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吴宓与陈寅恪的学术活动及友谊，为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吴学昭编著的这本《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以吴宓的日记、遗稿为依据，并参考有关档案史料，忠实记述了二人哈佛同窗、清华共事、燕京授业、直到劳燕分飞、远山隔越、粤蜀相望、鸿雁往还，一对旷世知交长达半个世纪的深情厚谊。书中大量披露了吴宓与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尤其一九四九年后二人鲜为人知的心声。

著名学者吴宓与陈寅恪的学术活动及友谊，为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吴学昭编著的这本《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以吴宓的日记、书信、遗稿为依据，忠实记述了二人从哈佛同窗、清华同事、联大流亡、燕京授业，直到劳燕分飞、远山隔越、粤蜀相望、鱼雁往还，一对旷世知交长达半个世纪的深情厚谊。书中细致人微地叙述了吴宓与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真切反映了他们对世局及知识分子命运的种种思考，特别是对中华文化、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终身坚守。

作为二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亲历者，吴、陈二人的生平折射出文化教育生态环境的真实情景。书中先后登场的中外知识界人士多达二百几十位，以王国维、梁启超为首的几代知识人，皆留下鲜活的身影。

全书资料毛窟翔实，文风清新朴素。对二十世纪思想文化史及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一章 在哈佛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

第二章 《学衡》与清华国学院时期

 (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七年)

第三章 从北平到蒙自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

第四章 昆明时期

 (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四年)

第五章 成都燕大

 (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年)

第六章 从复员到解放

 (一九四六至一九五六年)

第七章 反右派与反右倾

 (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年)

第八章 最后的会晤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三年)

第九章 从社教到“文革”

 (一九六四至一九七八年)

新月派中，父亲相识朋友不少，与梁实秋比较交好。也许因为梁在美国哈佛大学也上过白璧德教授的课，认识白璧德人文学说的价值；当时在国内，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据梁实秋晚年回忆，学生时代在哈佛选了白璧德先生的“英国十六世纪以后的文学批评”课，觉得他很有见解，不但前所未闻，而且和自己的见解背道而驰。于是对白璧德发生了兴趣，到书店把他的五种著作一股脑儿买回来读。“读了他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发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早夙心中蕴结的一些浪漫情操几乎为之一扫而空。我开始觉悟，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应该根据历史的透视而加以重估。”一九二六年二月，梁实秋在纽约写了《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投登徐志摩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父亲正是读了《晨报副刊》刊出的梁实秋这篇评论新文学的文章，注意到他“似颇受白璧德师之影响”。

梁实秋坦承，他“随后写的《文学的纪律》《文人有行》，以至于较后对于辛克莱《拜金艺术》的评论，都可以说是受了白璧德的影响”。一九二七年六月，他的《浪漫的与古典的》一书，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四日，父亲收读梁实秋寄赠的此书，读后立刻“撰书评一篇，题日《浪漫的与古典的》，寄登《大公报》”。

一九二八年暑假，梁实秋君回北京度夏，父亲曾往访晤，据是年七月九日日记，“访梁治华(实秋)于东城大取灯胡同一号宅。谈次，梁欲编印《白璧德介绍论文集》。宓允以《学衡》中各篇译稿付之。”七月二十三日，寅恪伯父又陪来清华的梁实秋访问父亲。

关于编印白璧德论文，梁实秋记述甚详，他说：

“(民国)十七年夏，我到北京，吴宓先生来看我。我们闲谈国内文学界的情形，我告诉他上海似乎很有一些人不知道白璧德的，更有一些人知道白璧德而没有读过他的书的，还更有一些人没有读过他的书而竟攻击他的。我自己从来没有翻译过白璧德的书，亦没有介绍过他的学说，更没有以白璧德的学说为权威而欲压服别人的举动；我只是在印行我的《浪漫的与古典的》那个小册子的时候，在序里注出了白璧德的名字。但是我竟为白璧德招怨了。有人是崇拜卢梭的(究竟是崇拜卢梭的德行，还是崇拜他的思想，我们是不得而知的)，于是便攻击白璧德；有人是偶然看过辛克莱的《拜金艺术》的，于是便根据了辛克莱在一百三十八页上的一句轻薄话而攻击白璧德；有人因为白璧德是‘欧美流的正人君子’，于是便攻击他。据我所看见的攻击白璧德的人，都是没有读过他的书的人。我以为这是一种极不公平的事。

“吴宓先生听了我的话之后，当然不免愤慨，因为他近年来是曾努力介绍白璧德的学说的。当时我就怂恿他把《学衡》上的几篇关于白璧德的文章收集起来，由我负责在上海印一个单行本。”

父亲随后集中了《学衡》刊登的五篇关于白璧德的译文，即他所译的《白璧德之人文主义》《论民治与领袖》《论欧亚两洲文化》，胡先辅译的《中西人文教育谈》及徐震塄译《释人文主义》，于翌年春寄给梁实秋。经梁君删动整理作序，取名《白璧德与人文主义》，由他当时在上海主持的新月书店出版发行。

梁实秋在序言中说，他把这几篇文章贡献给读者，只希望读者能虚心的把这本书读完，然后再对这本书下一个严正的批评。这本书并不能代表白璧德思想的全部，但主要的论据在这里都已完备。白璧德的学说，他以为是“稳健严正，在如今这个混乱浪漫的时代是格外的有他的价值，而在目前的中国似乎更有研究的必要。”

梁实秋在序言最后列举了白璧德几本著作的名称：《民主与领导》《卢梭和浪漫主义》《法国批评大家》《新拉奥孔》《文学与美国大学》。他说如果读者因读了这本书而引起了研究白璧德的兴趣，请读以上原著。P129-131

我是吴宓(雨僧)最小的女儿，抗日战争期间，跟随母亲陈心一在上海祖父母家居住和上学。抗战胜利后一年，我到北平上大学，父亲没有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宣告结束复员北平，而去武汉大学教书了。武汉解放前夕，他又到了四川。所以，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不长。但即使在那有限的接触和交谈中，我也深深感到父亲与陈寅恪伯父两心相知，友谊深挚，始终不渝。两位老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摧残折磨去世后，我捧读劫后残存的父亲遗稿，以及他与陈寅恪伯父相互写示的诗篇，更加感受到这种友谊的深不可及的内蕴及其悲剧色彩。

一九九○年，为纪念陈寅恪伯父诞辰一百周年，也为纪念父亲吴宓诞辰九十六周年，我根据父亲的日记及遗稿赶写了《吴宓与陈寅恪》一书，心想或许可为关心两位老人的朋友凭寄哀思，而对研究工作者也有些参考作用。没想到书出版后，竟“像出土文物一般，令人惊喜”受到读者关注，特别是父亲生前的许多友生，如田德望。、王宪钧、王岷源、王般、李赋宁、何炳棣等先生来信来电，给与鼓励和指正。本书虽先后十多次重印，时隔多年，已经绝版。今应广大读者要求，重新排印增订本，名为增订，实际重写。根据后来陆续寻回的父亲遗稿以及近年收集和积累的有关资料，对内容做了必要的补充修订。笔者水平有限，疏漏和错误之处，尚希读者提出批评，帮助改正。

我宁肯相信苏格拉底的灵魂不灭论，愿父亲与寅恪伯父的在天之灵，能同因信念而选择死亡的王静安先生相聚，毫无干扰地继续他们对中西文化的不尽探索和讨论。

——吴学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