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貌依旧的山川江河，光怪陆离的都市百态，波诡云谲的政治风云，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当岁月流逝，那些尘封的记忆，从脑海里一跃而出，就像舞蹈的精灵，在我们面前晃动。感动我们的不再是一张张发黄的照片，而是它们背后的故事……

一 风貌依旧的山川江河

二 哀婉的美

三 桥的姊妹

四 光怪陆离的都市百态

五 记忆中的乡村生活

六 波诡云谲的政治风云

七 已经消失的人流

八 西学东渐中的中国教育

九 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

十 神秘的宗教神灵

十一 夕阳下的文物古迹

十二 五光十色的侨民世界

参考文献

后记

山，不仅中国内地有，沿海岛屿也有，而且别具一格。有“海天佛图”之称的普陀山，位于舟山群岛之中。普陀山原名小白华，又名梅岑山。有观音菩萨在这里居住的说法，故称“南海普陀观世音”。普陀岛上山岩峻奇、林木葱茏，岛四周波涛浩淼。如著名的潮音洞，洞窟日夜与海潮相吞吐，声如雷鸣。梵音洞，洞的峭壁两侧相合如门，高垂百米，洞深也逾百米，屈曲通海，海潮扑来，真如龙吟虎啸。这样，它就像一颗海上明珠一样，吸引了最早的外国旅游者。1922年，一位美国旅游者来到岛上，他拍摄的普陀山在海浪野兽般咆哮中是那样镇定自若(图24)。风平浪静时的普陀山海岸，又是那样委婉动人(图25)。建于岛上高处的民居粉墙黛瓦，一派江南民居风貌(图26)。由普济寺至南天门一线的寺庙，其庙宇建筑之豪华气派，堪称江南之胜，无怪乎人们要来求拜观音(图27)。

P14

当然，桥也不再仅方便两岸人民的交流、出行，它还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中成了一种艺术的载体。中国人造桥，一讲究它“虽由人造，宛如天开”的意境，使桥与山、水、泉融为一体；二讲究“就地取材，因料施用”，因在中国古代没有什么比巨材运输更困难了。同时，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爱在石头上施展才艺的了。以至佩利在广西桂林看到花桥时，不禁大为赞叹(图38)。花桥又名风雨桥。在广西这类桥有数百座之多。桥上亭廊相连浑然一体，宛如水上一座长廊式的高层楼阁。它的建筑工艺已融合南方少数民族杆栏式建筑与汉式宫殿建筑为一体。这座建于明代的四孔石桥，桥面上造有和桥身一般长的檐廊。这样设计，是便于行走，以利两岸交流，甚至还是买卖货物的场所。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使桥承载了太多的涵义。

P23

当在桥面上建长廊因河面太宽而力不能及时，于是便改在长桥正中建一座桥亭。这就既方便两岸的交流和贸易，又另具一种美。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安徽贵池18孔桥，1912年一位中国内地会的英籍传教士在拍摄时，它还那样完美无缺(图40)。据说由当地18位寡妇捐资建造的，故为18孔桥。那位英国传教士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的道德名誉和生命同等重要。而女人的名誉更重于一切。名誉受到污损的人，只可以用自杀来洗刷自己的一切。这就是所谓‘烈妇’，实际上就是以生命来‘殉节’的寡妇。寡妇用捐桥的办法，大约就可逃避自杀那种‘合生’的形式了。”中国的拱桥桥洞多为单数，这座桥洞为双数的桥十分稀罕。桥中央的四角方亭，也是行人避风雨或贸易的场所。

P25

842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刻骨铭心的年头。大清帝国的

大龙旗从此沉重地低垂着。第二年，五口开埠国门被迫洞开，便来了一批形形色色的金发碧眼人。据截止到1868年的统计，邻近上海外滩的外国坟山葬有：外交官、船员、商人、传教士、银行家、医生、建筑师、工程师、艺术家、警察、军人和旅行者等530人，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传教士和商人。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其意图之一是要“传递福音”、“改造中国人的灵魂”；之二是为推销商品，把中国当作它新开辟的市场和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提供地。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著名美国传教士雅卑礼(1804年-1846年)倒说得十分坦率：“必须派遣传教士到中华帝国，进入每一个可以进得去的地方。包括中国沿海每一个可以通商的市场……这是因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大无畏的商业精神所驱使。”

在这批人登陆时，带来了一批“奇工异巧”，这就是照相机和近代摄影技术。1844年，一艘到达上海的法国巡洋舰上的船员，第一次带来了一架银版摄影机，拍下了最早的中国历史照片。他挟着这些“奇景”回国，不料意外地在巴黎引起了一阵轰动，人人都争看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的真相。之后，相继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驻中国耶稣会会长南格禄也携带了这一照相器具。由此，外国人将它视为“采风”的必备品。至于外国人为何要热衷于这种设备和技术的“采风”，当年一个挪威水手萨克塞说：“多少是有一些对另一种文明的好奇，故而就像去进行一次远征的感觉。”这种好奇和感觉，在人们的意识和感知里，便酝酿了一种文化，即旅游文化。外国旅游者便成为记录、拍摄中国社会、风光、民俗等生活类老照片最多的人群之一。如著名的英国植物学家福钧、俄国大作家冈察洛夫，他们都出版过访华游记和摄影集。如福钧就曾在他的书里生动地记录，“我们无论什／厶时候走出户外，总有数以百计的人聚集在街头，跟在我们后面，热切地想看一看我们。好比伦敦街头的市民想见到女王一样”。并且，“在那种时候，经常可以听到如下的说法‘鬼子来啦！’‘快来看鬼子啊！’用‘鬼子’作为嘲弄的蔑称那是十分寻常的。”那些文字和照片今天已成为重现当年中国风貌的不可多得的珍品。本书将多次展示其英国旅行家R·F·菲奇(R·F·Fitch)的作品，无论其拍摄范围的广泛，抑或艺术造诣的精湛，都堪称为中国留下了一批珍贵的资料。

当然，另有一些外国人恐怕不全然如此。当年大名鼎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曾主张“要多了解中国”。他还强调说：“如若不具备一个传教士所去的那些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知识，怎么能让这些地区的人们理解神的真谛以及神迹的彰显呢?”这就使得“具备充分的所去那些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知识”有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大概就是出于这种使命感的驱使吧，一些教会纷纷主张在中国“游历布道”，并且还专门培训布道人员，设立所谓“差会”。“差会”是干什么的呢?据《辞海》解释：“由西方各国基督教新教派遣到国外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一般仍受垄断资本集团的支持和赞助。”由此一批传教士就以“差会”名义深入到中国各地，当时在中国的“差会”还真不少，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办的中国内地会，它在各地有教堂上千所，在华传教士近四分之一属于该会，直至渗透到西北的宁夏、甘肃等地。还有美国传教士伍柏莱办的宣道会，它专在广西一带传教。另有美国传教士华之姿(E．Faler)办的同善会，关于这位华先生，连辜鸿铭也恭维他为“19世纪最有造诣的汉学家”。他在华北一带传教，同时“考察”中国文化，本书所收部分照片即来自他所撰文章。此外，还有一个公谊会，它由英国教会派出，传教地区长期选定在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它也吸收美国传教士一道活动，如美国著名女传教士义白礼(E．H．Bueler)就是会中骨干。而长期主持该会的是英国人霍德进。至于著名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办的尚贤堂，因他主张：“孔子好比耶稣”，对中国民众要“以道德宗教训导之”，所以则更留心各地“民情民俗。”  这些教会为了解和传递中国社会信息，办报纸、办刊物，如《大同报》《女铎》《紫晶》《道声》《真光》《明灯》和《教务杂志》等，刊登了大量游记和照片。这些杂志、报纸内容在传教同时，也设新闻、科技、卫生、名人采访和肖像等栏目。还有了几位小有名气的编辑、发行人，如美国传教士裴来尔(L．N．wheeler)、海格斯(J．R．Hykes)等。1876年7月，英国人布拉克在上海编印出版的《远东》半月刊，曾以每期有精美照相插图，并且全用印相纸晒印，然后分贴在刊物各页上，形象地反映了风土人情赢得世人青睐。同样，另一《小孩月报》也是在我国出版最早的画刊，于1875年3月在上海创刊。它的主编是美国纽约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由清心书局出版，所用插图照片均为铜版雕刻，文字叙述附加图片。数年后移交上海圣教书会印刷发行，1915年停办。对于他们这样做的动机，一个传教士认为：“这可以启迪民智，扩大中国与西方的通商和文化交往，减轻中国人对基督教的疑忌和敌意，改善传教的外部环境。”同时，当清朝末年，照相摄影术传人中国后，国内外爱好者以此为山水风光表现手段者也不乏其人，并有了《中国名胜》之类摄影集的出版，其中如泰山胜境、西湖风景等已屡有人尝试。擅长这方面拍摄的R．F·菲奇颇为自得地说：“取景中国美丽的自然景色，吸收中国美术的清新隽永特色，从光感、物象、线条等多角度着手，已求得新的意境。”对照他的一些作品，这番言语也并非夸张。笔者为何这样不厌其烦地提及这些，因为本书中很多照片都是这些传教士传教的“副产品”，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那些现在无法寻觅的中国旧风貌的“记忆。”

必须强调，不应该忘记的还另有一些负有更隐秘特殊使命的外国人，他们也在频频揿动快门，按照各自的需要，拍下各种镜头。今天的中国人已习惯地称他们为“窥视”，也就是没有经过主人的允许，到别人家屋里来“偷拍”，这自然是怀着一种觊觎之心。当年，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的几张东北地区的老照片，那种侵略者的蛮横之气跃然纸上，相信谁都能看懂。

此后，在这几种动机驱使下的外国人都沿着不同的路线，由中国沿海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逐步向内地渗透。这些出现在中国各个角落的“老外”，一般都有两个长处：一是“多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二是“特别能吃苦，不怕爬山涉水”。他们每到一地，很善于和当地人打交道，并主动表示出一种亲近感。如英国内地会长老戴德生曾“改穿中装”，“起居饮食也按中国习惯”，“内地民众对他，不像以前大惊小怪，连地痞流氓也不注意他，妇女、小孩也不怕他。端庄的人士比较肯接待他”。因此，当地社会也对他们的摄影要求予以配合，即使是已分不清谁为好奇、谁负使命。总之，当这些“老外”把镜头对准当年的中国这个已千疮百孔的庞然大物时，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的已不尽是辛酸、屈辱，还猛生一阵震颤，一种激动，不由得发出“果真是吾乡吾土吾父老”的惊叹，萌生恍如隔世、悲喜莫名的一种感觉。这种种追忆、联想及引发的思考，不仅仅是历史的，还应该是现实的。它包括社会、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

《尘封的老照片——70年前外国人镜头中的中国》得以出版，得到了许多朋友、同仁的帮助。其中上海基督教三自运动会资料室田文载先生、《上海滩》杂志社陆辉先生协助搜集、拍摄了不少照片资料；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竹珺小姐协助翻译了英文资料；上海市档案馆资料室给笔者借阅了部分书刊报纸。笔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04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