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锋编著的这本《民国教育》系“图说民国”系列之一，重点介绍了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严修等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马相伯等著名的名校校长，包括他们的教育思想、理念、业绩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与此同时还向读者展示了民国时期在艺术、体育、女子教育等方面的特点和开创性成果，在留学方面所取得的宝贵经验。

教育改革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一环。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中国教育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民国肇建，上承晚清改良之风，复历五四新文化之涤荡，以西方模式为基础，在传统中坚守，将传统带人现代，将中西的文化和教育理念融为一体，相互渗透、包容、改造，创造出了一个中国教育史上群星璀璨的时代。

民国教育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民国教育》作者赵锋跟大家一起翻一翻史学专家所不屑的“边角料”，聊一聊民国教育史上的文人雅士、逸闻趣事，品一品那些年的“民国范儿”。

陈寅恪、钱穆、梁漱溟、冯友兰、钱钟书、朱光潜、胡适、鲁迅、老舍、林语堂、胡适、曹禺、巴金、郁达夫、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郑振铎……一连串的名字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教育事业、文化事业的承载者；与此同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属性，就叫“民国的大师们”。

前言

第一篇 新旧之际

 “假维新”里的“真改革”

 大帅们的“教育观”

 大师云集的时代

 女校长的“教育梦”

第二篇 民国教育家

 平民教育运动之父：晏阳初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职业教育家：黄炎培

 教育现代化先驱：严修

第三篇 民国大学与校长

 只手缔造新北大：蔡元培

 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梅贻琦

 南开校父：张伯苓

 复旦老人：马相伯

第四篇 各具特色的民国教育

 留学教育

 艺体教育

 女子教育

 西南联大

张作霖创办东北大学

素有“东北王”之称的张作霖自幼家贫，无力就学，仅念了三个月的私塾，可谓文盲一个。但就是这么一位胸无点墨、穷兵黩武的人物，竟然高度重视教育。在其主政时期，东北的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早在1915年2月，张作霖还仅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二十七师师长，竟然给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写了一封信，信中并没有汇报战事，也没有索要军饷，而是陈述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相应的整顿措施。张在信中这样写道：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靡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这一条陈马上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出的各种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4月9日，教育部做出批示：“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靡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并训令各省民政厅长遵照办理。教育界人士听说这一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一训令竟是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张作霖。

1916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刚一上任，即在一份教育条陈上批示：“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看到省长如此重视教育，已停会两年多的奉天省议会马上重新开会，专门研究奉天的教育问题。会后，便将教育改革方案交给了张作霖，张作霖对改革方案进行仔细研究，并责令省署教育科制订整顿办法，由此而开启了张作霖整顿教育之路。

教育经费的短缺是制约奉省教育发展的首要因素。对此，张作霖于1916年10月28日，训令各道尹重申省令，严责各县知事增加教育经费，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要占到全县支出总数的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核各县知事政绩的内容之一。1918年12月，他再次重申学款应占支出40％的标准，并严格规定，如“今后各县知事仍不实行办理，即以废弛学务论，照地方兴学考成条例予以相当之处罚”。此外，为了防止挪用、侵占教育经费的情况发生，张作霖特派专员赴各县调查教育经费的使用情况。之后，他又亲自审阅制定各种关于奉天教育的地方法规，从制度和法规方面保障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这一点，恐怕是其他北洋军阀所无法比拟的。

1916年12月6日，奉天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孙其昌、奉天省立第二中学校长董宝麟、奉天省城第一高等小学校长魏福锡联名呈文给张作霖，建议派人赴黑、吉两省，协商联合向教育部争取设立东三省区域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事宜，以培养中等以上教育人才。张作霖看完，当即大笔一挥，签了一个“准”字，并立即派孙其昌前去办理此事。

张作霖非常鼓励青年出国留学。1916年夏天，张作霖下令对奉省20个县的留学生情况进行调查统计，看奉天省到底派出了多少留学生。但他发现整个奉省只有留学日本的68人，顿时觉得留学人数太少了。于是，张作霖于1917年6月和12月，分别派出两批公费留学生，入日本高等预备学校学习。而这些留学生也不负张作霖之望，两年后，就有26人以优异成绩考入日本官立学校学习，居全国第二。仅仅两年之后，奉省的留日学生即达到150余人，翻了一倍还多。等到1925年时，奉天省已有232名留学生到外国学习。张作霖派学生出国留学，并不是派出去就放手不管了。他首先派有经验的经理人员留学各国，对留学生加以管理，以防他们耽误学业。另一方面，这些经理们还负责关照留学生们的生活状况。1919年，日本物价飞涨，留日学生在生活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为使学生安心向学，张作霖下令对公费学生增加学费额数。1921年10月，教育部发出文件，对自费留日学生因故要求公家借费者给予遣送回国，并制定了相应的遣送回国办法。张作霖听说后，大骂一通，然后自掏腰包，拿出10万元汇给这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留学生，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P23-26

教育改革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一环。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中国教育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民国肇建，上承晚清改良之风，复历五四新文化之涤荡，以西方模式为基础，在传统中坚守，将传统带入现代，将中西的文化和教育理念融为一体，相互渗透、包容、改造，创造出了一个中国教育史上群星璀璨的时代。

陈寅恪、钱穆、梁漱溟、冯友兰、钱钟书、朱光潜、胡适、鲁迅、老舍、林语堂、胡适、曹禺、巴金、郁达夫、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郑振铎、周作人、梁实秋、冰心、胡风、巴金、柳亚子、张恨水、萧红、臧克家、艾青、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李可染、丰子恺、张伯苓、罗家伦、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梅贻琦、马寅初、沈钧儒、茅以升、竺可桢、李四光、童第周、梁思成、徐志摩、郁达夫、梅兰芳、聂耳、苏步青、冼星海、叶圣陶、蔡元培……这个名单可以很长很长，我们这里难以穷尽；这个名单太耀眼，它的光环至今仍让我们顶礼膜拜。名单上的他们，可以细分成很多类：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自然科学家，等等，但无论怎样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那个时代教育事业、文化事业的承载者；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属性，就叫“民国的大师们”。

鉴史以察今。“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老人的世纪之问。钱老的世纪之问，在拷问着我们当今的教育管理者，在拷问着我们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钱老的问题，是当今中国教育必须直面的疑问，更是中华民族迎接伟大复兴必须直面的疑问。钱老的问题，前来探望的各位领导难以回答，众多教育官员和教育专家也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某才有不逮，亦不在其位，不敢有博识宏论。本书更愿意关注的是钱老成长所在的那个时代，教育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跟大家一起翻一翻史学专家所不屑的“边角料”，聊一聊民国教育史上的文人雅士、逸闻趣事，品一品那些年的“民国范儿”。

历史永远是一个谜，我们只是努力接近谜底。当你无限接近谜底之后，结果未必如你所想、如你所愿。正如对你多年未见的情人，见面远不如怀念。从这一个意义上说，历史可能又是一座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