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达比丁的《消散》讲述的是：在英国一个沿海的小村庄，一位年轻的圭亚那工程师，与温和神秘而又健谈俏皮的房东卢瑟福太太倾心交谈，与脾性乖戾又洞明世事的劳工斯瓦米斗智斗勇，与充满矛盾但本质温顺的克里斯蒂交流角逐……小说生动呈现出一幅氤氲着神秘气息的精彩画卷……

为了加固千疮百孔的海防，一个年轻的非裔圭亚那工程师来到肯特州一个沿海的小村庄。他在一个英国老人卢瑟福太太处搭伙，并通过与老太太的关系察觉到，这个本质上已经非常英国化了的小村庄，在貌似风平浪静的表面下，泛滥着暴力与原始冲动，凸显着英国统治的痕迹。他在小村庄期间，被迫重新思索自己的看法，审视自己作为一个圭亚那裔的身份，尤其是不得不质疑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导作用的影响下，工程师存在的必要性。

戴维·达比丁的《消散》互文性极强，涉及康拉德、威尔逊·哈里斯和奈保尔等文学大家，旨在就英国性的内核、英国统治的影响以及对历史与当下的本质的不同观点，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对话。

正文

卢瑟福太太想知道，为什么我会当工程师呢？她坐在摇椅上，遥望着通向顿斯米尔悬崖边的花园，顿斯米尔悬崖足有九十英尺高。每天下午完工后，我就和她坐在一起，她会有一大堆的问题，如问悬崖的现状——就是治理的进展，我们正在抢修，不想让它和附近的十二三户人家(包括她家)的房子塌陷到海里去。她会问到从黑斯廷斯海滩飘来的鹅卵石，问起最近会不会又有塌方，要是有我打算怎么办等等。回答她的问题不能敷衍。她想知道的是细节，她的耐心超常，能吸收信息中最不起眼的枝节。我羡慕她的好奇，有次也对她直说了，我犹豫过，怕她觉得我有点逞能。“沙漠就是这样。”她淡淡地说，声音里没有一丝故弄玄虚的影子。

当我经过一天的计算、检查和艰辛，疲惫地回到家里后，第一个小时她会留给我。我到自己的房间，冲个澡，换上她为我洗好刚刚放在床上的衣服。她放哪件我就穿哪件。看到我穿她为我选的衬衣，她也很高兴。在我和她一起洗衣服时，她主动帮我洗。看到我弯着腰熨衣服她很同情我。为了节省时间，我只熨衬衣的前面和袖口。我很乐意让她来打理我的衣橱，她立即把她不喜欢的衬衣丢到一边，因为手工差，式样旧。她把那些衬衣偷偷地塞进我床下的箱子里。她去了趟商店，买了些更有品位的。虽然已年过花甲，但她的眼光却很时髦。她让我打的领带常常会引来海滩上同事们羡慕的眼神。我觉得这让她感到又回到了丈夫身边。实际上，我比她年轻三十岁，来自于一个不同的文化圈。我能想象到村里的人嚼舌头让她得意，几十年了，村里的老乡们一直缺乏流言蜚语来锻炼自己的舌头。事实上，她早已是当地的另类了。她在非洲待过，被丈夫遗弃，也没有孩子。也正是她，不会向肥胖和年老以后松弛的皮肤低头，加入到了黑斯廷斯越野者——一个由大多数中年商人组成的业余俱乐部，对于这些人来说打壁球有点危险。每周四和周日，她和他们一起穿越田野，绕悬崖顶部的小路长跑四英里。她跑步的节奏不慌不忙，常常会停下来去看毛地黄或蓝铃花，并且会赌咒说她上一次跑过这儿的时候就没有这些花。她总是最后一名，让俱乐部成员在微型面包车上等她，俱乐部的成员都散布在黑斯廷斯周围的村庄。

接下来的第二个小时里，她和我一起喝茶。在我走下楼梯时，迎接我的是餐桌上摆放齐整的各式各样的点心和蜜饯。午后微弱的阳光撒在铺着非洲蜡染的餐桌上。她坐在我的对面细嚼慢咽，脸上一副恍惚的神色。她身后有一排书架，上面摆着一些木罐和陶罐，那都是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去旅游时买回来的。

只有到了第三个小时，在她清理完餐桌后，她会叫我到客厅，和我认真地交谈。她会拿出蜜李红酒，并鼓励我点上烟。在我第一次问她能否吸烟时，她说：“当然可以，我不介意，”并在抽屉里找了个烟缸说，“我喜欢烟味。”刚一闻到烟，她的鼻子愉快地抽了一下，接着就咳嗽起来。“我都想不起来，有多少年没有男人在这屋里抽烟了。也许二十年了，从1972年的8月起，嗯，是8月。”这是她的惯例——刚开始模模糊糊，仿佛不愿想起，接着就进入了回忆的程序，细节之详让人吃惊。“那是杰克，我的丈夫。他手在口袋里摸来摸去，拒绝看我的眼睛。他点上烟，躲在烟云的后面，嘟囔着说他会留给我钱。你知道魔术师是怎样在一股烟中消失的吗？他也一定在想一条同样神秘的退路，因为他向我吹了一口烟，以为我是个瞎子，这样他就可以跑到门外，把我傻乎乎地留在那里。但我知道他会离开我的，这个傻男人。”

“他去了哪里？”我有些犹豫地问，不希望让人听上去显得太过好奇。

“嗯，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我从来没费心打听过。”她的声音一时有点减弱，然后以之前的声调问了一个让我摸不着头脑的问题：“男人离开自己的老婆以后会去哪儿呢？”

“去找别的女人。”我不由自主地答道，我想起了我父亲的不忠。

“杰克不会。门在他身后一关，我就知道他要去墓地了。他对正常生活充满了期盼和愧疚。”

“你就从来没有想方设法去打听他怎么样了吗？”我坚持问道。

“我把支票往银行一存，就这么简单，然后就忘了他，”她说，果断的语气让我知道她想立即结束我的打听，“8月6号——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午后，就是今天这个时候，他就坐在你现在坐的地方。”我不由自主地在椅子里动了动。“他哭了。我原谅了他，他知道我会原谅他的。”

1-4

我的小说《消散》的时间背景是圭亚那1966年从英国独立出来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近两百年来，英属圭亚那一直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此前的两百年，这里是荷兰人的天下。当地的人民被征服，欧洲人用船把黑人运到这里为奴，后来又把印度人和中国人运来当苦力。故几百年来，我们是一个被征服和被奴役的民族。

1966年的独立让人欣喜，我们终于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了。我们想摆脱欧洲人眼中的负面形象，要显示我们也可以是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工程师。因而在我的小说中，主人公一再坚持自己不是“非洲人”或“黑人”，而首先是个和大海搏斗的“工程师”。因为在诸多欧洲人的作品里，“非洲人”和“黑人”常常让人联想到落后和原始。

中国的读者也许会觉得我的小说有趣，因为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也曾面临被入侵的威胁或遭受入侵。和1949年以前的中国一样，圭亚那当时(现在依旧)是个到处是村庄的农业国家。中国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圭亚那农民的生活和中国如出一辙，全世界靠土地为生的农民面临同样的挑战：受太阳、大地和水的束缚。故当中国劳工在1853年来到英属圭亚那以后，虽然有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但他们和非洲人、印度人以及当地人相处得很融洽。人们在不同的时代，在同样的热带毒日下，淋着同样的雨，一起在同一块甘蔗地里劳作。那里的蛇、蝎子和蚊子也同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强烈愿望，那就是让子女受教育，以便逃离苦海。今天，讲英语的加勒比海地区(圭亚那属于其部分)产生了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两位是文学奖获得者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和V.S.奈保尔(V. S. Naipaul)，一位是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我们在自由地前进。

戴维·达比丁

2014年10月22日

达比丁是诗人和小说家，他的语言超越了笔下描述的不和谐与不健全的英伦诟病，其发人深省的想象让《消散》散发出动态的美，柔化了小说中的苍凉。

——《星期日泰晤士报》

电击似的一系列推断，挖掘昔日帝国对当代每个英国人的心灵冲击。

——《苏格兰人》

他描述英国现状的小说技艺高超，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