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作家认为序言不易写好，更不愿意为他人作序，这当然有他们的道理。顾炎武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但顾氏之所“患”者，不是“为人序”这件事本身，而是认为序必须于书“有所发明”，才可以写。《人之患－－为别人作的序》中，钟叔河为他人所作的这些序言，虽因缘不一，但基本上可以说均“有所发明”，少有虚言，不足为“患”。

《人之患——为别人作的序》是著名学者、作家钟叔河的一部序言集。该书囊括作者近三十年来为别人所作的三十多篇序言。这些序言，既有为名家名著所作，也有为平凡普通人所写，如作者所言，“感情无贵贱，为百货商店退休员工的，和为中顾委委员的，文章都是一样的写，当然也都一样的写得不好”。

自序

陈子善编《亦报随笔》序

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序

邓球柏《周易的智慧》序

萧元主编《周易大辞典》序

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序

黄成勇《沐浴书香》序

李全华《老子哲学考察》序

胡君里《苦乐年华》序

吴筠《无心小筑》序

赵海洲《匡互生传》代序

毕敏《西青散记校注》序

张吉霞《学庄子》序

杨逢彬《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序

为《李锐先生米寿纪念文集》作

程巢父《思想时代》序

周实《性比天高》序

自牧等编《半月日影》序

薛原编《童年》序

董宁文编《我的笔名》序

徐明祥《潜庐藏书纪事》序

张志浩《僇人忘忧集》序

蒋祖烜《悦读双香楼》代序

黎牧星《夕阳风情》代序

戴维《诗经研究史》代序

赵力行《当官不容易》序

《俞润泉书信集》序

刘绪源《翻书偶记》序

于武臣《梦入芙蓉浦》序

《浣官生文存》序

《蔡持中自述》序

《刘志恒文集》序

周实《闲人外传》序

胡竹峰《衣饭书》序

萧金鉴《站在阳台看风景》序

方小平《不出门斋絮语》序

《王平散文》序

《亦报随笔》收文七百五十六篇，悉为周作人一九四九至五二年间发表的短文。陈子善先生将其辑为一集，费了许多力，他叫我为它写一篇小序，当然无法推辞。我早已声明，关于周作人，我只能辑其文，不能论其人。我不过是一名编辑匠，不是什么研究家、批评家。我的工作是印行旧籍遗文，使想看的人能够买得去看，想批评研究的人也才有材料好拿去做文章。或将其供于牺牲坛前，或将其钉在耻辱柱上，都悉由尊便。我自己亦未尝不想当研究家批评家，但一则天分太低，学来不易；二则所知甚少，缺乏本钱，正如跪在娘娘面（？）前的高力士，“奴才没有”，无可如何。那么，陈先生交下的这个任务怎么办呢？或曰，虽不能论其人，但既要印其文，关于其文总可以谈谈吧。这话不能说不对，至少是不大好反驳。所以，现在就来谈一谈我所看到的《亦报随笔》的文章，聊以塞责。我所看到的第一点是，这些文章都写得非常短。七百五十六篇中，竟有七百篇不超过一个Page也就是六百字。短当然不是看文章的唯一标准，但要用短短五六百个字把事情交待清楚，把自己要讲的话讲出来，既要言不烦，又疏密有致，给人留下思索和咏味的余地，那就大不容易。这些都是发表在一九五零年前后报纸上的文章，当时已经在说我们的报纸“沾了长风”，早就提出“短些再短些”的口号了。一转眼三四十年，如今有的报纸篇幅超过当年《亦报》好多倍，可是版面上容纳的标题却越来越少。有限的地盘被几个（甚至是一个）“大地主”霸占着，这样的情况比起四十多年前究竟有没有改变，真不好说。难道今之作者才学均已远迈前贤，没有几千上万字即不足以表现其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感情么？恐亦未必。那么，看看别人所写的短文，刹刹自己沾染的长风，大概也不会没有一点益处吧。我所看到的第二点是，这些文章虽短，题目的范围却很宽。从《梅兰竹菊》到《麟凤龟龙》，从《艳史丛编》到《聊斋稿本》，从《杭州的市房》到《北京的春雨》，从《夜读的境界》到《文章的包袱》，在广义的文化和文化史这个大范围内，随手拈来都是题目，也都是文章。作者不是先领下一个题目，再来就题作文，揣摩迎合；而是胸中先有一节文章，于是借题发挥，把想讲的话讲出来，同时给读者以知识或感兴。如《蓑衣虫》一篇，云有一种虫——……系蛾类的幼虫，织碎叶小枝为囊以自裹，负之而行。案此即《尔雅》之蚬缢女，因它附枝下垂，古人观察粗率，便以为缢。……我们乡间称之曰袋皮虫，《尔雅翼》云俗呼避债虫。披蓑有渔人或农人的印象，袋皮已沦为瘪三，避债的联想更为滑稽，缢女则太悲惨了，我们想起山西省妇女自杀的统计，觉得这种事实还未消除，难怪古人那么的说。我不知道这在北京叫作什么，仿佛没有看见过，要有也未必叫蓑衣虫吧，因为在北方蓑衣极少见。……唐人诗云，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种情景在黄河以北实在是难被了解，不但寒江不能钓，就是蓑笠也是很生疏的东西，读了不会发生什么兴趣。

二三百字中包含了自然史、语源学、乡土研究与文学欣赏的内容，而作者寂寞的心情也历历如见。又如《拿手戏》一篇，开头说：“有些外国文里叫著作者为‘写字的人’……我们常写文章而实在没有什么自信的人用这个名称来叫，倒是很确当的。”这里也涉及到了语文知识，因为Writer这个字本来也指“书手”，并不一定就是体面的“作家”。接下去略加演说，结尾则云：现在连街头艺人都翻了身，写字的人如为人民服务，也是很好的事。无奈写字难以成为一艺，他没有师父传授，并无基本技艺，只是每日随时说说唱唱，费力多而成功少，并不一定是吃一行怨一行，的确乃是实情。某甲先生有一句名言云，著作等身不如拿手戏三五只，这话说得真好。戏唱得越好听的人也越喜欢，写文章不能翻陈出新，摆起摊来殊无把握，写不出时亦无皮蛋泡汤加白糖之类可以帮忙，此其所以不如之至也。

不谈大道理，只是随手记下一点见识或者感受，娓娓道来，而情理自见。这类小文继承了中国历代笔记文的传统，同时又吸取了欧洲十八世纪随笔文（Essay）的特色，从中隐约可见《广阳杂记》、《五杂组》和“英国名士遂夫特”（曾纪泽《使西日记》语）的痕迹，和启蒙时期报章杂说的某种风格是一脉相承的。自维新以迄五四，“写字的人”多借新闻纸作“自己的园地”，周作人之于《晨报副刊》即是一例，《亦报随笔》亦其流风余韵乎。周作人已矣，其人固不得原谅，其文却似乎可传，因为它们所包含的知识和见解是客观的存在，而在文章欣赏上亦自有其美学的价值。陈婆虽有麻子，所烧的豆腐固未尝不好吃也。我所希望者，在放言高论的大块文章中间，尚能为此类随笔留少少馀地，它们虽决不能如名角的拿手戏那样中看或动听，但“读了不会发生什么兴趣”的人总还不至成为绝对大多数以至彻底清一色吧。

一九八七年九月六日

P1－P6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顾炎武日：“人之患，在好为人序。”

两句话只有一个字不同。

孟为亚圣，顾亦大贤，圣贤之言，岂能不听么。

我想，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又曾责备陈相不该“师死而遂倍（背）之”，乃重教尊师之人；他之所“患”者，当然不会是“为人师”，而只会是“好为人师”的这个“好”字。因为人一“好”，即难免过度，难免上瘾，好酒好色，即足以害己害人，更不必说洪秀全发高烧，硬要当伟大导师，代天父天兄下凡“讲道理”了。

顾氏在《日知录》卷七十九《书不当两序》条中说，主考试官给会试录、乡试录为序，文化名人、地方首长、主纂主编给府州县志为序，皆“所谓职也”，都可以说是分内的事情。可见他之所“患”者，也不会是“为人序”这件事本身。

但顾氏认为，序必须于书“有所发明”，才可以写；如果“无所发明”，则“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即是不必为序了。为序者若是“其文优，其于是书也有功”，自能“有所发明”，“故其序止一篇”，即已足够。“今则有两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为序者“不当其人”，“世之君子不学而好多言”，这才是他之所“患”。所以他才说：

“人之患，在好为人序。唐杜牧答庄充书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今吾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读此言，今之好为人序者可以止矣。”

杜牧的“为人序”我只读过一篇《李长吉歌诗叙》，“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确是好文章，也确是“贺死后凡十有五年”才做的。

杜牧不乐为“并生今世”者序，是不愿自己到后世被认为是膜拜宗师的人，我辈哪里敢这样牛？而时移事易，如今早已是大宗师准宗师们“好为人序”的时代了，自己也实在缺乏勇气追随其后，所以我确实很少为人作序。尽管如此，不到三十年，还是写了这三十多篇。

有些篇而且是自己要写，甚至写好送上门去的，如《亦报随笔》和《周作人集外文》的序便是。这倒正应了杜牧之言，“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虽然奉承的对象不只是周作人，还有“并生今世”的陈子善、张铁荣诸位编者。

有些篇则是由于感情不能自已而写的，像《刘志恒文集》和《李锐先生米寿纪念文集》的序。感情无贵贱，为百货商店退休员工的，和为中顾委委员的，文章都是一样的写，当然也都一样的写得不好。

虽然是由于知堂，由于感情而“为人序”，也许尚未到达“好”的程度，但毕竟不到三十年写了三十多篇，也可算“不学而好多言”了。如果还能再活几年，总当牢记顾先生的教导：  “人之患，在好为人序。”现在便将这册书取名“人之患”，警惕自己不要再为“患”了吧。

二千零一十四年四月于念楼，钟叔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