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侠文化源远流长，且特色鲜明，影响深远。蓝锡麟撰写《先秦大侠义》旨在挖掘侠文化，阐发侠文化，将传统侠义所固有的道德行为正能量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新风紧密联系在一起。全书行文以学理抉微为经，以故事重述为纬，既有独到见解，又有可读兴味，既可供专家学者研讨，又可供普通读者赏读。

蓝锡麟所著的《先秦大侠义》是一本断代性的探究阐释侠义文化的文史专著。

中国侠文化源远流长，且特色鲜明，影响深远。全书共分十四章，图八幅。第一至四章从字义、墨道、神话、士类等四个维度考察侠文化的性质和源起。第五至十二章据史引事，积例明理，将侠义阐释为六“侠”五“义”，即布衣之侠与卿相之侠、力征之侠与智决之侠、图报之侠与肆志之侠，济世利人、排难解纷的道义取向，立诚重诺、言出行随的信义取向，重死轻生、犯险拯阨的勇义取向，快意恩仇、知己必酬的恩义取向，人格至上、重声轻身的节义取向，揭示主导的精神正能量。第十三章批评侠文化唯我、抱团、犯禁、嗜杀的负驱动。第十四章历时性地归纳侠文化的四种形态，并归结到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增益性意义上。

小引

一、千秋犹未尽解的“侠”

二、墨家思想支撑“侠道”

三、侠义基因传自远古

四、崛起的“士”涌生出“侠”

五、布衣之侠与卿相之侠

六、力征之侠与智决之侠

七、图报之侠与肆志之侠

八、济世利人、排难解纷的道义取向

九、立诚重诺、言出行随的信义取向

十、重死轻生、犯险拯厄的勇义取向

十一、快意恩仇、知己必酬的恩义取向

十二、人格至上、重声轻身的节义取向

十三、唯我、抱团、犯禁、嗜杀的负驱动

十四、侠义一脉 化人千秋

后记

一、千秋犹未尽解的“侠”

汉字真奇妙，从萌蘖扬枝伊始，便凸显出象形表意的绰约风采，历经篆隶行草而精蕴长在。尽管后来竖横撇捺趋于抽象，欲寻初始的形致意涵未必都能够一目了然了，但只要详加审视，追本溯源，不少的字仍然可以还原到本初，略见其姿质。

侠，即为一个可资详审的原生汉字。

如今大陆通用的“侠”字，原本就是古已有之的“侠”的简化字，武威简．燕礼五二即曾用过，遵古拿来，并非生造。只不过，数一数笔画，简化的“侠”仅只比繁体的“侠”少一画，简不到哪里去。但是就象形表意功能来看，少一画的“侠”较之多一画的“侠”，可以说差得远了。

多一画的“侠”，许慎《说文》收在人部，指明其“从人，夾声”。左边的部首偏旁通称“立人”，如果换成象形字，活脱脱像个侧面站立着的人，它赋予了“侠”质的规定性，属于人的类中一种。右边的“夾”在字内虽是声符，却也具备象形表意性，未可等闲视之。要了解“侠”的基本属性，不妨解剖这个“夾”。

“夾”的主体成分是“大”。《说文》解释说：“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王筠释例加以伸析：“此谓天地之大，无由象之以作字，故象人之形以作大字，非谓大字是人也。”虽然这个“大”不实指人，但看它所象之形，恰堪堪像个伸手伸脚，正面兀然地站立着的人。如果在“大”的顶上添加一横，就会变成“天”，足见“大”在喻象天大、地大的同时，也喻示出了顶天立地，巍然矗立在天地之间的那一种卓尔不凡的人。

在“大”的左右两侧，亦即人的两腋，还各有一个较小的“人”。如果会一会意，不难领悟到，“灾”之形就浑若一个大人张开两臂携挽着两个小人，并迈开两脚勇往直前。其隐含之意，更浑若那个大人正在救助或庇护两个小人，不但让他们不遭受伤害，而且能够带着他们勇决无前。

侠，就是这样由四个“人”组合而成的。侠的基本字义，赫然张显其间。无论依繁体写成“侠”，还是按简化写成“侠”，这个字都是指称人类群里的那样一种人，他们超凡而脱俗，能以行为表现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人如其字。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进程中，侠，从来果真是那样一种人。

诚然，侠并非中华民族所独有。诸如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其他民族也有与之类似的人，用汉语译指都可以叫“侠”。然而，中华民族所生息的热土上侠的群体出现之早，绵延之久，由之而产生的侠文化之根深叶茂，特色鲜明，影响广远，置诸世界民族之林委实是非常罕见。对这一份特殊而又珍贵的文化遗产，后之来者的认识决然不宜仅停留在对“侠”字的字形字义的直感上，而是需要深度开掘，准确把握，然后才有望批判地传承。

欲达此目标，离不开到辞书、史籍里去找依据。

《说文》解释“侠”的字义，采用的是同义（近义）的字（词）交相互注的界定法。首先说：“侠，俜也。”再说：“俜，使也。”“使”是一个多义字，许慎并没有分辨，以之注“俜”，该用哪一义，这就得靠研治《说文》者进一步诠释。桂馥义证说：“使也者，读如使酒之使。”而“使酒”一语见诸《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复有言其勇，使酒难近。”司马贞《索隐》作的解释是“因酒纵性谓之使酒，即酗酒也”。说白了，“使酒之使”即“因酒纵性”中的“纵性”，气也粗，胆也壮，放开了胆子任凭性情来，无拘无束，不管不顾。由之倒溯推转回去，由“使”到“俜”，再由“俜”到“侠”，当然排除了酒精刺激因素，特定性地指出侠的行为方式的主观特征，亦即纵性使气，不受拘羁。

这其间，有必要对“使”的其他义略作辩证。《说文》解释“使”，有“使，伶也”之一说。桂馥义证特别指出：“伶也者，当作令。”段玉裁注对于这个“令”则说：“令者，发号也。”今有学者解读“侠”，刻意于段注“发号”一说，推导出侠是他们那个交游圈中发号施令的人的结论，其实属于取义失误，把侠的群体能指范围缩小了。与“侠”相应的“使”，只能是“纵性”，跟“发令”无关。

其问的正误，可以从“俜”与“粤”的相通求得佐证。《说文》中，原本分别有“俜，侠也”，“粤，侠也”两个条目。《广雅·释诂二》也有“俜，侠也”之说。王念孙疏证对之讲得颇明白：“俜者，《说文》：‘俜，侠也。三辅谓轻财者为粤。’又云：‘粤，侠也。’俜与粤同。”其中的“三辅谓轻财者为粤”语义昭然甚明，“粤”为三辅地区对“轻财者”的一种通称，而非其他任何特指，跟是否算作发号施令的人不发生粘扯。究其实，“轻财”与好义连在一起，通常也是侠的一种行为表现。既然“粤”如此，那么，与之相通的“俜”，以及与“俜”互注的“侠”，也就应该并且只能是通称，缩小为特指就难免于南其辕而北其辙了。历代前修都未曾引“令”释“侠”，容当道理正在于此间。

跟“侠”的字义连得极紧的，不是“令”，而是“任”。《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说：“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裴驷集解引如淳的话作注：“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一般的理解，这里的“任”与“侠”不同义，各指一种行为特征。这样的理解当然有其语义学依据。例如《诗·邶风．燕燕》“仲氏任只”，郑玄笺即谓“任者，以思想亲信也”；《战国策·魏策二》“王闻而弗任之”，高诱注也是“任，信也”。照以诠释如淳的话，“任”指“相与信”，亦即人际交往中能够做到相互信任，“侠”指“同是非”，亦即人际交往中能有同一是非标准，这两条价值取向无疑都是侠的为人处世的应有之义。但若比对《说文》对“侠”所作的界说，当不难看出，这是对“侠”另作一解，并且是在用侠的行为的个别表征代替一般，因而流于似是而非。

P1－3

不知侠，即难尽知中国人。

不解侠文化，即难尽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尽管侠非中华民族所独有，但中国侠文化之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特色鲜明，影响广远，置诸世界民族之林实属罕见。挖掘侠文化，阐发侠文化，对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益匪浅。

中华侠文化源头在先秦，集大成的辉煌时期也在先秦。虽然自秦政苛酷，西汉“独尊儒术”以降，对这一份文明遗产的学理疏解严重不足，先秦大侠义的行为范式和价值取向却跨越了时空，垂两千多年而一直都在江湖生生不息，并在庙堂时时震响。从《尚书》、《国语》、《左传》到《战国策》、《淮南子》、《史记》等文史典籍，乃至儒、墨、道、法诸子的相关论述当中，便可以回望先秦大侠义的不灭的风采。

我撰《先秦大侠义》一书，立意就在回溯到源头，以学理性抉微为经，以故事性重述为纬，并且力求做到学理出自故事，故事显扬学理，对先秦大侠义的貌和神作出解读。基本的构架，是从儒墨对比认定侠义原道，从上古神话探寻侠的渊源，从士的崛起指看侠的根基，进而着重对侠的类型和义的取向进行剖析，对其优劣长短也要作出品评，然后再大体勾勒其对后世中国人的多向度精神熏染。

对侠的类型怎么样划分？一按社会身份，划分为布衣之侠与卿相之侠。二按行为特征，划分为力征之侠与智决之侠。三按心理动机，划分为图报之侠与肆志之侠。简而言之，三大类，六种侠。

对义的取向怎么样界说？一称为济世利人、排难解纷的道义取向，二称为立诚重诺、言出行随的信义取向，三称为重死轻生、犯险拯厄的勇义取向，四称为快意恩仇、知己必酬的恩义取向，五称为人格至上、重声轻身的节义取向。简而言之，五种取向。

有一个成语叫“侠肝义胆”，是用来形容侠义之心、侠义之行的，侠文化的精魂从中呼之欲出。而回归先秦，窥其奥秘，显然详备于五种侠义取向。

另一个成语叫“侠骨仁心”，其中的“侠骨”略与“侠肝义胆”相近，“仁心”则与本于儒家思想的仁义相通。于兹依稀透露出一个信息，亦即侠文化与儒文化固然各具门户，却又是能够相兼相容的。按诸先秦至今的中华文明演进史，须当正视一个事实：侠文化主要生存于江湖，但又上及庙堂，儒文化主要生存于庙堂，但又下及江湖，彼此之间既相生相克，又相辅相成。道文化和释文化对中国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分别有重大影响，但仅就对国民性的熔铸而言，容当说是有所不及。

因而我说，不知侠，即难尽知中国人。

因而我说，不解侠文化，即难尽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因而我确信，很有必要对先秦大侠义深入挖掘和从实阐发。  仅就管窥蠡测所知，当今学人对于侠文化的挖掘与阐发，在宏观把握和深度认知上业已超越历代前人，韩云波的《中国侠文化》和郑春元的《侠客史》标志着现有水准。我这本书与他们的明显的不同，在于我只断代于先秦，而他们是贯通性的。至于具体的认事说理，则既有相同相近，又有相异相左。如果纯全相同相近，这本书就不必写了。

坦率地说，我这一本书与他们的书最大的区别，不在据实绎理地提炼出了六“侠”五“义”，并且详加开掘阐释，而是在于因缘时会，自然而然地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新风紧密联系在一起。读过了便会确信，传统侠义所固有的道德行为正能量，特别是其中的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是与当代国家层面的民主、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及公民层面的爱国、诚信、友善相融通的。唯其相融通，就指定可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从去年11月16日动笔，到今年此月昨日竟稿，恰好是四个月。四个月，不算长，也不算短，其间甘苦，唯我心知。足堪自慰的是，终于能够了却一桩心愿，偿还一笔宿债。一旦付梓出版，是非长短，得失功过，都将任人评说。我之关注侠文化，是从参与探讨重庆文化定位开始的。1991年夏天，在市人大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我首次提出了重庆市民文化当为码头文化的个人意见，会间和会后都招来了不少质疑声，历十余年方才得到广泛认同。这反而也好，逼着我由兹切入巴渝文化研究，对巴渝地区人文历史，特别是明、清以降直至民国的移民、会馆、帮会、袍哥诸多文化现象进行挖掘、梳理。积十余年功夫，不仅确认了码头文化界说准确，而且发现了重庆市民码头文化的精神本原在于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中国侠文化，于是决意循之继进。

由一地而及于全国，我愈来愈真切地感悟到了，侠文化的根须粗壮而深长，与儒文化和合互补，共同铸就了历代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行为惯式、道德理念和价值取向，即所谓“国民性”。其间的示现区分只在于，儒文化基质阴柔，由社会精英阶层充当传播主体，上至庙堂，下及江湖；而侠文化则基质阳刚，由社会草根阶层充当传播主体，下至江湖，上及庙堂。当今中国众多男女老少都喜欢讲哥们儿义气，见义勇为的人和事并没有因道德滑坡而销声匿迹，即于细微处透显精神，反映出了侠义传统依然在人间。讲文化传承，显然不宜变相搞“独尊儒术”，对明摆着的客观实际总视若未见。

七年前，相继遇逢的两次经历，促使我立下一桩心愿，就是在尊重儒文化的同时，还要尊重侠文化，有生之年务必要就闸释侠文化做些实事。

其一为，当年春夏之交，一位作家朋友应邀为刘子如编写一部电视连续剧。刘子如生于晚清、民国年间，是当时重庆一位著名的实业家和慈善家，毕生坚持扶贫济困、仗义疏财。那位朋友仿《乔家大院》成例，将刘子如认定为“儒商”。讨论剧本大纲时，我说如此定位不合乎实际，应称刘子如为“侠商”。当场引起众人愕愕，那位朋友也未曾听进去。我从中感受到，尊儒习惯话语力量委实太强大，即便文化人也未必能不拘陈说。直至三年后，天津两位作家发表长篇小说《大盐商》，公开标榜“侠商”，我才有了同心相应。、

其二为，同年七月问，我赴江西出席一个学术交流会，会后主办方组织游览庐山。同会同游者中，有北京一所知名大学的以力挺“国学”闻名的时任校长，及其国学院的两位教授。在庐山，我与一位教授便谈，得知他们讲授的国学是以儒家经典为主，包括文、史、哲，本科生和研究生结业后颁发哲学或者法学文凭，并无什么国学文凭。谈话到此为止，我只私下里拷问，既然如此，凭什么就以“国”冠“学”呢？难道排斥在外之学，如墨学，真不能算“国”之一“学”吗？墨被放逐了，侠自然就更入不了“国学”家法眼。

两次经历似无关联，实有关联，关联就在如何看待儒与侠，如何看待儒文化与侠文化，如何由此通向看待整体中华传统文化。别人怎么看，那是别人的自由，我无权干涉，也干涉不了。同理，我怎么看，我也有自由，用不着看任何人的眼色，也用不着讲究少数服从多数。于是就激生出了那桩心愿，并于2009年4月至7月变作行为，以《另眼看（水浒）》为名目（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时，将书名改作《（水浒）一直被误读》，我认为太霸道了，不满意，但是木已成舟，只能徒叹奈何），写成了一本书。

那本书27万多字，共20章，从侠义视角解析了《水浒》。晚清至民国，已有多位先贤将《水浒》指为侠义小说，但只有单篇文章，或只言片语，并无专门论著。我称之为“一部奇书，彰显‘侠文化’，几多流韵，折射‘国民性’”，依据百二十回《水浒》分章剖解论析，将其定义为“一部反映北宋末年一群‘布衣之侠’的侠义生涯、聚义过程、造反经历、归顺选择和悲剧结局的侠义小说”。正式出版后，5000册书很快售罄了，我曾自以为心愿了结了。

然而，伴随时光的无情流逝，我逐渐意识到，《水浒》所写的不过一群绿林豪侠，从他们身上固然显示出了侠文化的若干特性，包括正面元素和负面元素，却终究难以统揽侠文化的总体风貌。于是乎，在写《半部（论语）——孔门君子的德行坐标图》（重庆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一书的过程中，我又私下定出了一个规划，要在其后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心力通读正史以及能够到手的稗官野史，从中梳理出对侠文化贯通性的个人认知，然后写成一部拟定名为《中华侠文化》的史论专著。彼时彼际野心勃勃，信心满满，自许如果完不成，就会欠下一笔心灵债，耄耋之年于心难安。

从2012年10月开始，我果真这样做了。令我始料不及的是，甫及半年多，视力便急剧减退：连续阅读、书写一个小时左右即会视觉模糊，眼胀泪泌，看线装书或影印本的夹注尤为吃力，几近于难辨。再持续四五年，会不会致盲，委实说不准。因而我不得不调整自定的规划，读史止于《三国志》，放弃《中华侠文化》愿景，决定断到先秦，改写《先秦大侠义》。尽管改变初衷了，毕竟可以凭借《先秦大侠义》探源溯游，略窥中华侠文化的基本风貌。退而求其次，总比无为强，所以我自慰为了却一桩心愿，偿还一笔宿债。

接近这本书写作的尾声，恰值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从媒体报道得悉，有人大代表发言，认为君子是数千年中华文化所共同塑造和推崇的一个人格范式，叹息在汗牛充栋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著作中，很少有对君子文化的系统研究和深入论述。我不禁想到，拙著《半部（论语）——孔门君子的德行坐标图》，不就正是那样一部专题论著吗？全书35万字，既逐章逐句分述解读，又从礼、仁、义、学等向度综合论析，然后描述出了孔门君子以“修身”的“身”作为原点，以“礼”形成的向量为纵坐标轴，以“仁”形成的向量为横坐标轴，以检验礼和仁的价值的“义”为竖坐标轴，并将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学”融汇于三个轴向的立体坐标图。我还明确地提出，当今中国“最需要培育的是公正、诚信、宽厚、勇毅等四种美德”，并“当着力在文化建设领域培育出一个健全而强大的君子群体”。但凡读过的人都评价，该书确实功夫不俗，不少见解能发前人所未发，超过了我以往著作。只可惜，印刷量小，传播面窄，致使关注君子文化如那位人大代表者毫不知晓，不能不使我深自以为憾。联类及物，抚今追昔，新著《先秦大侠义》前途又将如何呢？

老实说，前途我预测不了。不过我仍然坚信，前一本书和这一本书都不会是泥尘落红，只要文字犹存，其间的价值就会有人发现和认可，犯不着强争一时之短长。在我生前及身后，只要有人认可其中的某些见解，不视为拾人牙慧，不归入无关痛痒，我就由衷地心满意足了。人生苦短，夕照方明，时下我只期盼，年内能够顺利实现出版发行。因为今年适逢我个人从教从文五十周年，它对我个人意义非凡。

从今往后，我已决计不再致力学术性的研究著述了，颐养天年必须服老了。却也并不是从此封笔，而是适时转向，转到只写一些无须多读书的闲散性文字。与此相伴，继七十学书之后，七二而重拾画艺。1960年高中毕业以降，我就很少触摸过画笔，近十几年更是与之决然揆违，真是生疏得太久太久了。书画比学术更能怡情养性，所以我认定改弦更张，另起炉灶。作为重拾画艺的起点，我自－己为这本书配了六幅插图，另是一种了犹未了，岂不快哉？岂不快哉！

2014年3月16曰于淡水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