克服战后长期以来的阴影，与欧亚大陆国家、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携手走向和解之路。

军事专家宋忠平

《躁动的日本》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一是否认历史并试图“销毁”铁证的日本无法自我救赎；只有深刻反省，明白“好战必亡”才是唯一出路。二是中国要明白“忘战必危”，不断强大自己，遏制日本这个亚洲的“麻烦制造者”。无论是谁，忘记历史，历史就会重现！

湖南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肖光荣

《躁动的日本》意在唤醒日本人正确审视危险而不为人知的战略史观，不要忘记对亚洲和亚洲人民所应承担的责任，彻底反省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直面对美苏战略思考和规划的善与恶，只有这样，日本才有机会最终克服战后长期以来的阴影，与欧亚大陆国家、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携手走向和解之路。

哈佛大学历史系前主任入江昭

在《躁动的日本》中，小代有希子提供了从19世纪到“二战”结束期间日本和俄国及苏联关系的新证据。书所讲述的事情主要集中在战争年代，但也有大量关于早前数十年的重要历史材料。小代有希子展示，在日本的历史中，俄国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美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迈克尔·A。巴恩哈特

优秀的历史并不是刻在岩石上的一条时间线。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并不一定要成为美国的盟友。这本重要的著作为我们揭示了日本战争时期领导人对战后的愿景。《躁动的日本》是一本“修正主义”的杰作。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德斯·斯特凡松

《躁动的日本》是重铸我们对日本在“二战”最后时期地缘政治思考的关键性著作。小代有希子在清晰的欧亚大陆和殖民地的框架下，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太平洋战争叙事及原子弹事件的观点做出了有力的矫正和质疑。

H—War作者泰勒·布拉姆福特

我向所有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学生强烈推荐《躁动的日本》。它引用了许多珍贵的日本史料，帮助人们重新认识日本在关键时期的真实决策，并从多个角度反映了当时日本的军事和政治状况。研究亚洲战争、“二战”结尾和冷战开端的大学教授都会从这本书中找到非常重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