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小说家毛姆是一位说故事的圣手。他的小说机智、幽默，不时流露出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讥讽。《月亮与六便士(精)》的情节以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生平为基础，主人公原是位证券经纪人，人届中年后突然响应内心的呼唤，舍弃一切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与土著人一起生活，获得灵感，创作出许多艺术杰作。作者在小说中深入探讨了生活和艺术两者的矛盾和相互作用。

　　《月亮与六便士(精)》的情节并不复杂，写的是一个英国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本已有牢靠的职业和地位、美满的家庭，但却迷恋上绘画，像“被魔鬼附了体”，突然弃家出走，到巴黎去追求绘画的理想。他的行径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在异国不仅肉体受着贫穷和饥饿煎熬，而且为了寻找表现手法，精神亦在忍受痛苦折磨。经过一番离奇的遭遇后，主人公最后离开文明世界，远遁到与世隔绝的塔希提岛上。他终于找到灵魂的宁静和适合自己艺术气质的氛围。他同一个土著女子同居，创作出一幅又一幅使后世震惊的杰作。在他染上麻风病双目失明之前，曾在自己住房四壁画了一幅表现伊甸园的伟大作品。但在逝世之前，他却命令土著女子在他死后把这幅画作付之一炬。通过这样一个一心追求艺术、不通人性世故的怪才，毛姆探索了艺术的产生与本质、个性与天才的关系、艺术家与社会的矛盾等等引人深思的问题。同时本书也引发了人们对摆脱世俗束缚逃离世俗社会寻找心灵家园这一话题的思考，关于南太平洋小岛的自然民风的描写也引人向往。

正文

一

说实话，我最初认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一点也没有看出来他身上有什么不同凡响的东西。然而，现如今，很少看见谁还会否定他的伟大。我这里说的伟大，不是平步青云的政治家所取得的光环，也不是功成名就的军人赢得的英名。那是一种特质，属于他们所占据的位置，与个人关系不大；环境一经发生变化，那种盛名就会大打折扣，名不副实。首相退下官位，人们屡见不鲜的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演说家；将军脱下戎装，不过是集镇上的一介草莽英雄。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伟大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你也许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是无论如何你难以拒绝它，你很难会没有兴趣。他让你不得安生，让你乖乖就范。他为人取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为他辩护或者说他的好话，都不再看作是性格古怪，言辞偏激。他的种种毛病为人们津津乐道，认为是成就他取得成绩的必需品。他在艺术上的地位仍有讨论的余地，赞美者的奉承也许像诋毁者的非议一样率性而为，捉摸不定；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有天赋。在我看来，艺术上最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个性鲜明，我愿意原谅一千个毛病。我以为，与艾尔-格列柯相比，贝拉斯克斯是一个更高明的画家，但是习惯势力作祟，无人对他顶礼膜拜：这个克里特岛人，沉迷声色而结局可悲，把他的灵魂的秘密呈现出来，像一份标准的献祭。这个艺术家、画家、诗人、音乐家，有了他的装点，崇高而美丽，让审美意识得以满足；但是这点类似性本能，其原始野蛮的东西是少不了的：他在你面前呈现的还有他本人更了不起的天分。对他的秘密追根溯源，和津津有味地阅读一个侦探故事不相上下。这种秘密好比一个谜，分享了大干世界没有答案的奇观。斯特里克兰德的画作最微不足道之处，都显示出一种罕见、扭曲以及复杂的个性。正是因为这点，就是那些不喜欢他的画作的人，都做不到对他的画作漠然视之；也正是因为这点，激起了世人对他的生平和性格的兴趣，好奇之极。

斯特里克兰德死后不到四年之际，莫里斯·赫雷特在《法兰西信使》发表了那篇文章，把这位默默无闻的画家从历史尘埃中挖掘出来，敢为人先，后来的作家或多或少惯随大溜，这才纷纷循声发表文章了。在很长时间里，法国没有人享有比赫雷特更无可争议的权威，他提出的看法不可能不给人留下印象；他的说法看起来有夸大之嫌，但是后来的各种评价肯定了他的评估，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现在稳稳地守住了他先前制定的路线。这一声誉平地崛起，是艺术史上最浪漫的事件之一。但是，我并不打算对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作品妄加评论，除非作品触及到他的性格。我不能苟同一些画家的出言不逊，说什么门外汉对绘画一窍不通，要表明对他们的画作的青睐，最好是三缄其口，掏出支票簿就是了。认为艺术只是一种才艺，只有手艺人才真正理解，这是一种奇谈怪论：艺术是感情的表露，感情讲一种芸芸大众都能听懂的语言。不过我承认，批评家要是对技巧缺乏实践的知识，很少能够对有真实价值的画作说三道四，而我就对绘画一窍不通。还好，我没有必要冒这种风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莱格特是一个写作高手，又是一个深得人心的画家，在一本小书里详尽地论述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大部分作品，叙述风格令人着迷，堪称样板，因为说来遗憾，大部分叙述风格在英国远不如在法国根深蒂固。

莫里斯·赫雷特在其著名文章里对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生平予以简述，伏笔不少，刺激了人们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胃口。他对艺术没有感情用事，只是一心想唤起有识之士的对一个天才的注意，因为这个天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不过赫雷特是一个深谙此道的记者，很清楚“人情趣味”可以让他更容易地达到他的目的。有些人过去与斯特里克兰德接触过，比如在伦敦就知道他的作家，还有在蒙特马特咖啡馆与他相遇的画家，当时见到的不过是一个落魄的艺术家，与别人没有什么两样，这下当头棒喝，发现竟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他们与他失之交臂，于是法国和美国的许多杂志开始发表连篇累牍的文章，一方面各种回忆不断涌现，一方面欣赏评析接二连三，这下把斯特里克兰德的名声大加渲染，吊足了公众的胃口，却满足不了他们的好奇心。这个题目引起广泛兴趣，肯下功夫的维特布雷希特一罗特霍尔兹在其令人难忘的专题论文里，能够开出一份各方著名权威的清单。

……

P1-3

在英国的作家，甚至整个西方作家中，毛姆的小说一直排列在最引人人胜之列。若说阅读西方小说需要读到五十至一百页以后才能进入阅读角色，那么毛姆的小说只需读过二十页，读者就欲罢不能了。像他的著名小说(《月亮与六便士》，读者甚至完全可以当作福尔摩斯探案集来读。小说中的“我”是福尔摩斯，小说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就是一个谜案。“我”在第一章里大发宏论，把斯特里克兰德的谜案搞得吊人胃口，斯特里克兰德由一个证券经纪人变身画家，无论他儿子写的传记还是评论家的乱评，都让人云山雾罩。接下来的几章写斯特里克兰德太太热衷与文人墨客打交道，频频举办宴请沙龙，男主人首次露面，“我”只是见到一个“体格宽大，厚重，手大脚大身穿晚礼服，略显笨拙”的男人，还未来得及深入熟悉，紧接着这个一家之主就弃家出走了!伦敦上流社会一时热闹起来，流言盛传斯特里克兰德是被某个茶庄的年轻女子勾走了。“我”受托去巴黎寻找斯特里克兰德，侦破的结果大相径庭，斯特里克兰德不仅没有被女子勾引，甚至极端厌恶女人的纠缠。他离家出走，只是因为他决意摆脱家庭的缧绁，改行学习画画。此时他已年届四十。“我”的侦探身份也因此由侦破斯特里克兰德离家出走的原因而转变成了“我”对斯特里克兰德的个人行为、性格和追求的侦察和探讨。

斯特里克兰德在巴黎待下来，“我”在好奇心驱使下五年后也到了巴黎。“我”发现斯特里克兰德五年来在巴黎住廉价旅馆，生活简朴到埋汰，人潦倒到可怜，而“我”来巴黎却是驾轻就熟，还有老朋友斯特罗伊夫经常相聚，叙谈往日的美好记忆。斯特罗伊夫是一个画家，靠卖通俗画和安静本分的妻子布兰奇把日子过得温馨而小康。他对绘画十分在行，对经典大师顶礼膜拜，对新兴的现代派画派深表同情，有伯乐的眼光、赞美的态度。斯特里克兰德看不起他的画，出言不逊，但他仍然把他看作天才，包容他、理解他。作为人，他真诚、坦率、热心快肠。斯特里克兰德卖不出去画，他不仅帮助推销，还借钱给他；斯特里克兰德得了重病，他叫上“我”一起把斯特里克兰德弄到自己家里治疗、看护、将养。然而，斯特里克兰德病刚好便反客为主，不仅在他家作画，还把他的爱妻拐到了手。斯特罗伊夫痛苦万分，又不忍心赶走斯特里克兰德和爱妻，只好自己净身出户了。他以为过一段时间爱妻会回心转意，岂知斯特里克兰德开始厌恶他的妻子布兰奇时，布兰奇喝草酸自杀，好端端一个家庭支离破碎了。斯特罗伊夫充当了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中农夫的可悲角色，可他热爱天才，理解天才，因此原谅了斯特里克兰德，形单影只地回了故乡荷兰，“我”因此感叹道：“没有谁知道他为什么到这里来，死后又到哪里去。”

斯特里克兰德似乎有些不食人间烟火：他的画没有画商购买，参加画展不啻天方夜谭。“我”因为斯特里克兰德毁坏了斯特罗伊夫的美好家庭，对他极端厌恶，不愿意和他来往。斯特里克兰德特立独行，偏偏愿意和“我”交往，“我”对他渐渐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斯特里克兰德拙于表达，但在夫妻关系或说男女关系上却自有理论：“‘情欲是正常的、健康的。爱情是一种疾病。女人是我获得快感的工具；我没有耐心满足她们的要求，充当什么配偶、伙伴和伴侣之类的角色”“男人的灵魂是漫游于宇宙最遥远的地域，女人却要把它弄进网罗里，罩得结结实实”“布兰奇不是因为我离开她而才去自杀的，而是因为她是一个愚蠢的失衡的女人”。“我”因此一步步捕捉到了一个热烈的饱受折磨的灵魂，感觉它瞄准了某种更伟大的东西，这是任何与肉体绑缚在一起的东西都无法企及的。斯特里克兰德破天荒地让“我”看他的画作，“我”被他笨拙的绘画技巧着实吓了一跳，画面笨拙得像出自一个醉醺醺的马车夫之手。画的颜色在“我”看来出奇地死板，满眼都是残缺不全的符号，仿佛画家在混沌中摸索，灵魂因此极度痛苦。他画里的符号无法与同胞享受共同的价值，意义模糊，他的画注定卖不出去。

斯特里克兰德沦落成了巴黎街头的流浪汉，不得不在合粥救济所和夜宿救济所里混日子，有一餐无一顿的，在举目无亲的巴黎街头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然而他潦倒却没有落魄，在绘画的道路上像一个永不停歇的香客，走向一座也许根本不存在的神坛。最终，他赶上了一艘开往南太平洋的轮船，来到了塔希提岛上。这时候，他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拧了一下，猛然间他感觉到了一阵欢欣的鼓舞，一种美妙的自由自在的感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他从英格兰逃到法国，就像一个四方楔子打进了一个圆窟窿里，怎么都是格格不入；但是，塔希提岛的“窟窿”不只有圆的，也不只有方的，而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楔子都能对上一个窟窿。他因为寻求内心的东西的劲头太大了，最后把他的世界的根基都动摇了。他只好一路逃窜，来到他可以自由自在生活的海岛。他作画的灵感如泉喷涌，模特儿遍地都是，更重要的是找到了一个土著女子，认定“你是我的男人，我是你的女人。代派成了世界文坛的主流声音，他索性歇手不写了。

进入21世纪，甚至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大量普通读者流失，支撑文学的基础发生动摇，二三流批评家、文学史家、高等学府的教授感觉到他们大吹特吹现代派作品没有什么意思，再闹下去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学基础都会不复存在，传统作品或说经典作品才渐渐地反弹，各就其位。随便一说的是，世界范围内，各路批评家都是二三流脑子(主要根据是他们不能创作原著，只能依靠别人的成果说三道四)，像勃兰兑斯这样的顶级批评家凤毛麟角，远远低于顶级作家和一流学者的概率。如今世界文坛的创作越来越不知所措，读者群体越来越小，他们难辞其咎，可惜清醒的文人学者不多，没有下功夫探讨这个原因。比如说，对普通读者来说，批评家炒作了近一个世纪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只能束之高阁，《月亮与六便士》却能一口气读完，既能看见一个个性鲜明的主人公，又能发现一个象征主义画家的原型，收获是双重的。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文坛各领风骚的现代派中，毛姆能坚持传统写作并取得成功，如今看来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了。

六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毛姆周游世界，来过中国，写过一本《中国见闻》，其中一篇著名速写叫《苦力》，把中国劳苦大众的谋生状态写得冷静、冷峻、犀利而充满同情，一粒小小水珠映照出毛姆放眼世界的视野。毛姆说：

我从写作中汲取的教训是，作者应该从创作乐趣中得到酬报，从思想负担的释放中得到回报；对其他东西不必介意，表扬还是苛评、失败还是成功，都应该在所不计。

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外国文学季刊》审稿编稿，《月亮与六便士》先在季刊发表而后成书出版，看得津津有味，手不释卷。编辑部诸位对毛姆为什么使用了这样一个书名猜测各异，各抒己见，一位老同事最后结论说：“月亮”应该指艺术，“六便士”当指世俗价值观。三十多年过去，如今我亲手把《月亮与六便士》译出，我觉得毛姆没有这样的观念。无论是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跌宕起伏的生命轨迹，还是毛姆在小说中构建的故事情节以及相当篇幅的夹叙夹议，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应该是：月亮重要，六便士也重要，性格即命运，命中注定哪样就是哪样。

苏福忠

甲午年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