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锡金是著名诗人、作家、学者、鲁迅研究专家及儿童文学研究家。他的一生专于文艺理论、中外文学的研究与教学，致力于鲁迅及其作品的研究和教学。

吴景明著的《蒋锡金与中国现代文艺运动》通过查阅锡金先生的书信、藏书及手稿，真实的再现了锡金先生亲身经历的现代文学史事件。

《蒋锡金与中国现代文艺运动》是作者吴景明通过查找资料，寻访当事人，查阅锡金先生的书信、藏书及手稿，真实的讲述了锡金先生的生平、亲身经历的现代文学史事件，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现代文学史料，对丰富现代文学史料及东北师范大学的校史、学术史有一定的意义。

一 动荡的童年（1915--1927）

 （一）“锡金”

 （二）父亲

 （三）家庭

 （四）幼年教育

 （五）“功课”

二 少年求学（1927--1934.8）

 （一）宜兴农民暴动

 （二）学校教育

 （三）青年时代的思想倾向

 （四）光华时期的南京请愿“

 （五）大夏、同济附中的学生运动

 （六）包办婚姻

 （七）初学写作的开端——《当代诗刊》

 （八）本期锡金著译年表（一）

三 糊口四方（1934.8--1935.7）

 （一）职业生涯的开端——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贷放干事

 （二）感受“农村”与熟悉“工作”

 （三）“以文会友”的《华中日报·文艺周刊》

 （四）财政厅“小公务员”的平庸生活

 （五）本期锡金著译年表（二）

四 抗日烽火（1935.8--1938.8）

 （一）抗战初期的武汉文化界

 （二）夏特伦与冯乃超

 （三）“武汉文艺工作者联谊会”和《文艺周》副刊

 （四）《战斗旬刊》与文协的成立

 （五）陈独秀与《战斗旬刊》

 （六）穆木天与“时调社”的活动

 （七）时调社的三次“诗歌朗诵”

 （八）《诗歌综合丛刊·五月》

 （九）虎口脱险

 （十）入党与“文艺中心小组”

 （十一）“文协”与《抗战文艺》

 （十二）《台儿庄》与《文艺阵地》

 （十三）“十人文艺留守团”计划的流产

 （十四）本期锡金著译年表（三）

五 文艺逃亡之旅（1938.8--1938.11）（广州——梧州——香港——上海）

 （一）初到广州0

 （二）“中国诗坛社”与《中国诗坛》

 （三）《救亡日报》的活动

 （四）逃离广州

 （五）从梧州到郁林（玉林）

 （六）西营轶事

 （七）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化界

 （八）离港返沪

 （九）本期锡金译著年表（四）

六 “孤岛”文学（1938.11--1941.12）

 （一）《大路画报》

 （二）文艺中心小组

 （三）“上海诗歌座谈会”与《诗人丛刊·我歌唱》

 （四）“行列社”及诗歌半月刊《行列》

 （五）《堡垒·诗座谈》副刊

 （六）《文艺新闻》周刊

 （七）“江抗”斗争素写——《江南漫记》

 （八）后期“行列社”的活动——《上海诗歌丛刊》和“诗歌朗诵会”

 （九）“诗歌书店”和《诗歌丛书》

 （十）“无名集会”与“孤岛”文化界

 （十一）“文艺通讯员运动”与“孤岛”文艺的繁荣

 （十二）《文艺新潮》月刊和《文艺新潮小丛书》

 （十三）与《鲁迅风》杂文界的论争

 （十四）《奔流文艺丛刊》和《奔流新集》

 （十五）“孤岛”妇女界组织及刊物

 （十六）“田青事件”

 （十七）本期锡金著译年表（五）

七 蛰居上海（1941.12.8--1945.5.17）

 （一）遭遇“太平洋战争”

 （二）“孤岛”遇险

 （三）避难南京

 （四）重返上海

 （五）出走未果，联系中断

 （六）执教建承中学

 （七）参与文艺活动

 （八）恢复“行列社”

 （九）《青年知识文库·星象》和《剧本丛刊·赌徒别传》

 （十）沦陷后的文艺界交往

 （十一）恋爱纠葛

 （十二）吉田东佑

 （十三）再遭搜捕

 （十四）本期锡金著译年表（六）

八 苏北解放区的生活与斗争（1945.5.17--1947.12）

 （一）奔赴苏北

 （二）新的天地

 （三）祭奠蒲风，参观建大

 （四）华中建设大学高干班

 （五）任职军宣部

 （六）新华社华中分社记者

 （七）小胡庄体验生活

 （八）主编《新华日报·华中版》

 （九）思想困惑

 （十）追忆关露

 （十一）落寞心境

 （十二）努力工作

 （十三）参加土改

 （十四）前线创作组

 （十五）驻会山东省文协

 （十六）考察胶东土改

 （十七）蓬莱——威海——大连

 （十八）大连文友

 （十九）选择——入伍还是执教？

 （二十）本期锡金著译年表（七）

九 学者生涯（1947.12.24--1957.6）

 （一）佳木斯东北大学

 （二）迁校吉林市

 （三）吉林省文协的成立与《文艺月报》创刊

 （四）烦心往事

 （五）迁校长春与参加第一次文代会

 （六）东北南下人才招聘团

 （七）教学、科研和日常生活

 （八）“从思想改造”到“整风运动”

 （九）卷入政治漩涡

 （十）本期锡金著译年表（八）

十 锡金的晚年生活（1957—2003）

 （一）历尽劫难终不悔，我的父亲蒋锡金——蒋於菟先生访谈录

 （二）本期锡金著译年表（九）

附录一 锡金活动年表（1915--2003）

附录二 锡金的社会关系

 （一）锡金的家族关系

 （二）锡金与出版界的关系

 （三）锡金的同学关系

 （四）锡金与文艺界、文化界的关系

 （五）锡金的姓名及笔名

后记

（一）“锡金”

1915年1月3日，蒋锡金先生出生于江苏南京省立第一医院，当时他的祖父蒋励真（利贞）正担任这家医院的院长。由于蒋家几代单传，所以锡金的祖父和父亲对这一男婴的出世倍感高兴，祖父给这个孩子起名为“锡金”，寓意像锡铁一样坚固，像黄金一样长存，不朽。

锡金的祖上原本是宜兴当地一个生活殷实的地主，虽称不上“钟鼎美食，，之家，但也足以让人羡慕。自锡金的曾祖父起，家境逐渐败落，沦落为破落的地主家庭。那时全家人的日常生活已经不能完全依赖地租，需要另行做些小生意来贴补家用了。锡金的曾祖父是“读书人”，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前，靠教私塾为生。太平天国时（1851－－1864）逃至江北，全家人的生活靠曾祖母缝穷、洗衣度日。经过太平天国的变乱和曾国藩湘军的洗劫，原本繁华富庶的江南一片萧条，蒋家的家境也愈显贫困。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锡金的曾祖父回到故乡宜兴，失业在家。当时锡金曾祖母和祖母的女红，竞成为家用的主要来源。

锡金的祖父蒋励真18岁“入学”之后就有些“文名”，因而能与同是地主家庭但家境富裕的外祖父交好。由于家庭贫寒，蒋励真只好抛弃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科举仕途”的人生道路，去读洋书，并一心想凭借自己的实力扭转家庭的现状。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言：“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蒋励真和鲁迅年轻时面临着同样的家境，但他们都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不断地努力进取。蒋励真终于在36岁时考取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官费名额，并以个人微薄的官费带了锡金的父亲同去日本。在锡金的祖父和父亲留学时期，家中的生活则完全依靠锡金的曾祖母和祖母洗衣、缝鞋底和做拆衣（即在估衣店里取回料子，在家缝成衣服送去，赚取手工费）维持。因此锡金的父亲蒋拱辰在日本留学时，常从自己的官费中节省些钱来贴补家用。还曾回忆说：“那时家里常年吃粥，靠祖母做拆衣和典当嫁衣周旋困难。”

蒋家的生活状况自锡金祖父、父亲毕业归国后得以改变，因为处于清末民初，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尚少，所以锡金的祖父、父亲回国后不仅声名很是显赫，而且在职业上也较为顺利，在当时人眼中看来真可以称得上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了，蒋家的家境也渐渐由“破落”趋向“复兴”。

（二）父亲

锡金的父亲蒋拱辰（字伯阳）15岁时便被锡金的祖父蒋励真携往日本留学，后来自己也考取了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官费留学生，学化学专业。1914年，蒋拱辰从日本回国后，先后在南京工业学堂、奉天（沈阳）工业学堂及南京的暨南学校当数理教员。后因同学关系，进了江苏省教育厅，曾任江苏省教育厅视学、江苏省教育厅第二科科员、江苏省第三中学（后改名为松江中学）校长等职，并赴欧美考察西方教育。在胡庶华执掌江苏省教育厅时，蒋拱辰为第二科科长。由于身处动乱年代，加之人事变动，导致职业很不稳定。胡庶华卸任后，蒋拱辰便辞了职，失业了七个月，后到上海暨南大学高中部教书。北伐战争爆发后，暨南大学高中部暂时停办，蒋拱辰就又入上海省立中学教书，失业后，又进“农矿部农产物检查所”（即后来的“实业部上海商品检查局”）为技术员。1940年汪精卫伪政权统治上海时期，商品检验局内迁，他留职停薪，仍住在上海未走，并在光华大学、南通大学等学校教课，一直到上海解放，学校迁走时为止。

蒋拱辰37年的职业生涯中，在农矿部农产物检查所任职历时近20年，职位由技术员历技师、技士而升到技正、肥料化验室主任，1951年在上海去世。在锡金的印象中，父亲一生似乎一直是以教书谋生的。37年中，蒋拱辰失业三四次，但时间都不长，最长7个月。他的薪金收入，最低是当技术员，每月100元，最高是当技正时，每月230元，其中还含有兼课等额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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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检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学术史，常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某个地方，某个时期，只要那里有一两位品行高洁、声名卓著的学者、作家高张大旗，往往会带动起周围一大批学者，一时云蒸霞蔚，蔚为壮观，甚至形成一种学派或流派，如弗罗伊德之于精神分析学派，马尔库塞之于法兰克福学派。而锡金先生所在的东北师范大学（1950年前名为东北大学）以至吉林省学术界，50年代就曾呈现出类似的状况。

20世纪50年代的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其学术地位在国内高校中首屈一指。当然，这是与抗战胜利前后整个东北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相适应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东北在整个中国版图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想填充日本留下的空白。一时间，似乎谁拥有东北，谁就能决定整个中国的命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一方面派遣大批的军队进驻东北，一方面毛泽东亲自电令延安，决定占领东北的文化阵地——创建大学。1945年10月，党中央决定从延安大学抽调部分教师、干部到东北建立东北大学。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46年，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前身）在辽宁本溪建立了。学校建立后，先后有一大批当时国内著名的学者、作家从全国各地来此任教，蒋锡金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除此之外，从关内来的学者还有闻一多先生的高足何善周，古文字学家孙晓野，古代文学史家杨公骥，红学家、现代文学史家张毕来，散文家、作家吴伯箫，古典诗词专家唐圭璋等。后来陆续到来的还有教育家、文学评论家成仿吾，著名诗人公木，法国文学、诗学专家穆木天及其夫人苏联文学家彭慧等。锡金先生在当时与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的杨公骥、讲授外国文学（法国文学）的穆木天、讲授语言文字学的孙晓野一起并称为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大名教授”。

这批学者在东北师范大学开设的一系列课程，如蒋锡金、吴伯箫的文选写作，何善周的古文字学，孙晓野的音韵学，杨公骥的古代文学，张毕来的现代文学，唐圭璋的诗词研究，穆木天的法国文学，彭慧的苏俄文学等，不仅在东北，甚至在全国高校中都具有拓荒的地位。50年代东北师范大学曾出版教材多部，被国内各高校广泛采用，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这其中就有蒋锡金先生翻译的早期文艺理论教材——《文学理论教学大纲》（东北教育出版社，1951年版）。时至今日，锡金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家、诗人、作家、学者、鲁迅研究专家、儿童文学、民间文学研究家等称号已为学术界所公认。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参与者，锡金亲身经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艺思潮与文艺运动，如抗战时期武汉的文艺运动、上海“孤岛文学”时期的文艺运动等；发起并组织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深远影响的“诗朗诵运动”、“中国诗人协会”、“行列社”等文学社团；参与编辑《抗战文艺》、《时调》半月刊、《战斗旬刊》等报刊。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因文学活动，锡金先生结识了中国现代文坛众多著名人物，如鲁迅夫人许广平、茅盾、老舍、丁玲、萧军、萧红、李辉英、成仿吾、冯乃超、穆木天、楼适夷、戈宝权、关露等。

作为鲁迅研究专家和文学评论家，他一生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有关鲁迅的评论50余篇，内容涉及鲁迅研究的方方面面……

先生一生遭遇坎坷。他出生在20世纪初的动荡岁月里，19岁就离开故乡宜兴，为从事进步文艺运动和逃避反动当局的逮捕而辗转迁移，四处流亡，亲历了抗战时期武汉的文艺运动。抗战爆发后，他又辗转流亡于“武汉——广州——梧州（广西）——香港——上海”等地。解放战争时期，他到苏北解放区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后经大连、朝鲜平壤来到佳木斯的东北大学任教，并先后随学校迁往吉林市、长春等地。新中国成立后，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被下放到通榆县走“五七”道路，直至1979年平反昭雪，他才算得以安度晚年。

重返学界的锡金先生，一面参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鲁迅全集》和《郭沫若全集》的注释与校对工作，出席各种学术会议；一面扶植青年，鼓励后学，帮助青年教师备课，指导他们写教案，寻找进修的机会，联系、推荐发表文章，为他们的著作写序等。可以说，他对青年教师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竭尽所能，全力帮扶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研究生毕业，从南方回到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有幸和蒋先生在一个教研室共事两年。那时教研室正集体编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词典》，聘请蒋先生担任顾问，我也承担其中部分内容的撰写。但在查阅民国旧书刊时，常常遇到书目不全，内容散佚或缺失的情况，因此，不免去请教号称现代文学史活字典的蒋先生。先生则是有求必应，百问不厌，耐心地倾听与解答，甚至把自己收集和保存的书籍、资料提供出来。有时先生自己手头没有某类书刊资料，他就会凭记忆告诉你到某资料室或图书馆，在某某地方可能找到。按照先生的指教再去查阅，往往大有收获，甚至会发现一片新的天地。可以说，对蒋先生的求教，每次都获益良多。那次编撰词典和求教的过程，使我感到现代文学不再是干巴巴的教科书式的陈述和归纳，而是鲜活的历史，对蒋先生的求教也不是简单的交谈，而是在那段历史的参与者、在场者和见证者的引领下走近历史，重归历史，是在与历史对话。这样的求教和交谈，真是令人难忘！

锡金先生一生，笔耕不辍，从第一篇诗歌《旱》在上海《申报·自由谈》1934年7月17日发表，到1993年11月为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鉴赏辞典》作《（毛泽东诗词赏析）代序》，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半个世纪，公开发表了近50万字的文艺性评论和文学作品。这些当年曾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岁月流逝，人事变迁，几经动乱之后，不但先生的手稿荡然无存，就连当年的许多报刊也很难找到了。遗珠之恨，实在令人叹惋！

先生还健在时，某出版社就曾多次找先生商议出版他的文集，但先生淡泊名利，对此全不热心，甚至劝阻大家不要为此耗费精神和财力。他曾自嘲地说：“旧文重印，应是传世之作。我写的东西，多是雕虫小技，你们还是别费心思了。”不仅如此，鉴于先生是三四十年代现代文学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当我还是青年教师时，系里曾让我担任蒋先生的助手，协助蒋先生整理著述和个人史料，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没能实现。可喜的是，这部书稿虽然还不太成熟，但却使几代人的遗憾有了结果。

文学院青年教师吴景明，自2003年3月以“蒋锡金与中国现代文艺运动”为题申请东北师范大学青年社科基金获立项批准后，两年来一直勤于查找资料，寻访当事人，查阅锡金先生的书信、藏书及手稿，撰写了30余万字的同名书稿，请我作序。翻看书稿，第一印象就是作者扎实的史料功底，没有过多的理论阐释，也没有更多华美的文字，锡金先生的生平、亲身经历的现代文学史事件、著译年表及活动年表等都显示了这种倾向。诚然，作为一个青年后学，作者对史料细节的把握还有待提高，对锡金理论研究的深化还有待开掘，但不可否认本书在勾画锡金先生文学活动时，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现代文学史料，对丰富现代文学史料及东北师范大学的校史、学术史有一定的意义。这是青年作者的第一部书稿，作为导师，我期望他有更多、更好的书稿呈现给学界。

逢增玉

于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1998年，我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为本科生讲授专业必修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听系里的老师说过，文学院有一位著名的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亲历者，有“文坛活化石”之称的蒋锡金先生。后来，我在讲授文学史“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章节时，“诗朗诵运动”发起人就有“锡金”先生的名字。这就激发了我想见先生的渴望。

2003年初，学校社科处为鼓励青年教师进行科学研究而设立了“东北师范大学青年社科基金项目”，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以“一部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蒋锡金口述新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为题，提交了项目申请，没想到专家组评审的结果竟是全票通过，这说明了该项目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坚定了我从事研究的信心。

其实，早在申请研究项目之前，我已经对此进行了研究，曾经几次去蒋老师家与他交谈，谈学术，谈人生……先生渊博的知识、和蔼的态度、淡泊名利的思想使我获益匪浅。他给我讲抗战时期的武汉文艺运动、上海孤岛文艺运动亲历记、苏北解放区的生活与斗争、东北师范大学创建的历史；讲他与许广平、茅盾、郭沫若、夏衍、楼适夷等人的交往；讲《当代诗刊》、《战斗旬刊》、“时调社”、“行列社”等现代文学史上的鲜为人知的社团流派……

正当我的研究走向深入时，一场灾难性的疾病——“非典”席卷全国，学校为防止疾病，便于管理而“封校”，我也不可能再去先生家了，只是偶尔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2003年5月，从电话中得知：先生因感冒住进了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我匆忙赶往探视。听医生说先生已经好转了许多。看我来了，先生还报以微笑。握着先生瘦削的手，我一阵心酸，衷心地祝愿他老人家早日康复！可谁料5月25日，噩耗传来，锡金先生因感冒引发心肺衰竭，病逝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先生病逝后，我觉得自己应该为先生做些什么，为了他和我的交谈，为了我见证了他最后的人生岁月……于是我将整理的《上海“孤岛”文艺运动亲历记》等三篇稿件寄给《新文学史料》陆续发表，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报》、《新文学史料》等都发表了我撰写的《锡金先生逝世》的消息和简介。

因锡金先生的突然逝去，2003年11月，在东北师范大学社科处进行项目中期检查时，我递交了项目名称变更申请，将“一部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蒋锡金口述新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变更为“蒋锡金与中国现代文艺运动”，对项目的研究也只能从“直接研究”——对蒋先生的访谈，转向“间接研究”。“间接研究”需要发现新的资料、图片，进一步寻访与蒋锡金先生一起共事的当事人。特别是1958－－1966（“文革”前的反右斗争时期）、1966－－1976（“文革十年”）及1979年，历史问题平反后，蒋先生又重返文坛的活动和经历几乎是空白，这些史实有待挖掘。为了弥补这方面资料的不足，我采取发掘史料与采访调查当事人相结合的方式。到目前为止，已经采访的有关当事人有蒋锡金先生的儿子蒋於菟、蒋锡金先生的学生，后来．曾长期与其在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共事过的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孙中田教授及张芬教授，从而在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因蒋先生逝世而给研究工作带来的困难。

2004年10月15日上午，东北师范大学社科处举行了校内青年社科基金项目终期检查。我向专家组汇报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出示了已经完成的书稿和发表的论文，回答了专家组提出的问题。专家组一致认为：立项人申请的课题值得研究，对丰富新文学史料和东北师范大学校史以及廓清锡金先生对新文学的贡献有重大意义。

尽管有这么多的溢美之词，我还是认为书稿存在着不足，特别是锡金晚年的生活（1957－－2003）和锡金创作研究方面薄弱。此外，由于篇幅的限制，书中没有收入锡金先生的书信、创作及文艺理论研究等方面的材料，这些都需要研究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步加强。

此书在写作中得到了导师逄增玉教授及社科处处长刘建军教授的多方指导，文学院资料室曾与锡金夫人赵彝女士共事的王洁白老师也多方协助我查找资料，还拿出她多年编辑、整理的《锡金著译年表》让我使用。出版社总编吴长安先生对书稿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并给予我多方面的鼓励。责任编辑吴东范女士和负责排版校对的赵金霞女士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使我感佩。

感谢东北师范大学学术出版基金委员会，在学术图书出版日窘的今天资助此书出版。衷心感谢上述师长，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书稿不可能出版！

谨以此书告慰蒋锡金先生在天之灵！

谨以此书向东北师范大学建校六十周年献礼！！

吴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