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放松和宁静,很大一部分来自安全的早期经验。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师长,让我知道自己虽然渺小,但仍是有价值的存在。
——毕淑敏《我喜欢辽阔的地方》
在世界屋脊当兵,自然赋予了她超拔的精神,面对熙攘纷杂的世界,她毫不迟疑地大声说出:我喜欢辽阔的地方;
内科医生的历练,让她谙熟人体的节律和生命的无常,独处静思后不禁与众生语:早些写下你的墓志铭,人生会是完全不同的境界;
灵魂深处对于写作的热爱和表达的渴望,促她弃医从文,成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此间的转换历经艰辛却依旧从容优雅,缘于她智慧经营着一个“教养的关系花园”;
年近中年,感悟到透支的身体和心灵需要时时养护,于是背起书包毅然潜入心理学的海洋,抬头时,已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水手,可用所学成功助那些思想或精神囿于一域的人,勇敢跨过心灵深处的暗礁;
“聪慧的女子”“内科医师”“作家”“心理医生”,这四个角色如同演奏人生之歌的四根弦,毕淑敏将其拨弹成一曲意涵隽永、和谐悦耳的雅音——或喜悦或低沉,或畅快或徘徊,你也许闻之陌生,或也心有同感,无论何种感受,这“四弦散谈”的谐音都足以唤你心弦与其共振。
《我喜欢辽阔的地方》系毕淑敏“四弦散谈”之成长篇:毕淑敏作为一名作家,她的阅读生活、成长经历、创作历程本身充满了传奇。一名作家的成长、阅读和创作史,就是她的生命史。本书节选的这些出自作家毕淑敏笔下的“生命日记”,将会给很多喜阅和有自我提升意识的人提供一个观照己身的镜子,无论你是否有志成为一名作家,她的故事都足以打动和激励你,循着更宽广的方向拓展自己的人生。
没有少作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很老,整整35周岁,十足的中年妇女了。就是按照联合国最宽松的年龄分段,也不能算作少年,故曰没有少作。
我生在新疆伊宁,那座白杨之城摇动的树叶,没给我留下丝毫记忆,我出生时是深秋,等不及第二年新芽吐绿,就在襁褓中随我的父母跋山涉水,调到北京。我在北京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但是我对传统的北京文化,并不内行,那是一种深沉的底色,而我们是漂泊的闯入者。部队大院好像来自五湖四海的风俗汇集的部落,当然最主要的流行色是严肃与纪律。那个时代,军人是最受尊敬的阶层,我上学的时候,成绩很好,一直当班主席,少先队的大队长。全体队员集合的时候,要向大队辅导员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充其量是一个孩子头,但这个学生中最骄傲的位置,持久地影响了我的性格,使我对夸奖和荣耀这类事,像打了小儿麻痹疫苗一般,有了强韧的抵抗力。人幼年的时候,受过艰苦的磨难固然重要,但尝过出人头地的滋味也很可贵。当然,有的人会种下一生追逐名利的根苗,但也有人会对这种光环下的烟雾,有了淡漠它藐视它的心理定力。
我中学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它是有十个年级的一条龙多语种的外语专门学校,毕业生多保送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学生进行的教育是长大了作红色外交官。学校里有许多显赫子弟,家长的照片频频在报纸上出现。本来父亲的官职很令我骄傲,我这才第一次认识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虚荣之心因此变平和了许多。我们班在小学戴三道杠的,少说也有20位,正职就不下七八个,僧多粥少,只分了我一名中队学习委员。不过我挺宁静,多少年来过着管人的日子,现在被人所管,真是省心。上课不必喊起立,下课不必多作值日,有时也可扮个鬼脸耍个小脾气,比小学时众目睽睽下以身作则的严谨日子,自在多了。不过既然是学习委员,学习必得争上游,这点自觉性我还是有的,便很努力。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那时的成绩单,所有的科目都是5分,唯有作文的期末考试是5-。其实我的作文常作范文,只因老师期末考试时闹出一个新花样,考场上不但发下了厚厚一叠卷纸,还把平日的作文簿也发了下来。说此次考试搞个教改,不出新题目了,自己参照以前的作业,拣一篇写得不好的作文,重写一篇,老师将对照着判分,只要比前文有进步,就算及格。一时间同学们欢呼雷动,考场里恐怖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我反正不怕作文,也就无所谓地打开簿子,不想一翻下来,很有些为难。我以前所有的作文都是5分,慌忙之中,真不知改写哪一篇为好。眼看着同学们唰唰动笔,只得无措地乱点一篇,重新写来。判卷的老师后来对我说,写得还不错,但同以前那篇相比,并不见明显的进步,所以给5-。我心服口服。那一篇真是不怎么样。
“文化大革命”兴起,我父母贫农出身,青年从军,没受到什么冲击。记得我听到“停课闹革命”的广播时,非常高兴。因为马上就要期末外语口试,将由外籍老师随心所欲地提问。比如你刚走进考场,他看你个子比较高,就会用外语冷不丁地问:你为什么这样高大?你得随机应变地用外语回答,因为我的父亲个子高。他穷追不舍:为什么你的父亲个子高?你回答:因为我爷爷长得高。他还不死心,接着问:为什么你爷爷高……你就得回答:因为我爷爷吃得多……外籍老师就觉得这个孩子反应机敏,对答如流,给个好分。面对这样的经验之谈,我愁肠百结。我的外语不错,简直可算高材生,但无法应付这种考试,肯定一败涂地。现在难题迎刃而解,怎能不喜出望外?
我出身不错,但不是一个好红卫兵,因为我舍不得砸东西,也不忍心对别人那么狠。我一看到别人把好好的东西烧了毁了,就很痛心,大家就说我革命不坚决,出头露面的事就不让我干了。比如抄家时别人都在屋里掘地三尺,搜寻稀奇古怪的罪证和宝贝,撇我一个人在荒凉的院子里看着“黑五类”。“地富反坏”对我说,想上厕所了。我说,去呗。那人说,你不跟着了?我说,厕所那味儿,我才不去呢,你快去快回。那人说,我自己不敢去,要是叫别的红卫兵看见了,说我是偷着跑出去的,还不得把我打死?我一想,只好跟他到街上的公共厕所。红卫兵首领看见我拄着木枪,愁眉苦脸地站在厕所门口,问说,你这是给谁站岗?我说,有一个让我看管的人正在方便。首领大惊道,你一个小女孩半夜三更地待在这里,就不怕他一下子窜出来,把你杀了?我毛骨悚然,说,那他要上厕所,我有什么办法?首领手一挥说,这还不好办,让他拉在裤子里……正说着,那个坏分子出来了,很和气的样子,一个劲儿地感谢我。首领对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认定我阵线不清。其实我只是无法想象不让别人上厕所一直憋下去的情形,将心比心,觉得太难受了。首领以后分配抄家任务的时候,干脆只让我去看电话印战报,认为我不堪造就。
班上同学把某女生的被子丢在地上,要泼冷水,理由是她父亲成了黑帮。我强烈反对这样做,挺身而出,几乎与整个班的人为敌。以前我和大家关系都不错,大伙儿看我这么坚决,就退了一步,只象征性地在她被子角上洒了些水,大部分棉絮还可以凑合着盖。那个女生现在是高级工程师,有时想起往事,还说,毕淑敏,你当年怎么那么勇敢?觉悟那么高?我说,我跟觉悟和勇敢可没一点儿关系,我只是想,一个人要在浸满冷水的被子里睡觉,多冷啊!再说棉花招谁惹谁了,为什么非得作践被子?
久久地不上课,也是令人无聊的事情。当外语口试的阴影过去之后,我开始怀念起教室了。学校有建于20世纪初叶的古典楼房,雕花的栏杆和木制的楼梯,还有像水龙头开关一般复杂的黄铜窗户插销,都用一种久远渊博的宁静,召唤着我们。学校图书馆开馆闹革命,允许借“毒草”,条件是每看一本,必得写出一篇大批判文章。我在光线灰暗的书架里辗转反侧,连借带偷,每次都夹带着众多的书蹒跚走出,沉重得像个孕妇。偷的好处是可以白看书,不必交批判稿,就像买东西的时候顺手牵羊,不必付钱。写大批判稿是很苦的事情,你明明觉得大师的作品美轮美奂,却非得说它一无是处,真是除了训练人说假话以外,就是让人仇恨自己毫无气节。我只好一边写一边对着天空祷告:亲爱的大师们,对不起啊,为了能更多地读你们的书,我只好胡说一通了。你们既然写出了那么好的书,塑造了那么多性格复杂的人物,就一定能理解我,一定会原谅一个中国女孩的胡说八道……我那时很傻,从来没把任何一本偷来的书,据为己有。看完之后,不但如约还回,连插入的地方都和取出时一模一样,生怕有何闪失。这固然和我守规矩的天性有关,私心里也觉得如果图书管理员发现了书总是无缘无故地减少,突然决定不再借书,我岂不因小失大,悔之莫及!
同学们刚开始抢着看我的书,但她们一不帮我写大批判文章,二来看得又慢,让我迟迟还不上书,急得我抓耳挠腮,也顾不得同学情谊,索性把她们看了一半的书劈手夺下,开始我下一轮的夹带。大家不干,就罚我把没看完的部分讲出来。这样在1966年以后那些激烈革命的日子里,在北京城琉璃厂附近一所古老的楼房里,有一个女孩给一群女孩讲着世界名著,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
我并不觉得年龄太小的时候,在没有名师指点的情形下,阅读名著是什么好事。我那时的囫囵吞枣,使我对某些作品的理解,终身都处在一种儿童般的记忆之中。比如我不喜欢太晦涩太象征的作品,也许就因为那时比较弱智,无法咀嚼微言大义。我曾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对想听《罪与罚》的同学讲,它可没意思了……至今惭愧不已。
1969年2月,我从学校应征入伍,分配到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卫生员。以前我一般不跟人说“阿里”这个具体的地名,因为它在地图上找不到,一个名叫“狮泉河”的小镇标记,代表着这个35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高原。西藏的西部,对内地人来说,就像非洲腹地,是个模糊的所在,反正你说了人家也不清楚,索性就不说了。自打出了一个孔繁森,地理上的事情就比较有概念了,知道那是一个绝苦的荒凉之地。我在那支高原部队里待了11年。之所以反复罗列数字,并非炫耀磨难,只是想说明,那段生活对于温柔乡里长大的一个女孩子,具有怎样惊心动魄的摧毁与重建的力量。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充满了爱意和阳光。父母健在,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弟妹尊崇,成绩优异,老师夸奖,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致平安。我那时幼稚地想,这个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只有两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那盏亚德利亚海边的明灯虽然亮,规模还是小了一点儿,当然是生在中国为佳了。长在首都北京,就更是幸运了。学上不成,出路无非是上山下乡或是到兵团,能当上女兵的百里挑一,这份福气落到了我的头上,应该知足啊……
在经过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半个月的汽车颠簸之后,五个女孩到达西藏阿里,成为这支骑兵部队有史以来第一批女兵,那时我16岁。
从京城优裕生活的学外语女孩,到一下子坠落为祖国最边远的不毛之地的卫生员(当然从海拔的角度来说是上升了,阿里的平均高度超过了五千米),我的灵魂和机体都受到了极大震动。也许是氧气太少,我成天迷迷糊糊的,有时竟望着遥远的天际,面对着无穷无尽的雪原和高山心想,这世界上真还有北京这样一个地方吗?以前该不是一个奇怪的梦吧?只有接到家信的时候,才对自己的过去有一丝追认。
我被雪域博大精深的深邃高远震骇住了。在我短暂的生命里,我不知道除了灯红酒绿的城市,还有这样冷峻严酷的所在。这座星球凝固成固体时的模样,原封不动地保存着,未曾沾染任何文明的霜尘。它无言,但是无往而不胜,和它与天同高与地齐寿的沧桑相比,人类多么渺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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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辽阔的地方
毕淑敏
我喜欢辽阔的地方,它会让人谦逊,清耳悦心。我的青年时代在藏北高原度过,那里曾经埋下我的悲伤与欢乐。
它们如最初的精神之冢,不时继续掩埋新的心绪。许多年过去了,某一天心灵重返旧地,翻掘遗骸,我惊奇地发现,哀伤已经化为晶莹琥珀,欢乐变成巨蚌,养育出了珍珠。
这一切,让我感觉人的经历多么神奇!
16岁时,我在西藏当兵,阿里有九个月的冬天,剩下的三个月,既不是春天也不是夏天和秋天,它是在冬天的底色上,间或涂抹着几道其他季节的无常岁月。偶尔不飘雪的晴朗冬夜,深蓝如水。逢我值夜班,到了后半夜,困倦不已。我会走出烛光摇曳的值班室,仰望星空。极端寒冷的空气给我注入钻石般的清冽,极目远眺,雪山如蜡,星河灿美。
我在那一刹做出了一个决定——要向一颗微不足道的小星学习,可以微弱,但要有光。
从那时起,我似乎从未真正年轻过。没有放浪形骸的为所欲为,也几乎没有肝肠寸断的爱恋情愫,有的只是迅疾奔突的行军和日复一日的躬身诊疗。每天每天,每年每年,在世界之巅戍边一十一载。不变的星辰不变的峰峦,同样不变的还有弥漫一切的白色,看飞雪的且歌且舞,医素不相识之人的病痛生亡。
人生最大的纷扰,是找到意义和价值。这题目在我17岁的时候,已经悄然作答。
我有一个柔和的童年,我却在很长时间懵然不知。我本以为所有的人,在他们婴幼时代都该如此,我只是其中一员。我后来才知晓,人的放松和宁静,很大一部分来自安全的早期经验。我得到过许多无条件的喜欢和爱,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师长,让我知道自己虽然渺小,但仍是有价值的存在。
我一生的经历,所有的琥珀与珍珠,结成一串,沉重坠挂在我的颈项间。它们断裂了,跌落在我的文字里,愿与同样喜欢辽阔风光的你分享。
毕淑敏像一个最懂你的好朋友,在温柔的夜里与你对话,回忆经历中最美好的片段,
温习曾使心震撼的镜头:它也许是一朵很小的旷野花,也许是一盏冬天的红灯笼,也
许是苍茫的大漠暮色,也许是雄浑激荡的乐曲……能为你推开平淡,遇见生命的辽阔。
——大庆音乐广播《音乐航班》DJ春柳
毕淑敏的文字总是深沉富有张力,那些关于她对自己经历的叙述在平淡之中有种不能言喻的气脉。仿佛在暗屋中点一盏油灯,思绪与缓缓流淌的时间安静在火苗上燃烧跳
动,又在心上留下浅而深的触动。于是得以远离城市与现代化,被带到她的世界与时代。
——Kyton_Xiao
喜欢毕淑敏的文字。独特的还有她的经历:十几岁西藏当兵,从部队卫生员做到主治医生而后又弃医从文、游历世界、探究心理学。医学、文学和心理学,多元的学识加
上敏锐的感知写出的文字很有感染力穿透力,温煦也直指内心。
——如雪1220
也许正如毕淑敏自己所说,是因为少年时在人迹罕见的高原当兵和做过医生的经历,
使得她的文字非常的理性而不失温暖……
——人弋文木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