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配音生涯（增订版）》为上海电影译制厂著名配音演员、译制片导演苏秀的回忆录，完整回顾了苏秀在配音界的艺术工作和生活，同时回忆与邱岳峰、尚华、毕克等老一辈配音大师以及童自荣、李梓、曹雷等年轻一辈的交往和合作，更有经典译制片译配工作的种种经验和心得，以及电影艺术的相关札记。同时收录作者的生活、工作留影，辅以译制片剧照，以图文结合的方式，真实记录记忆中那些“好声音”诞生的当下，为读者展现译制片黄金岁月里，艺术与人生的打磨历程。

《我的配音生涯（增订版）》回顾了苏秀四十多年在配音界的艺术工作和生活，同时回忆与邱岳峰、尚华、毕克等老一辈配音大师以及童自荣、李梓、曹雷等年轻一辈的交往和合作，更有经典译制片译配工作的经验和心得，非常生动可读。

增订版序 有你们的存在，才有这一切

初版序 你们的喜爱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

1 往事趣谈

 第一次领奖

 为“四人帮”唱堂会

 内参片正式开工

 气死“日活”

 别开生面的“政治学习”

 演员组的体育比赛

 录音棚中的“鬼打墙”

 恍恍惚惚的一群人

 第二次领奖

 电视译制片专业座谈会

 上视译制部创业伊始

 《血的锁链》与“黄埔一期”

2 我的前辈，我的伙伴

 陈叙一——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

 我的考官卫禹平

 故事片的前辈们

 邱岳峰——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

 姚念贻与张同凝

 毕克——装龙像龙，装虎像虎

 胡庆汉、杨文元和我

 “知识分子”富润生

 戏说于鼎——“一将功成万骨枯”

 李梓——我们的当家花旦

 尚华——兢兢业业地对待每一个角色

 赵慎之——她说我“盗名窃誉”

 传奇人物潘我源

 刘广宁——观众心中的公主

 六十年代进厂的一班人

 配音王子童自荣

 我的忘年交施融

 曹雷——人活一辈子，她活两辈子

 七八十年代进厂的一班人

 注重学习的孙渝烽

 沈晓谦——灵光一现的过客

 大器晚成的林栋甫和少年成名的金琳

 翻译和录音师，我的合作伙伴

 狄菲菲——天生丽质难自弃

3 我的每一次“人生”——我扮演的角色

 塑造角色最多的演员

 我的每一次“人生”

 我为褒曼配音

 从艾司黛拉到哈维夏姆小姐

 叛逆玛季德

 野心家高须相子

 约安娜，灵与肉的冲突

 苏联的新浪潮影片

 白云、苍狗，倏忽万变

 非同一般的人物关系

 《红莓》为囚犯立传

 台词，有千变万化的读法

4 我的每一片新天地——导演札记

 我的每一片新天地

 我对译制片的几点看法

 译制工作为什么那样使人着迷

 细节的真实

 话筒前的心理学

 酷暑、桃子、十七号片

 关于《雾之旗》的回忆

 李梓配男孩的风波

 为《少林寺》和《少林小子》配音

 两只可爱的小松鼠

 轰动一时的《姿三四郎》

 该怎样看待《砂器》的男主人公

 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以及

 《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的幕后戏

 全新样式的反法西斯影片

 看了译制片才全懂了

 人的高贵与尊严

 震撼心灵的《苦海余生》

 “远山”在呼唤什么

 一个婴儿的独自

 令我倾心的《沙鸥》

 作家电影《广岛之恋》

 精致的《格洛丽亚》

5 余音袅袅

 我们厂，我们的大学

 闲话台词

 译制片研讨会

 我的仲夏夜之梦

 重回话筒前

 刘广宁“省亲”

 老尚，你安心地走吧

 邱岳峰落葬

 那些故事片演员

 孤雁失群

 洛阳城东桃李花

 她们都出身名门

 明朗的天

 命运掌握在谁手中

 我家的“一片红”

 七十五岁学电脑

 馒头夹白糖

 在陌生人之间

 我奉献给你们的礼物

 总会遇到“同志”

 烛光晚餐

6 附录

 你好！苏秀老师／童自荣

 初版后记

 苏秀作品年表

第一次领奖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对我来说，恰似一切都沐浴在春风之中，周遭一片葱茏。我们一行六人——领队柯刚、翻译陈涓（苏联片《列宁在一九一八》、《伟大的公民》、《乡村女教师》、《第四十一》等片的翻译）、导演寇加弼（也是以上影片的译制导演）、演员姚念贻、胡庆汉和我——喜滋滋地登上了去北京的特快列车，去参加文化部为表彰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优秀电影工作者而召开的授奖大会；同时也作为当然的代表，参加中国电影家协会的成立大会。除了柯刚（她是我们当年的厂长），我们都是被评选出来的优秀电影工作者。那时我和胡庆汉刚满三十岁，姚念贻稍大一点，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踏入电影界的年轻一代，能有这样的荣幸去参加如此隆重的大会，真有说不出的喜悦。一九五七年的春天，那也是我们生命中的春天。

赵丹教我玩扑克

在去北京的卧铺车厢里，姚念贻和我恰巧跟赵丹睡对面铺。赵丹带了一副扑克牌，可凑不齐四个人，他跟我说：“小丫头子，你来和我打对家吧。”可我那时从来没玩过扑克，一点儿也不会。他说：“没关系，我来教你，一学就会了。”他一面明着教我，一面暗中挤眉弄眼地用眼色指挥我出牌。不料被在一边认真观战的姚念贻发现了，她大叫起来：“哈，他们作弊，我看见赵丹向苏秀眨眼睛了。”她这一喊，我们的“阴谋”败露，几个人一齐开怀大笑起来。

赵丹是名扬海内外的大演员，解放前就已经是大明星了，可他没有架子，一点儿也不像个大演员，倒像个最最普通的调皮而亲切的大哥哥。

在北京期间，我们从旅馆坐大巴去开会，那时赵丹的妻子黄宗英刚怀头一个孩子。他们一上车，赵丹就喊：“快让个座，孕妇上来了。”引起大家一阵哄笑，弄得黄宗英非常尴尬，骂他“十三点”，可他愿意逗大家开心。

还记得“四人帮”刚倒台不久，我和邱岳峰、赵慎之在我们演员休息室教乔榛、刘广宁、程晓桦等人跳交谊舞。赵丹来了，他穿了一件对襟的中式棉袄，一双中式家做的棉鞋，就这身打扮，也立刻兴致勃勃地跟我们一起跳了起来。

如今，距一九五七年已经四十多年了。赵丹和姚念贻早已离开了人世，我已记不得那次在火车里一块玩牌的其他人，但赵丹那神采飞扬的样子和我们大家一齐开怀大笑的声音，依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我们是多么年轻，又是多么无忧无虑啊！

生活的顶峰

在北京开会期间，下榻的旅馆叫什么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那是我们第一次住进房间里铺着地毯摆着沙发、卫生间二十四小时有热水供应的高级宾馆。

一天晚上，熄灯很久了，我们都还没有睡着。姚念贻忽然跟我说：“你不觉得吗？这恐怕是我们生活中的顶峰了。”当时我很奇怪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照我想，我们的生活、事业才刚刚开始，今后只要努力工作，前途正未可限量呢。可我没说出来。然而，事实却不幸被她言中了。

她于一九五八年因医疗事故死于难产，她的预言是不折不扣地在她自己身上应验了。至于我，在那以后的二十年中也由于不停地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反右、下放劳动、四清、“文化大革命”……把大好时光差不多都消磨在非业务性的折腾中了。待到“四人帮”倒台之后，已是疾病缠身，年过半百，恰似一抹西下的夕阳，尽管看上去还有一片红光，可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就会坠落下去，完全黯淡了。因此，她的预言，在我身上也可以说应验了。

毛主席接见

开会以来，大家一直在猜测，在盼望，毛主席会不会接见我们。

终于，有一天，会议的组织者通知大家，明天大家不要请假外出，穿得整齐一点，有重要活动。大家心里都明白，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了。

第二天，几辆大巴一直把我们送进中南海的一个院落。院中摆着一排长凳和几排阶梯式的踏脚板，看来，主席是预备跟大家合影留念了。我们按规定排好队，站在长凳后面。长凳是给首长们和电影界知名人士坐的。这次被接见的人当中，除了来领奖和参加中国影协成立大会的人之外，还有全国的优秀放映员。  我们站好后，有人宣布了几条规定：“主席来了，大家站在原地不许走动，不许叫喊，也不许主动与主席握手。为了表达对主席的热爱，可以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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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你们的存在，才有这一切

二〇〇五年《我的配音生涯》在上海书展面世以来，转眼快十年了。

这十年来，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译制片在现实生活中，越是受排挤，受冷落，译制片的爱好者就越是热情。

那些粉丝平时隐藏在茫茫的人海之中，谁也无法分辨他们的存在。可在某些时刻，他们就会像淋过了春雨的秧苗，从土里钻了出来，绿油油一片，无边无际。

二〇〇八年，邱岳峰的墓自苏州迁回上海，我们原想，几个老同事、老朋友举行一个小小的落葬仪式。没想到，有些观众和媒体不请自来，第二天，还在报刊上发了消息。邱岳峰一九八。年去世，快三十年了，观众对他配音的无论是小偷还是罗杰斯特，仍那么津津乐道。

二〇一一年，《我的配音生涯》有声版《余音袅袅》在上海影城做了场影迷交流会，四百本一抢而光，余下的三百本也在网上瞬间售罄。

今年初，李梓逝世。她退休离厂已二十多年，近几年又由于身体不好，绝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我原担心观众会忘了她。可她五日下午去世，六日一早媒体来向我邀稿的和采访的电话就铃声不断。因为从五十年代和她一起走过来的也只有我和赵慎之了。我接触的各报都连续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悼念她的文章。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隆重。而就在去年，我却听说，上海市区今后不放译制片了，只有二、三线的城市才放译制片，这真是个绝妙的讽刺。

还有一件更加不可思议的事。今年四月，北京几个译制片爱好者，策划了一台晚会。内容就是要我们几个至今仍健在的配音演员（平均年龄七十八岁），跟观众见见面，说说话，一块儿回忆一下过去的录音片断。在国家大剧院九百人的戏剧厅里，竟然卖了满座，票房超过预期。尽管内容有些拖沓，我们所受到的欢迎，掌声和欢呼声，我想应该是空前绝后的了。

最近，《文汇报》的记者来采访我，只有三十岁出头，还特别强调，随行的两位新媒体摄像都是九。后，主要的，他们都是译制片的忠诚粉丝。他们意在告诉我：老一代的粉丝，已经培养出了新的接班人。

我想，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一点——

老厂长陈叙一带领我们上译厂这个团队毕生所追求的“还原原片”的目标，是选对了的。

我们一生呕心沥血译制的作品，是人们所需要的。

尤其令我们欣慰的是，很多作品被你们珍藏在记忆中。

正如我的好友施融寄自纽约视频对观众所言：“有你们的存在，再加上中国电影市场对外的更加开放，译制片也许有朝一日，会再度辉煌。”

我想，这大概也是我的书《我的配音生涯》和我的碟《余音袅袅》能再版的原因所在吧。

苏秀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少年时期的理想

我祖籍河北，一九二六年生于东北长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那一年我才五岁。那时我的父母都在中长铁路的学校当教员。九·一八事变后，我随父母从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他们在铁路上收入比较丰厚，到哈后还能以多年的积蓄买了一座两层的小楼，在南岗大直街上。下面租给一家小饭馆，楼上三间一厅自己住。后来父亲失了业，把楼上一间也租了出去，不过，我们在物质生活上还算宽裕。

慢慢地我开始懂事了，知道我们是中国人，而不是什么满洲人，知道日本是侵略者，而不是什么友邦。我自小功课好，而且对各门功课都有兴趣，是所有老师的宠儿。可上了中学，女中只学一年数学，重点学缝纫、烹调、家政，因为日本人主张妇女要回到厨房去，所以所有大学都不收女生。这种帝国主义的愚民教育，使我切身感受到做一个亡国奴的痛苦与愤怒。

那时我最崇拜的两个偶像，一个是南宋的女词人李清照，一个是波兰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因为她们也都和我一样有着亡国之恨；另一点她们都卓有成就，说明女性不次于男人。我认为自己只要有好的学习环境也会学有所成，这就是我当年的人生追求。

我有个音乐老师叫刘忠，他在哈尔滨广播电台（当时叫“哈尔滨放送局”）组织了一个“fy”合唱团。我上三年级时，他挑选了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去参加了合唱团。最使我难忘的是我曾担任过用徐志摩的诗《海韵》谱写的合唱曲中的“女郎”的独唱。这是我曾特别引以为荣的事，至今犹记得当时的感受。这使我开始钟情于音乐，那时我看了多部音乐家的传记，热望有一天能去上海深造。我盼望着抗战胜利，那时我将能在自由的祖国学习音乐。作一个音乐家曾是我少年时代最热切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我进了上影翻译片组。未能以音乐为终身职业，始终是我人生的一件憾事。我也像所有的父母一样常常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后来我的小儿子侯牧人考进了北京中央歌舞团，凭着他在上音附小学的三年钢琴，随后经过自学进修，成了一名作曲家，也算是圆了我少年的梦。

我总不能忘记当年我在“fy”合唱团时的一位唱男低音的电台播音员，名叫洪维善，艺名陈沙。他常演广播剧，有时也作广播剧的导演。有一次，他忽然问我：“想演广播剧吗？”我说：“我不会呀。”他说：“不会，我可以教你。”就这样我就开始参加广播剧的演播了。第一次我是饰演一个小侍女，台词只有“是，太太”，“好的，太太”。不久，我就担任主角了。我至今记得我曾在一部描写西施与范蠡的广播剧中扮演过西施。那大约是一九四二年，我只有十五、六岁。一九四三年我们还在哈尔滨铁路俱乐部演出过几场舞台剧，一是曹禺的《日出》，一是《沉渊》。由洪大哥扮演《日出》中的潘经理并担任导演，我和我的高一年级的同学轮流担任《沉渊》的女主角和《日出》中的小东西。我各演出过一场。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受过正规训练，演戏仅是玩玩而已。

一年后，陈沙大哥忽然失踪了。全国解放后才知道他去了解放区。他不在了，我也就中止了广播剧的演播了。不久，我也离开了哈尔滨去北京读大学。但是，对广播剧的爱好，却长远地伴随了我一生。我最终选择了表演艺术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应该说也缘于此。

上海解放后，我错过了学音乐的最佳年龄，而且又有了孩子。那时最迫切的愿望是有个固定的工作，不再作家庭妇女。因此当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团招考演员时，我立刻就去应试了。当时剧团有吴淞、欢子、梅村等人，我们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批广播剧演员。

我常常想，如果当年陈沙大哥不叫我去演广播剧，也许我永远不会想到以演员为职业。解放后也不会去投考广播剧团和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当然也不会做配音演员和译制导演了。所以，陈沙大哥应该说是我业务上的启蒙老师和人生的引路人了。

解放后，陈沙大哥在北京空政文工团歌舞团任导演。曾导演过轰动一时的歌剧《江姐》。十年“文革”剥夺了他的大好年华，“文革”后他已到了离休年龄，许多设想、抱负都只能束之高阁了。前几年，我每去北京总要去探望他。他跟妻子讲，当年我还是个小姑娘，每当录完音，他都送我回家，路上经过一爿小店，总要买点零食给我吃，冰淇淋啊、糖果啊什么的。直到七、八十年代，他还像个大哥哥一样，每逢我一个人来去的时候，他一定要送我到车站，看着我上车，好像我还是当年那个需要人保护的小妹妹似的。

尽管我少年时代的理想未能实现，但我早年的向往与机遇的巧合使我成了一名译制工作者，并且热爱这一职业。

令人羡慕的蓝布列宁装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但实足年龄尚不满二十四岁。看着满街红旗，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我渴望自己也能那样地穿着，渴望着走到社会上去，渴望着工作。

一九五。年初，我看到报上登载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团招考演员的启事，我就去报考而且考取了。可惜由于国民党飞机二月六日轰炸上海，给刚刚解放的上海在经济上又增添了新的困难，所以原定做为专业的广播剧团演员，暂时只能是业余的。但我毕竟成了上海解放后第一批广播剧团的演员。事隔三十多年，一九八七年上海电台举办“全国白玉兰广播连续剧大赛”时，我还因此被聘为评委呢。

当时我们演播过《红旗歌》，老舍先生的《方珍珠》，还演过歌剧《王秀鸾》。由我扮演王秀鸾，剧中有很多唱段，我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居然也敢唱。

其实，我在广播剧团很受重用，工作得很快活，可心里总以自己不是国家干部为憾。觉得既不是国家干部就不能去穿那象征干部身份的列宁装。所以当我在报上又看到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招生的时候，我就又去应考了。

但是我一直喜爱广播剧。后来，我虽进了上影翻译片组，却从未间断与广播剧的联系。参加演播，写剧本，曾与郭在精合作写过《定能重相见》，改编过《卡萨布兰卡》；搞导演，由曹雷编剧，由我导演过音乐广播剧，其中有描写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生平的《柴可夫斯基》，描写圆舞曲之王约翰·斯特劳斯的《播种欢乐的人》。今后，如果有合适的题材，我还会再去搞的。

我终于成了一名职业妇女

报上说明表演艺术研究所是办在北京的。当时我的儿子只有三岁，女儿还不满周岁，但我为了做一名职业妇女、国家干部，还是不顾一切地去报考了。

我记得当时考场的主考人是上官云珠和卫禹平。我至今忘不了他们要我作的小品内容：“一个少妇一面在窗下做针线，一面等待她的丈夫回来，天渐渐黑了，丈夫还没回来，她焦急不安起来……丈夫终于回来了。”没有道具，没有台词，也没有对手，全靠演员自己用动作和表情把这些内容表达出来。

我开始凑近窗口穿针，然后坐下来，一针一线的做起活儿来。做了一会儿，好像听到门外有脚步声，我停下针线，仔细倾听，并没有人来，不禁失望地轻轻叹了一口气，又做起了针线活。可是，天渐渐暗了，我先把针线活儿往眼前凑凑，又往窗前凑凑，缝了两针，天更暗了，一下扎到了手上，这一来完全没有心思做活儿了。停下来，皱着眉头思索，丈夫这么晚不回来会是什么原因呢。越想越着急，便骤然站起身来决心去找丈夫，可就在我打开门的时候，丈夫却站在门外，于是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又嗔又喜地笑了。

就凭这个小品，我考取了那个研究所。可电影局管演员工作的柏李老师找我谈话说，“你已经结了婚，而且还有了孩子，我看你别去念书了，到翻译片组去工作吧。”说实话，我那时根本不计较搞翻译片还是拍故事片，反正都是演员工作嘛，就欣然同意了。

一九五。年九月七日，正好是我女儿周岁那天，我去翻译片组报到了。当时我刚满二十四岁。和我同一天去报到的还有杨文元和胡庆汉。

当时的翻译片组，只拥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楼上的小间是剪接间。楼下的大间，约五六十平方米，既是排练厅，又是会议室和休息室。总之，除了三楼阳台上的录音棚（只在录音时候用），我们再没别的地盘了。  解放前中国没有译制片。放外国影片时有的打字幕，有的用译意风，就是每个座位旁有个小插座，租一副耳机就能从中听中文翻译的同步讲解。但这种装置开始也只有像大光明、国泰等几家大的首轮电影院才有，后来才普及到二三轮电影院。解放后长春首先搞起了翻译片，他们是一九四九年开始的。我们上海翻译片组是一九五。年二月才建立的。所以我也可以算是最早的一批配音演员了。当年的那些配音演员后来有的自己离开了，有的被淘汰了，一直留下来的有邱岳峰、尚华、富润生、準同凝、姚念贻、胡庆汉、杨文元和我。赵慎之、于鼎、毕克、李梓则是以后陆续进来的，但是他们也都是一九五七年我们建立译制片厂以前进来的老一辈了。

当时只看过苏联的译制片，演员说着山东味或是俄国腔的中文，其中有时还夹杂着与影片内容完全无关的旁白，像什么“请看莫斯科河两岸的风景”之类的话，有的影片还居然让那些大鼻子凹眼睛的苏联人说“今天是中秋节，请到我家来吃月饼”这种不伦不类的台词。

今天，我们终于用自己的工作赢得了社会的承认和观众的爱戴。可是当年不但有些领导认为配音演员算不上创作干部，有些人自己也觉得低人一等。认为自己形象还不错的想去拍故事片，还有的改行干了别的。我自己也曾想，在翻译片组工作能经常接触各国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可以好好地学点东西，有朝一日我要去做故事片的导演。事实上也确有配音演员出身的人，成了很出色的故事片导演，如已故峨影导演李亚林，就曾在长影做过多年配音演员。但是一方面由于客观环境的动荡不定——一九五八年下放劳动，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下乡搞“四清”、“文化大革命”，使个人的一切打算都没有了考虑的余地；另一方面，在我的主观上，也从工作中体会到，要做一个好的配音演员和译制导演，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做演员，要把人物配得贴切、传神、有光彩；做导演，要把戏搞得流畅、动人，不失原片的韵味，是需要不断努力去追求的。这是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它需要我付出毕生的精力。我干这个，并不屈才。

回首往事，我衷心感谢培养过我、提携过我的先辈和同事们，也感谢一代又一代勤勉而聪慧的年轻合作者们。因为有了大家才有我，这本书也就是对大家最好的怀念与记忆。

那一代配音演员无不凝聚了过于丰沛的才情。好像他（她）们的七情六欲全都在配音生涯中孤注一掷，此外，这几副优异的嗓音何以自处，我对那个时代的天才配音演员心存感激，他（她）们像是文艺体制内一小片“编外”的天空，从空中散播着人性的声音。

——陈丹青

多少人羡慕邱岳峰们，他们用声音轻而易举地回到过去的年代，混杂于市井人群和达官贵人之问，他们出现在那些人类命运攸关的时刻，他们时而呐喊，时而低吟，时而高谈阔论，时而冷眼旁观。他们就这样出入自如地活了三辈子。

——崔永元

在那些干枯饥渴的年月里，他们用声音让我们尝到了甘泉的滋味，更留下水远的美好记忆。

——曹景行

上译厂的配音演员，堪称语言艺术的雕塑家，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缪斯女神，那是属于我们的黄金时代。

——曹可凡

对那些坚实的、饱满的、精雕细刻的金石之音，我们巾的许多人都曾经有过一些堪称刻骨铭心的记忆。

——严锋

在我们厂的女配首演员当中，苏秀老师是最聪明、最富艺术悟性，能配戏又擅导演的少有的能人。她对配音事业的那份痴迷和忠诚，爱憎之分明，目光之敏锐，以及她生命中的非凡活力，是罕见的。

——童自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