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这根毛
《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中举，场面精彩极了。范老爷从20岁起考秀才，考到54岁，总算苍天不负有心人，引发了同样是“老童生”出身的周学道的相怜之情，给他一个最高分，取得高考资格，这才考进了“老爷”行列。发榜那天，喜得痰迷心窍，疯了。
如果按照现行标准，即取得大专以上学历者才叫“知识分子”，那么范先生虽然读了一辈子书，但在“进学”以前，只算得个“知识青年”。知识青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是现在的事，而当时的范进们，只要一读书，就只有一颗红心一种准备，不中举人不罢休。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以及“知识青年”，极少不走范先生这条路的。
这就出了一个问题，说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皮上的毛，范进那时的统治阶级据说是地主阶级，地主阶级遍及全国城乡，他这根毛哪里不可栽，为何偏要栽在中举这张皮上，而且如此如痴如醉，若饥看渴？
环观当时社会，“地主阶级”其实并不那么希罕这根毛。那时的社会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小农经济需要多少知识？日出而作日人而息靠天吃饭不违农时纳粮完税算账收租而已。这和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大不相同。资本主义真是需要知识之毛的，它需要蒸汽机需要汽车飞机电灯电话计算机，需要看不见摸不着一日万变的市场经济。离不开瓦特牛顿爱因斯坦盖茨以及康德黑格尔凯恩斯汤因比亨廷顿等等这些“毛”的，与其说是资产阶级，毋宁说是资本主义社会这张皮，没有他们它一天也活不下去；不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倒是毛之不附皮将焉活。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也批判精神也“中心地位”也，总跟他的力量和作用分不开。范进们的能力是“读圣贤书”，作用是“代圣贤立言”，一不长粮食，二不长地租，对于地主老财的用处，不过当个账房先生，或者如胡屠户所教“寻一个馆”来教授子弟。这后一种用处，无非是范进的扩大再生产，教出更多的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参加赶考或教馆的行列。知识更加供过于求了。
范进们的真正买主，是皇上及其政府。“圣贤书”对于皇权来说，倒是须臾离不得的宝贝，整个宗法制度就靠它来维持。所以就兴“学而优则仕”，学得再优也只能仕。可惜皇家官僚机构这张皮尽管庞大，容量究竟有限。千万根毛往它上面挤，自然形成“买方市场”，这就是千古毛儿们苦难的根源。能够在皇皮之上占得一毛之地，已是毕生的最大光荣最大幸福，还独立什么批判什么中心什么自我意识什么！无怪乎持“皮毛论”的后人对毛总不表尊敬，尽管毛在皮上一能保温，二能增加若干斑斓的色彩，并未白吃该皮的饭。现在我们看着范进可笑，可是范进的影子好像离我们并不遥远。时间已进现代，社会对于知识的需求已经远异于范进时代；“五四”以来的大批中国知识分子虽然立志贡献社会，不当国民党政府的毛，可是那个社会对知识之毛的需求依然有限。所以多人从个人学术成绩来说，贡献不小，而从整体境遇而言，则报应不好：先遭反动政府迫害，后又被革命政府说成是资产阶级身上的毛，连多年参加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于是革面洗心，彻底改造，企图一变而为无产阶级之毛，结果倒还只是政府的毛。当革命政府的毛自然没有什么不光荣，可是即使不说万毛集于一皮的那种十分不利的供求形势，政府也有政府的事情有政府的逻辑，它有充分的理由不断转移“工作重心”不断改变“现行政策”，也有充分的理由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并一次一次“落实政策”。但是知识自有知识的逻辑，毛的逻辑和皮的逻辑如果发生分歧，不是毛顺着皮，就是被一把拔掉。这种情形，多次发生，比范进更惨。
不过时代究竟大大不同起来，社会对于知识的需求远远超过范进们对于中举的需要，这就是所谓的“信息时代”了。知识（规范的说法是科学）不但是生产力还是第一生产力，不是毛而是皮了，一切上层建筑包括政府包括“体制”都得附在这张皮上，范进们的尴尬生涯该结束了。
白盔白甲闹革命
1911年11月5日晚上，阿Q在土谷祠里半醒半睡，做了一个睁眼梦。“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这就是阿Q的全部革命史。事载《阿Q正传》。
以下的文字，就是仅仅构建于阿Q头脑里面的革命纲领了。先杀未庄的一伙鸟男女，然后打开财主的箱子，没收元宝洋钱洋纱衫，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到土谷祠。再下一步是解决他的“个人问题”，选个不跟假洋鬼子睡觉，眼泡上没有疤，脚也不要太大的女人做老婆。于是革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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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铁志
选编一套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概貌的大型丛书，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愿望。
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超过两年。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春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这当中，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顶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标志性事件。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修（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300篇》和《世纪末杂文200篇》，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六是刘成信主编《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王充闾先生和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王充闾先生后因健康原因退出），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间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时期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选本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13年，但其重点如其所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选本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气大小，不搞亲疏远近，不做成封闭体系，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包容。人选数量将从创作实际出发随时增减。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方成、章明、刘征、虞丹、周修睦、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年逾耄耋之年；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王春瑜、陈四益、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阮直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张心阳、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杨庆春、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惑”。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力、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繁难艰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丛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2014年惊蛰于北京沙滩
《老问题闯新世纪（黄一龙杂文自选集）（精）》收录了杂文家黄一龙100余篇杂文精品，作为老一代杂文家，他从“喊痛文学”的角度，记载了造成我们民族世代疼痛的因素，望能有助于在新世纪治疗伟大民族的痼疾，把她引向辉煌的未来而真正“崛起”。文集内容包括：《负责同志失踪之谜》、《有所不为》、《祝君永不脸红》等。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精心选编新中国成立以来优秀杂文作家的精品文章，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全面展示建国后特别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整体风貌，有高度、有广度、有深度，可为后人留下一份可资信任和检索的翔实资料。
《老问题闯新世纪（黄一龙杂文自选集）（精）》精选黄一龙部分杂文结集出版，他从“喊痛文学”的角度，记载了造成我们民族世代疼痛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