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屋
1894年的春天，令人钦佩的罗纳德·阿代尔在最不寻常和最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人谋杀了。这一案件不仅引起了全伦敦人的关注，而且也使得上流社会大为震惊。对于警方在调查此案后所公布的详细案情，大家都已经清楚了。但是当时有许多细节被删去了，因为起诉的理由极其充足，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真相都公开。直到现在，差不多十年过去了，我才能把这桩奇案中那些遗失的环节补充出来。案子本身很耐人寻味，但是与那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相比，这点趣味在我看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在我出生入死的一生中，这个案子的结局是让我感到最为震惊和诧异的。即使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每每想起它仍然感到毛骨悚然，仍能再次体验到高兴、惊愕和怀疑之情。这种心情像突如其来的潮水一般，完全淹没了我的神志。那些关心我并偶尔谈起一个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断饶有兴趣的读者，让我对你们说一句话：不要因为我没有向你们倾诉所有的事实而责怪我。如果不是他曾亲口下令禁止我这样做，我会把这当作我的首要义务。而这条禁令上个月3号才刚被取消。
我和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可想而知的。在他失踪之后，我从来没有停止过仔细阅读各种公开发表的疑案。为了满足个人兴趣，我还不止一次地用他的方法来尝试解开这些疑团，可是都不大成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件案子像罗纳德·阿代尔的惨死那样吸引我。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以及据此判决没有查明的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蓄意谋杀罪时，我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福尔摩斯的去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我敢肯定，这桩奇案中有几点一定会特别吸引他。而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以他非凡的观察力和敏捷的头脑，很可能弥补警方力量的不足，甚至有可能促使警方提前行动。
我整天巡回出诊，脑子里却一直在思考着这件案子，但总也得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宁愿冒着讲述一个陈旧故事的风险，把审讯结束时已经公布过的案情再讲述一遍。
这位令人钦佩的罗纳德·阿代尔是当时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努斯伯爵的第二个儿子。阿代尔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来做白内障手术，与儿子阿代尔以及女儿希尔达一同住在公园路427号。这位年轻人经常在上层社会出入，据大家所知，他并没有仇人，也没有什么恶习。他曾经与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不过就在几个月前，经过双方的认可，他们解除了婚约，这以后也看不出他有多深的眷恋之情。他总是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打发自己的时间。选择这样的生活，与他生性冷漠、习惯无变化的刻板生活有着很大的关系。可就在1894年3月30号晚上10点到11点20分之间，死神以最奇特的方式突然降临到了这位悠闲懒散的青年贵族的头上。 罗纳德·阿代尔喜欢打牌，而且一打起来就收不住手，但是他下的赌注从不大到有损他贵族身份的地步。他是鲍德温、卡文迪希和巴格特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就在他遇害的那天晚饭后，他还在卡文迪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桥牌。当天下午他也在那儿玩牌。同他一起打牌的有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他们可以作证的确玩的是惠斯特桥牌，每人的牌好坏都相差不大。阿代尔可能输了5英镑，但是不会多于这个数。他有一笔丰厚的财产，因此这样的小输赢对他不会有什么影响。他差不多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就是在那个俱乐部玩牌，不过他打得非常谨慎，而且通常是在赢了之后才离开的。证词中还提到在几个星期之前，他与莫兰上校做搭档，一日气赢了戈弗雷·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420英镑。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有关他的近况就是这些。
在遇害的那天晚上，他从俱乐部回到家时是晚上10点整。他母亲和妹妹到亲戚家串门去了。女仆供述说，听见他走进二楼的前厅，那里通常是他的起居室。她已经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冒烟，她就打开了窗子。一直到11点20分梅努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之前房间里悄然无声。夫人想进她儿子的屋里去道声晚安，却发现房门从里面锁上了。任凭母女二人在房外喊叫、敲打，里面都没有动静。于是找人来把门撞开，只见这位不幸的青年躺在桌子边，脑袋被一颗左轮子弹击碎，样子十分恐怖。但是屋里没发现任何武器。桌子上摆放着两张10镑的钞票和总共17镑10先令的金银币，这些钱被分成了数目不一的几小堆。另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些数字，还记了俱乐部里几位朋友的名字。据此可以推测，在遇害之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P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