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更好地发挥党史国史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作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了《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一书，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起回顾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的历史进程，缅怀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

这部书的作者，都是我们党重要历史决策的见证者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是新中国历史的“活字典”、“活资料”。他们的亲历亲闻、所感所悟，既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充满深情和尊重，又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中遭遇的挫折进行实事求是、深刻透彻的反思，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厚感情，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担当精神。

本书由曲青山、高永中主编。

《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以口述历史、回忆录的形式，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近三十年的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始末，以口述史的形式，让亲身经历和见证新中国历史的老领导、老同志追忆细节，真实、生动、具体地再现历史，为党史国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也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提供生动鲜活的新时期党史读本。本书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主编，收录了陈锦华、王立诚、阎明复、邓力群、苏维民、李雪峰等50余老领导、老同志的回忆录、口述历史，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和宝贵财富。

新政协筹备会工作的难忘经历/王仲方

1949年刘少奇视察天津/陈宝瑞

毛泽东首次访苏的铁路安全保卫工作/滕久昕

回顾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经过/阿沛·阿旺晋美

杨尚昆谈抗美援朝战争/苏维民

毛泽东和周世钊谈抗美援朝战争/周彦瑜 吴美潮

对建国初期工会若干问题的回顾/陈用文

“对资改造”决策是如何出台的/黄铸

我向毛主席汇报农业合作化/张玉美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片段回忆/王立诚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回忆/许涤新

1956年随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赵仲元

1957年形势与伏罗希洛夫访华/阎明复

随毛泽东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典/阎明复 朱瑞真

反右派亲历记/李新

“大跃进”在安徽亳县/梁志远

四季青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前后/于吉楠

1958年炮击金门与葛罗米柯秘密访华/阎明复

中缅边界谈判亲历记/程瑞声

随彭德怀访问东欧和蒙古八国纪实/章金树

风云突变的庐山会议/万毅

杨尚昆谈庐山会议/苏维民

我随田家英在浙江农村搞调研/薛驹

我所了解的“畅观楼事件”/宋汝棼

关于西楼会议的回忆/邓力群

三线建设回顾/高扬文

我参与指挥了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张蕴钰

听阿尔希波夫谈中苏关系/阎明复

听杨尚昆谈“四清”运动/苏维民

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孙兴盛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刘志坚

我和“三家村”始末/李筠

我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发动内情/李雪峰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张承先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经过/彭珮云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穆欣

我在驻越使馆见证的援越抗美/李家忠

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过程/熊向晖

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汪东兴

我所知道的“乒乓外交”/赵正洪

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公告的发表/黄华

中日邦交正常化亲历记/江培柱

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陈锦华

财政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王丙乾

不寻常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孙中范

江青在小靳庄的闹剧/陈大斌

我所知道的《工业二十条》起草始末/房维中

详忆粉碎“四人帮”的前前后后/武健华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派出的上海工作组/陈锦华

后记

1951年春，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重庆，受到贺龙、刘文辉等人的热烈欢迎。刘文辉是西藏比较熟悉的人物，金中悄悄对我说：“共产党对这样一个大地主、大军阀，不仅没怎么着他，相反还给这样高的地位，让他讲话，致欢迎辞，共产党的政策并不像谣传的那样。”我听了点点头。后来，见到邓小平，他给我讲解放西藏的原因和必须解放西藏的道理，讲了共产党的政策，给了我一份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制定的十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及进军的基础。这些都进一步增加了我对解放军的信任程度。

在重庆停留期间，我们还参观了重庆钢铁厂。过去，西藏根本没有工业，连小型的工厂也没有。在这里参观工厂，简直是大开眼界。我们由阿乐部长陪同，平旺担任翻译，到了钢铁厂。参观结束后，工厂领导把一部分工人集合在广场上，要求我给工人讲讲话。天哪，真叫我为难！我从来没有当众作过演说，况且对工人情况又一无所知，怎么敢讲话呢？讲什么好呢？我实在讲不好，一再谢绝。可是，工厂又一再坚持，非要我讲几句不可。阿乐部长在一旁排解这个难堪的场面，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你尽管讲，我给当翻译。”我当时发愣了。他根本不会藏语，怎么翻译呢？翻译平旺就在身旁，是怎么回事？阿乐见我不解其意，便小声通过平旺对我说：“我在工厂工作多年，熟悉工人情况。你随便讲什么都行，我怎么‘翻译’，就不必担心啦！”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要演一场双簧啊！我只好随便说一阵。阿乐部长郑重其事地“翻译”一通。工人听了不断引起欢笑，代表团的藏人也在笑。工人以为我这位藏族上层居然把话说到他们心窝里了；藏人听了，笑我信口开河，也很开心。会场气氛活跃，充分显示出藏汉一家亲密无问的兄弟情谊。尽管是一场双簧，但场面实在扣人心弦，令人非常感动。

从重庆乘机北上。金中坐在我后面，见机组人员来来往往走动，他显出惊惶紧张的样子，恐慌地说：“好危险啊！”

我立刻斥责他：“出了事大家都一样，你紧张有什么用。”

当天风大，飞机只好在西安降落。这时，金中从舷窗里看见机场站着一位穿袈裟、胡须银白的老人，问才旦卓嘎：“夫人，那人是谁？”才旦卓嘎一眼认出：“啊，是阿沛的老师。”

飞机停下后，我第一个走下来。这时，喜饶嘉措迎上来，喊着我的名字，一个劲地问我饭吃得怎样，觉睡得如何；又夸我身体好、精神好。接着，又转过脸去问阿沛·才旦卓嘎有几个孩子啦，长得怎样。一席家常话，轻松愉快，顿觉心里暖乎乎的。我从他的谈吐、表情上，也感受到，在新制度下，他现在的生活是轻松愉快的。

我同喜饶嘉措老师分别多年，这回见了面，他很高兴，我也很高兴，由于语言相通，倍感亲切温暖。1949年西藏还没解放时，他曾对西藏发表了不少广播讲话，号召和平解放西藏。他回忆这些说：“我为什么要讲那些话？我不是站在汉人一边讲那些话的，更不是随便站在汉人立场说那些话。我是为西藏的宗教利益，这是我的真心话，不是不负责任地随便说说。”他不无伤感地说：“西藏没解放前，我回去过，但只到黑河，藏政府不让我到拉萨去，我吃了很多苦头。他们这种做法太不应该了。”

西安的一些领导宴请我们代表团，喜饶嘉措也应邀参加。他很自豪地指着我，向汪锋等人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学生。他当了很大的官，是噶厦的噶伦，现在是西藏和平谈判代表，这也是我的光荣！”

喜饶嘉措是我信任的老师。他对我讲了许多为什么要解放西藏的道理，对我帮助很大。同时，也加深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

代表团到达北京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出乎意料，周恩来总理亲自到车站迎接，使我非常感动。到车站欢迎的人很多，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

有位名叫却鲁拉的，也挤在欢迎的人群里。他是汉人，在国民党时期就在拉萨。他的藏汉文都很好，是位很有学问的人，也属于喜饶嘉措的徒弟之列。我原先在拉萨就听说过，但未见其人。后来他经印度跑到国内找国民党，在蒙藏委员会谋得一个头衔，又在班禅驻京办事处工作。解放后，筹办“民族出版社”时，他参加筹备工作。在北京车站欢迎我们时，他在人群中利用一个机会和我搭讪，自我介绍说：“我叫却鲁拉。”因过去知道这个人，一说就对上号了。才旦卓嘎与我同行。这个人从人缝里挤到她身旁，往她手里塞了张纸条，弄得才旦卓嘎很吃惊，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当着那么多欢迎的群众，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最后只好很难为情地接过来，一直捏在手里。到了下榻的北京饭店，才旦卓嘎才告诉我，有人塞给她一张条子，叫转给我。我接过这张用藏文写的纸条，内容是：“你不要看共产党表面一团和气，但他们是一伙老谋深算的人。这次谈判一定要小心警惕，再就是翻译很重要，如果选用不合适的人，翻译有误，会造成很大麻烦，一定要找个好翻译。为此，我可以给你们当翻译。总之，一要警惕，二要有好翻译。”我看过这张纸条想：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插足谈判。这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我没有再理他。

接着，我们代表团中的路经印度的代表凯墨和土丹旦达到达北京。凯墨早先在拉萨就认识却鲁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凯墨是“国民代表大会”的西藏代表，在南京开会时就见过却鲁拉，以后他们相处亲密如家人。凯墨一到北京，却鲁拉认为好机会到了，马上就去拜访，提出给代表团当翻译，说：“我一定能忠实地传达你们的意见，不会发生错误。”后来，凯墨找我，说有位很要好的朋友，要求当和平谈判的翻译，问找过我没有。我把他塞条子的事说了一遍，并说明不同意他当翻译的理由。凯墨也说：“尽管我们关系很好，但让他当翻译，我也不同意。”

事情虽然过去了，但翻译确实是个很困难的问题。有个彭措扎西作翻译，尽管会汉话，但讲的却是青海西宁一带的藏话，我的话，他可以听懂一点，他的藏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们代表团自己带的翻译尧西·彭措扎西，是达赖喇嘛的姐夫，他的藏、汉话都不行。所以，大部分翻译工作都是由平旺担任。

P29－31

党的十八大高度评价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的重要贡献，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一个遭受外敌入侵、饱受一个多世纪耻辱的文明古国从沉睡中觉醒，朝着伟大复兴迈出坚定步伐。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朝着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迈进。因为有着这样深刻的历史背景，承载着几代人的梦想和追求，面临着毫无现成经验可循的全新环境，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是艰辛曲折的，是可歌可泣的，是壮丽辉煌的。有多少奋斗，有多少感动，有多少梦想，有多少光荣，凝聚在党和国家的历史画卷中，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这是值得永远纪念、永远珍惜的。

我们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史国史教科书、营养剂、清醒剂和最好的老师的作用，要求广大干部群众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他着重强调，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更好地发挥党史国史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作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了《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一书，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起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的历史进程，缅怀老一辈革命家和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

《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这部书的作者，都是我们党重要历史决策的见证者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是新中国历史的“活字典”、“活资料”。他们的亲历亲闻、所感所悟，既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充满深情和尊重，又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中遭遇的挫折进行实事求是、深刻透彻的反思，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厚感情，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担当精神。他们通过思往追昔，以亲身经历、生动事例，形象阐明了历史、现实和未来是相通的，历史都是由昨天走到今天、再由今天走向明天的道理，深刻阐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也无法人为割裂的真理。他们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来不易，值得格外珍惜、坚定继承和不断发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得到实践充分证明的，我们应该有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自信、开放、进取的态度，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继续写好，写得更精彩。

历史是纷繁芜杂的，是绚丽多姿的。历史交给历史工作者两个重任：一个是透过现象探求本质，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中寻求历史规律，以启迪后人，鉴往知来；一个是将历史的绚丽多姿多维度呈现出来，让人有穿越时空、身临其境之感。如果历史只是冰冷抽象的条文，脱离了历史环境、历史背景，失去了历史视野、历史关怀，是难以引起共鸣，是无法令人记忆深刻的。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正好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以其形象、生动、鲜活的特性，和文献资料互为补充、互动互证，展示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让人在历史追思中感悟得失、升华经验。革命导师恩格斯为支持贝克尔撰写回忆录多次专门致信伯恩施坦等人，成为重视和珍惜口述史料的典范。恩格斯认为回忆录“对我们党成立前的历史（1827—1860年的革命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从五十年代到现在）来说会是一部新的文献资料”，“没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能够忽视这部文献的”，而且也将是“出色的和生动的真正人民读物”。“如果贝克尔不做这件事，这些岁月所发生的事件就将永远被人遗忘，或者是由敌视我们的人民党的人或其他的庸俗民主派来描述这些事件，而这是不会为我们服务的。现在有一个永远不会再出现的好机会，我认为错过这个机会就是一种犯罪行为。”恩格斯三言两语凝练地概括了口述史料提供历史细节、弥补文献资料之不足，增强党史知识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真实性和现实感、感染力和吸引力，有利于掌握话语主导权、服务大局等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十分重视回忆录和口述史料的征集工作，始终将抢救“活资料”作为迫在眉睫、时不我待的工作来抓。经过艰辛努力和不断积累，已采访了几百位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整理了逾千万字的珍贵口述史料。《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正是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经过系统梳理、精心选编而成。如今，这部书的不少作者已经逝去，但他们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部书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智慧，是他们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他们的回顾和思考真实、生动、深刻，所以读到动情处，让人潸然泪下；读到精彩处，让人拍案叫绝；读到深刻处，让人闭目深思。在此，我们对他们表达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也热忱欢迎、殷切期盼有更多的老同志参与到回顾总结历史、启迪襄助后人的事业中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我们党成立已经90多年了，新中国建立已经60多年了，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是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壮丽事业。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们要坚定党的历史自信，科学总结党的历史，自觉运用党的历史，帮助人们牢记过去、把握现在、开辟未来，更好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更好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庄严历史责任。

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5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对近年来征集到的一些领导同志、亲历者的口述史进行了系统整理，选取与改革开放以前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决策相关的内容，编辑为《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一书。

在本书策划、选稿、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各位作者的大力支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副主任高永中给予了精心指导，并担任主编。曲青山主任还专门为本书作序。宣传教育局陈夕、薛庆超、刘荣刚、李树泉、谢文雄、文世芳、刘一丁等同志承担了具体选编工作。文世芳同志做了大量编务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艰辛劳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辑时间紧迫，编者水平有限，难免存在不当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

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