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尚年幼的人们眼中，丘吉尔恐怕是个被高估的人物。年轻人都崇拜英雄，然而对不列颠岛遭围困时期的学生们来说，首相可无论如何都不像个英雄。刚刚从硝烟中归来或即将奔赴战场的英雄们，都是身着卡其布、海军蓝或空军蓝军服，身材瘦削，体态匀称，谈笑风生，昂首阔步地走在大街上的。相形之下，丘吉尔穿着难看的连身工作服，戴着滑稽的大礼帽，招牌式的雪茄夹在松垮垮的手指间，一点儿英雄气概也没有。成年人赞扬“温斯顿，好心的老温斯顿”，这令孩子们很恼怒。战时英国的学生们可不想要老温斯顿，他们想要的是年轻气盛的首相，像从机场上一飞冲天的飞行员一样威风凛凛，像在街巷奔跑训练的突击队员一样气势汹汹，像驶离港口前往英吉利海峡作战的鱼雷艇艇长们一样英气勃勃。在这些英雄形象的映衬下，体态臃肿、下巴松垂、声音沙哑的温斯顿，实在是寒酸之极。战后年代的温斯顿更为不堪。他在面对民众的意愿时显得很傲慢，这使他在1945年下了台，预示着他将成为人生的大输家。无论父母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也无论自己有何政见，青少年们都情不自禁地为获胜的工党所承诺的社会革命的激情所感动。丘吉尔作为反对党政治家，对工党宣扬的社会主义横眉冷对。年轻人则对社会主义的主张信以为真。全民免费医疗不言而喻是件好事，为高中和大学聪明而勤奋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无论他们的父母能否供得起他们读书，这当然也不错；还有，国家为老年人和穷人提供更优厚的养老金和救济金；为住在贫民窟的人盖新房子；使战前经济衰退时期的幸存者得到有保障的就业。工党说这代表着更好的英国，年轻人们相信了。丘吉尔警告说社会主义的英国会更糟，却招致怀疑，至少在未来一代中如此。我就是这一代人中的一员，在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我始终对丘吉尔的传奇无动于衷。丘吉尔于1951年再度上台，尽管健康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一次差点儿残废——他一直担任首相到1955年。他出色地表演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大戏。他在政治上的儿子和继承人安东尼？艾登（AnthonyEden）接替他出任了首相。艾登任命了大量年轻人担任大臣，这些人都是在丘吉尔任战时首相期间担任低级职务，从而学会政治交易的。尽管实现了内阁年轻化，艾登接掌丘吉尔的战后政府，却并没有赢得年轻选民的欢迎。在年轻人看来，艾登和他的同僚们都是观念陈旧的保守党人：对外是传统的帝国主义，对内是自私的资本主义。1956年，英国企图采取“苏伊士行动”，恢复对苏伊士运河和埃及国家的半殖民地控制。这似乎成了“丘吉尔主义”最后一搏的试金石。苏伊士运河危机将英国人分为两个阵营。在年长者看来，军事行动可被视为对历史赋予英国的帝国权力的适当重申；而在年轻人看来，这是已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帝国主义淫威的鲁莽发作。无论如何，“苏伊士行动”的失败，标志着英国海外史诗的结束。而丘吉尔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始终都是这部史诗的旗手。苏伊士事件向丘吉尔所代表的一切说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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