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元光主编的《影响传播学发展的西方学人（2）》介绍了十位西方学值得是和传播学研究或发展有勾连的学者，有罗杰斯、施拉姆、杜威、李普曼、福柯、伊恩、拉扎斯菲尔德、麦库姆斯等。对中国传播学研究有启发意义。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或深或浅地影响着中国的传播学发展。

本书可以在学校尤其是考研人员中推广。

戴元光主编的《影响传播学发展的西方学人（2）》介绍的十位西方学人，都是和传播学研究或传播学发展有勾连的学者。

埃弗里特·M.罗杰斯是社会学家、作家、教授，但他更被誉为美国20世纪著名的传播学者。施拉姆之于美国传播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学科建制的开创，他用毕生的精力为这个学科划定着边界。杜威传播思想主要解读在其传播问题上基本的运思路径，包括他的交流哲学和传播民主观念。沃尔特·李普曼非学院中人，却成为新闻传播研究史上无法回避、饱含争议的人物。福柯从社会实践的宏观视野探究话语、文本、意义之间的动态关系，发展出一套易于操作的分析程序，实现传播学领域对福柯话语方法的推广与应用。伊恩·昂（洪美恩）问题意识明确、理论视野开阔，论述、分析皆颇为有力，且屡有别开生面之处。拉扎斯菲尔德首次将数学思维与统计分析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论与可操作的研究方法。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作为议程设置理论的奠基人之一，45年来一直在这个领域精耕细作，持续地深化发展这项研究，当之无愧成为该领域的权威学者。 以其加拿大经济史研究而广受赞誉，却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闯入传播学领域。戴维·莫利无论是理论视角还是研究路径，亦或创新精神，甚至是学界对他的批判焦点与关注程度，处处体现着典型的伯明翰学派的传统与特质。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或深或浅地影响着中国的传播学发展。

丛书总序

序

罗杰斯：美国20世纪传播学研究的一个视点

传播学学科建制的开端——威尔伯·施拉姆评传

杜威：作为文化的传播与共同体建构

李普曼：公众意见与现实主义民主观

方法论的尝试：福柯话语理论的经验研究方法转化

作为文化研究的受众研究——伊恩·昂（Ien Ang）受众研究述评

规范与失范之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创新者——保罗·拉扎斯菲尔德

麦库姆斯与议程设置的建构和发展

传播技术学派先驱伊尼斯传播思想研究

论戴维·莫利

索引

后记

简单地说，伊恩·昂在这里表达了这样几个观点：首先，受众并非实体，不能也不可被孤立出来，因此在文化研究看来，研究受众，就不是（像“主流”研究那样）要将其从种种实在的语境、情境之中抽象出来，加以归纳、总结，制成“地图”，以使得我们可以“按图索骥”；恰恰相反，文化研究要做的，正是将电视受众的收视行为，与其所处的广阔社会语境勾连起来。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在文化研究看来，“电视观看的动力学总是与社会权力形式的运作相关联的”，然而又须注意，文化研究对于“权力”的理解，与“主流”研究颇有不同：前者遵从福柯的解释，认为“权力”乃是一种“关系”，而非一种可以坐实的“物”；是压制性的“宏观权利”，更是生产性的“微观权利”，因此，研究权力，就不是要研究谁有权谁没权，而是要研究具体情景中权力展布的“微观政治”，也正因为如此，两方对于受众之“积极性”的认识，就存有很大不同。

而“主流”研究之所以有上述取向，正与其“抽象经验主义”中所包含的“科学主义”倾向密不可分——即以“主流”媒介研究的受众研究来说，其主要目的，便是“逐渐积累得到科学肯定的‘发现’。它受到这样一种希望的推动，即通过在何事与研究相关方面求得共识，并发展出共享的方法论技巧，对于‘受众’的终极科学解释最终是能够达成的。在此框架中，受众研究被界定为学科内部（即‘大众传播’）的一个特定方向，在其中，人们假设‘受众’乃是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其特征始终可以精确地被观察、被描述、被纳入某个范畴、被系统化且被解释，直到整幅图画都被‘填满’为止。换言之，此一科学计划隐匿地宣称说，它原则上（如果不是实际上）能够生产出具有总体性的知识，能够揭示出与‘受众’有关的完整、客观的‘真理’。此处的受众，被想象并且被转化为具有确切可知之研究特征和属性（无论它被描述为偏好、使用、效果、解码、阐释策略，或是其他什么）的对象”。在此语境之中，方法问题便在“主流”研究中具有突出地位，因为在它看来，方法本身，正是研究成果之“科学性”的保证。然而，80年代以来，在“主流”研究界，人们对于上述作为方法的“抽象经验主义”不满与日俱增，认为它不足以胜任“科学”探索之重任，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主流”研究界开始吸纳“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然而事情却不仅仅只是“方法”问题那么简单——因为“方法”不只是价值中立的技术和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浸润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而“主流”研究界对于“民族志”方法的引介，却似乎依然局限于其“科学主义”的话语之中：“‘主流’声称质性研究方法是有用的，其问题在于，它们是以‘科学进步’的名义提出此类论调的，对于位于实证主义核心的科学与常识在认识论上的区别问题，它们未加质疑。其目的，还是将一系列可被承认为‘科学’（就其最广义而言）的知识隔离出来，其所倾向的，则是学科的进步，及与之相伴的其分析工具在技术方面的改进。”但是文化研究对于“民族志”方法的采用，则与“主流”的“科学主义”迥然不同：“文化研究关于受众研究的看法，却不能在讨论的这一层次止步不前。对于一位具有批判倾向的文化研究学者来说，应该优先考虑的，既非方法论的问题，亦非‘科学进步’的问题。相反，我们应该将增进知识这样的学术担当相对化，并抗拒这样一种诱惑，即……将文化研究‘法典化’为拥有既定知识和经典方法的稳定领域。”由此出发，文化研究应该问的，就应该是下列这些问题：

首先，我们为什么会对了解受众如此感兴趣？对于经验性受众研究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对于所生产出来之知识的政治加以反思。毕竟，对媒介受众加以详查，这并非一种清白的实践。它并非发生于社会和机构的真空之中。众所周知，历史地看，即使当其以纯洁且客观之相呈现自身之时，受众研究的隐含议程，就时常是其在政治或商业上的有用性。换言之，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我们在研究受众时所作出的政治干预——它不仅在其外在社会目的方面是政治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不敢忽略的知识生产本身之过程和实践的政治面向方面，它也是政治的。将受众置于研究者的凝视之下，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发展出这样一种洞见，使得它不会复制、那种由比如说市场研究或经验性效果研究所提供的客观化知识？“站在受众一边”进行受众研究如何可能？这些都是无法被令人欣慰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科学经典解决的、唠唠叨叨的政治问题。

P232-234

中国传播学研究已经走过近30年的历程，在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下，不断走向深入。但我同意王怡红研究员的意见，其实总体来看，我国传播学确实著作质量参差不一，研究的工具理性色彩明显，很多时候存在低层次重复的问题，真正有思想的专著还是比较少。除了研究的低水平重复以外，对于西方著作与理论过度依赖也是传播学学科存在的一个大问题。除了依赖大量的译介书籍，传播学研究还存在对西方传播理论的过度依赖状况。研究中大量堆砌西方传播学研究资料，机械套用西方理论和模式对中国传媒实践进行死板分析与阐释，研究经常不能置放于具体社会语境下进行，或直接将产生于西方社会背景下的传播理论套用到中国的传播实践研究，忽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历史与现实上的巨大差异，脱离了国情与文化背景。我个人还认为，虽然引进了大量的西方传播学研究资料，但也只反映了西方传播学发展和研究的部分面貌。

我从事传播学教育与研究近30年，也和同窗培仁、龚玮写了《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但对西方传播学还是知之甚少。即便经过了20多年，看了不知多少传播学书籍，心里还是不踏实。2010年，我约请几位学者和博士开始收集西方传播学人的资料，希望从研究西方传播学人切人，系统研究西方传播学，以了解传播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经与同行讨论，初步选了40多位，愿望达到50位，分4～5集出版，定名为《影响传播学发展的西方学人》。我们的共识是：还原西方语境，立足西方原始研究资料，客观反映原貌。

希望是一回事，实际做是另一回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进展缓慢：资料数量很多，消化资料需要大量时间；资料的甄别和选择难度大。从现在已经完成的20多位学者的资料看，初步达到预期效果：尽可能全面反映西方学者研究成果，反映西方学者研究成果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与渗透，了解西方传播学理论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对未来的想像，减少对西方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式主观评价。但不足和问题也显而易见。但我们还是想通过介绍西方学者来推动传播学的本地化研究。希望本套书的出版对国内的研究有所帮助。

戴元光

2012年初春于上海家中

本书所选入的介绍和评述西方学者的文字，分别由汤仙月博士、胡翼青博士、孙藜博士、李敬博士、尤游博士、宋瑜博士等撰写，最后由戴元光教授统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郭银星编审、于淑敏编审对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我们谨在此对她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希望本书有益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特别是对研究西方传播学的学者有所帮助，我们也期待学者们提出不同意见，包括批评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