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也不会忘记狄德罗的故事。雷纳尔是《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之一，而狄德罗也对这部《东西印度史》贡献良多。此书初版于1770年，两年后被官方查禁，因为“它大胆、危险、鲁莽的立场，有悖于良好的行为规范和宗教原则”。大胆、鲁莽，在雷纳尔很多更激动人心、半神奇的想法中并不少见，就像是一艘船必须插上长翅、加满油才能在风暴中破浪前进一样。但是，他更有争议、被视为易于击沉（或至少是动摇）国家这艘船的地方，在于他在欧洲扩张（无论向东向西）与专制、奴役之间直接画了一条线。换句话说，每个帝国都是不道德的，贪婪成性，仗势欺人，应该被暴力推翻。雷纳尔还对教会画了一条类似的线，所以他的著作因大不敬而被列入1774年的《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东西印度史》似乎谈及所有一切，包括谈及与自己相反的立场，但人们记得的只是那些有关于反抗压迫的激动人心的训示。
这或许是当时最有力的反殖民、反奴役的作品，狄德罗炮轰法国腐化和破坏塔西提岛这一世外桃源的《布干维尔游记补遗》（Suppld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一书也与之相呼应。不管查禁与否，这部作品都被人广泛阅读。雷纳尔最热心的读者之一就是年轻的拿破仑，叛徒、反抗者、狂热的反法分子。在拿破仑看来，科西嘉岛被法国人殖民，他决定要成为该岛的解放者。雷纳尔还为拿破仑的圣战提供了知识上、理论上的武器弹药。
到了1780年，雷纳尔又莽撞地允许《东西印度史》署名出版，还附上了一幅作者肖像：他向下看着自己的长鼻子，对所有暴政严厉地紧皱眉头。次年5月，签署了对他的逮捕令，他的作品（用Avocat general[代理检察长]的话来说，“不虔敬，亵渎神明，富有煽动性，试图挑拨民众起来反抗君主权威、推翻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被王室行刑者公开焚毁，雷纳尔逃离法国，游历了比利时、荷兰、普鲁士和瑞士。1785年，雷纳尔获准归国，但也只能待在南方，远离巴黎。他在马赛找到了庇护所，这位著名的“自由使者”在那里广受欢迎，1789年春，七十六岁高龄的他还当选市职（但他拒绝就职）。
拿破仑给雷纳尔写信时年仅十七岁，这封信由他的哥哥约瑟夫亲手转交，他在信中表示自己是雷纳尔这位大师和恩主的潜在protegd（门徒）。拿破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历史学家”：“我还不到十八岁，但我已经是一名作家了，这个年龄正应该学习。”在他这一时期的笔记本中，我们看到拿破仑字迹潦草地整页整页抄录《东西印度史》的原文和摘要（旁边还有一篇关于炮术的短篇论文）。
雷纳尔鼓励了这位年轻的追随者，“对他的知识深度留下了深刻印象”。雷纳尔是红极一时的偶像，他总是予门徒们以充分肯定，遍洒雨露之恩。对于拿破仑，他或许也欣赏他厚脸皮的请求，因为拿破仑反复提及自己在巴黎文坛的勤奋耕耘（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每位初学者，”拿破仑对他说，“都必须让自己依附于一位声名卓著者。”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马赛人将会胜利地欢呼法国军队败走滑铁卢，他们对帝国对海上贸易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早已怀恨在心。但1789年夏，对于拿破仑和他的作家抱负，马赛和南方报以微笑。在前往科西嘉岛途中，拿破仑拜访了自己的导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以自己的崇拜对他纠缠不休”。雷纳尔对他的历史计划赞许有加，让他相信法国文学还缺少一部优秀的、具有强烈反法立场的科西嘉史。拿破仑应邀参加了（或日“成为装饰”，就像更具装饰性的拉斯卡斯伯爵[Corate de Las Cases]所说的那样）一群活跃的知识分子的午餐会，与雷纳尔的流亡伙伴和其他崇拜者们交换各种颠覆性的思想。
P16-18
安迪·马丁的戏谑天分同时在两个键盘上起舞。一方面，对于拿破仑被人长久遗忘的文学事业，他发出了自己的颤音；另一方而，对于这位皇帝留给欧洲的各种神话和幻想，他又随时即兴发挥。然而，整场演出的惊人之处存于表面的生动活泼全都深化了马丁潜在的悲剧主题的影响：战场是虚构的脚本，只有其中的尸体是真实的。
——马尔考姆·鲍威(Malcolm Bowie)，牛津万灵学院
带着思想去散步
刘禾
我无法放下手中的笔……
这句话出自拿破仑之口，多少会让人觉得惊讶。实际上，拿破仑·波拿巴如此说自有原因：他不但从小嗜书如命，还是卢梭的超级粉丝，一生笔耕不辍，最大的梦想就是让自己成为另一个卢梭。拿破仑当年写给新婚妻子约瑟芬的情书早已传为佳话，那些情书差不多都是卢梭书信体小说的翻版。可是，历史捉弄了这个文学爱好者——没有把他变成另一个卢梭，而是把他塑造成了驰骋沙场、雄霸欧洲的枭雄。滑铁卢战役败北，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于五十一岁在岛上去世，身后留下的著作竟有五十多卷本，不仅洋洋大观，且文类众多，既有小说、诗歌，启蒙主义论文、宏大的史学著作，也有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录，以及大量的书信。难怪有人说，法兰西帝国是由一个卓越的文学心灵所塑造的。
说起拿破仑的卢梭梦，我不禁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笔下的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年轻的时候做的是拿破仑梦。虽然他生活拮据、负债累累，但为了还债，为了用文字征服天下，巴尔扎克发誓要成为另一个拿破仑。在当时，他那个小书房空空荡荡，没有几件陈设和家具，唯一的例外，就是壁炉上小小的一尊拿破仑的石膏坐像（其时拿破仑刚去世没几年），坐像的下方贴着一张小字条，上面赫然一行字：他用刀剑铸造的伟业，我要用笔来实现。读这句誓言，我忽然想到，要是《巴尔扎克传》的作者茨威格早知道拿破仑也有一个文学梦，说不定他对巴尔扎克的评价会另具眼光、更加精彩。
茨威格所没有做到的，半个世纪后被英国学者和作家安迪·马丁（Anay Martin）做到了。我的书桌上摆着马丁在2001年出版的Napoleon the Novelist，中译《小说家拿破仑》。这本书既不像典型的人物传记，也不算是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它该如何归类，我颇为踌躇。无论如何，这本书叫人拿起来就放不下，我相信，历史爱好者和文学爱好者都会喜欢。这次北京三联书店的冯金红女士命我作序，寄来社科院文学所的学者刘倩的中译本，我欣然应允，并趁机写下一点自己的感想。
马丁在《小说家拿破仑》的开篇中告诉我们，十九世纪像个疯人院（谁说二十世纪不更像疯人院？），那些患自大狂妄想症的诸位狂人，像雨果、巴尔扎克、亨利·詹姆斯等，无不个个把自己当作拿破仑，或拼命与之较劲。詹姆斯去世前写的信，其中有一封就署名Napoleone,用的正是拿破仑原名的意大利文拼法。再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里面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有一句话：“是的，我想成为拿破仑，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杀人。”有些吊诡的是，在所有患自大狂妄想症的人群中，恰恰拿破仑本人是例外，因为他更想当卢梭，更乐于以博学文人自居。尽管他有一流的数学头脑和军事头脑，但这都不在话下，拿破仑咬定自己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作家。事实上，他的写作才华也确曾得到同代人的赏识，比如司汤达，比如圣伯夫。法国文豪圣伯夫是现代文学批评的鼻祖，他就十分欣赏拿破仑的文学才华，说拿破仑一旦闲暇，倘论及文学，还是一位高明的批评家。
……
我认为，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它关乎如何评判欧洲的启蒙思想及其历史作用。当拿破仑携带雷纳尔神甫的著作远征埃及，一方面传播法国大革命的火种，另一方面又重操殖民旧业的时候，这一行为究竟应如何看？是对启蒙思想的背叛，还是暴露出启蒙思想自身的脆弱？使问题变得更加尖锐的是，尔后不出几年，拿破仑决定派兵到美洲，镇压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造反的奴隶，诱捕黑人领袖图森·路维杜尔将军，甚至力图恢复殖民地的奴隶制。这些残暴的历次镇压造成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圣多明各的奴隶起义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几十万黑奴和几万欧洲官兵死于战乱和疾病。我忍不住想，这难道不是拿破仑描述的科西嘉岛上“被欺侮者的呻吟、绝望的泪水”的景象吗？而当他做出决定镇压奴隶的那一刻，雷纳尔神甫对殖民者的抨击有没有在他的脑中一闪而过？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拿破仑和雷纳尔神甫之间的缘分真的不浅。依照马丁的说法，他的文学生涯最早起步于雷纳尔神甫发起的一场征文比赛。时值法国大革命的初期，报上登出的征文题目是：“需要将哪些最重要的真理和情感灌输给民众以增进他们的幸福？”头奖的奖金定为1200里弗，这个金额超过了拿破仑一年的薪俸，外带一枚金质奖章。为了参加征文比赛，夺下头奖，拿破仑一时发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头苦读书，最后终于炮制出一篇长文，叫做《论幸福》。遗憾的是，评奖结果公布，他苦心经营的那篇文章竟名落孙山。
马丁最后写道：“无论是夺江山，还是失江山，他几乎没有改变过，他还是那个年轻的、想要成为作家的人……好吧，就算没得奖，他也将自己的整个一生花在追求另一种头等奖上了……”
小说家拿破仑的故事，可以暂时画上一个句号。
2014年10月，写于纽约鱼溪山房
拿破仑之为拿破仑，不在于他后半生的军事征服与帝国梦想，而源于他青年时代的理想：成为卢梭那样的思想家和歌德那样的文人。在汗牛充栋的拿破仑研究中，安迪·马丁编著的这本《小说家拿破仑》独辟蹊径，以四两而拨千斤，揭示了为传记作家们所忽视的拿破仑的另一面：一心梦想成为有抱负的小说家、有思想的文人。作者表明，拿破仑被忽略的这一面是我们理解其非凡人生的关键所在。
成为卢梭那样的思想家和歌德那样的文人。很难想象，这会是那个驰骋沙场、雄霸欧洲的枭雄拿破仑青年时代的理想。由安迪·马丁编著的这本《小说家拿破仑》就是从这一独特视角入手，为我们解读了拿破仑不为大家所熟知的另一面。对拿破仑这位名人感兴趣的读者千万不要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