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青山，教授，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近200篇。

吴德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

本书通过对胡福明、袁宝华、王梦奎、陈锦华、刘鸿儒、伍绍祖、龙新民等49位老领导、老同志的访谈，以口述史的形式，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中诸多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进程中重大事件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内容涉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写作和修改经过，1990年北京亚运会，兴建三峡工程决议通过前后，香港、澳门回归，中国是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等。书中所有文章均由亲历者以第一人称讲述，他们中有的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有的在党和国家重要部门任职，是改革开放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堪称改革开放史的“活字典”“活资料”。本书既有对史实的回顾，也有亲历者和见证者心路历程的呈现，真实、生动、具体地再现了历史，可以为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也可以作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新时期党史读本。

目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和修改经过 胡福明 /
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 杨波 /
1978年邓小平副总理访日纪实 江培柱 /
一次划时代的历史会议 梁灵光 /
山南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前前后后 刘一章 /
扩权让利：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 袁宝华 /
中国人民大学从停办到复校 宋涛 /
我为“海外关系”正名上书中央 林青云 /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南海 苏维民 /
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刘田夫 /
深圳经济特区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 周溪舞 /
改革开放之初的打击走私工作 宿世芳 /
亲历宁波成为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单列市 葛洪升 /
回忆三年“严打” 刘复之 /
科技体制改革的先声
——1983年参与中国科学院调查组回顾 杨培青 /
我所亲历的《企业法》的诞生 袁宝华 /
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王汉斌 /
我所亲历的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葬礼外交 黄华 /
刘华清领导我军武器装备建设二三事 李安东 /
在日内瓦从事裁军、人权外交的回忆 范国祥 /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创建时期的回忆 王梦奎 /
浦东开发的历程 赵启正 /
回忆1991年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系列座谈会 郭树清 /
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由来 张劲夫 /
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回顾 陈锦华 /
回顾1990年北京亚运会 伍绍祖 /
关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共识的由来 唐树备 /
兴建三峡工程决议通过前后 成绶台 /
邓小平、陈云与中央顾问委员会 黎虹 /
改革开放史上的里程碑——回忆学习贯彻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 沈达人 /
中国“复关”谈判亲历记 佟志广 /
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两次工资制度改革历程回顾 赵东宛 /
回顾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 刘鸿儒 /
1994年前后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 刘克崮 /
鞍钢改革与脱困的回顾和思考 刘玠 /
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的作用和贡献 焦瑾璞 /
回顾香港回归交接仪式 王光明 /
见证澳门回归祖国 宗光耀 /
亲历九八抗洪 张基尧 /
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前前后后 李家忠 /
从失利走向胜利——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的片断回忆 龙新民 /
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李晓南 /
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历程 闻世震 /
广西百色扶贫历程 陈开枝 /
从国务院三峡建委到全国人大常委会 郭树言 /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唐家璇 /
中国是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 李毅中 /
浙江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建设的提出和实施 顾新宇 /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历程 高尚全 /
后记/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怎样批判“两个凡是”。公开批判“两个凡是”显然是不行的，不能赤膊上阵。那样,即使文章写出来了,也没有哪家报刊能发表。因此要给“两个凡是”找个“替身”,这个“替身”就是林彪的“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批判“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是理直气壮的,无人能反对。用什么形式批判呢?我认为,批判“两个凡是”首先是个理论问题,要从理论上分清是非,要正面立论,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然后批判“句句是真理”的唯心论。先立后破。
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哪一个原理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这是个要动脑筋的问题。“两个凡是”的本质是唯心论、形而上学,但不能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去批判“两个凡是”。
我反复研究“两个凡是”的本质特征。“两个凡是”的唯心论、形而上学本质就在于,它认为毛泽东的指示、决策都是先验的正确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都是先验地正确的,不需要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毛泽东永远不犯错误,因为毛泽东是天才，而且,当时人们研究解决问题、评判正确与错误不是以实践为根据,而是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语录做标准。这就是“两个凡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主观唯心论的特征。这就促使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检验认识、理论、观点、路线、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句句是真理”“两个凡是”的要害恰恰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想通这点,豁然开朗了,很兴奋。于是,我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文章的主题。
题目确定,就立即研究具体内容和提纲:先论述“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接着论述自然科学、理论、路线、政策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是否正确,任何人的理论、学说、观点是否正确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实践标准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随后批判“句句是真理”的唯心论、形而上学本质。当时,我强调一切理论、路线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但我觉得,针对性还不强,难以真正戳到“两个凡是”的痛处。因为,“两个凡是”是讲毛泽东的理论、路线、决策、指示是先验的、正确的,无须经过实践检验,毛泽东不犯错误;“两个凡是”并不广泛适用于广大干部和群众。因此一般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针对性还不强。怎么办?公开说毛泽东的理论、路线、政策也要经过社会实践检验,在当时是不行的,说毛泽东也会犯错误更不行。经过苦思,我想出了一个办法,以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实践修改自己的理论观点做例子,说明马克思主义导师的认识发展也遵循人类的认识规律。他们的理论、观点是否正确也必须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他们的特点在于自觉坚持科学态度,自觉根据社会实践的检验来证实、发展自己的理论,并公开修改某些不正确的或过时的观点。我从《“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修改《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作为实例,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还有某些观点要依据实践检验进行修改,何况其他著作？马克思主义导师尚且依据实践检验修正自己的观点,何况其他人？毛泽东的理论、路线、决策当然也要经受实践检验,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句句是真理”是没有的,“两个凡是”是不能成立的。我把马克思、恩格斯自觉根据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作为文章的第二部分,并对这一部分特别满意,认为切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有理有据、无懈可击。
1977年6月,正当紧张工作时,我家出了一件大事。我妻子在体检中发现了肿瘤,急需开刀。我着慌了,放下工作,到处奔走,联系解决妻子住院问题。在同志们热情帮助下,妻子住进了省工人医院。手术很顺利,接下来是陪护。那时已是暑假,白天,由儿女们给妈妈送饭菜,我则到处购买鲫鱼、母鸡,排队买西瓜。晚上,我去陪护。一间病房住4位女病人,天气闷热,陪护的人都在走廊里,找张凳子坐着打瞌睡。那时我年轻,下午睡一觉,可以通宵不眠。于是,我把中断了两周的研究在医院里继续下去。我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陆续带到医院,逐篇研读论述实践观的篇章,做出标记。这些著作过去反复读过,两三个晚上就做好了。随后,就伏在凳子上构思内容、编写提纲。累了,就找几张凳子拼起来睡一会儿,醒了再干。一星期后,妻子出院了,我的提纲也写好了。回家后,用了几天时间,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草稿。当时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有一股冲动,也肯吃苦。由于这篇文章政治上的敏感性和风险,我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给自己规定了几条: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正面立论;观点正确,无懈可击;态度坚决,切中要害,尽量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语录,引用著作中的实例;以理服人,措辞谨慎,摈弃大批判作风。我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深知文字差错的可怕。因此,我必须既坚定勇敢,又坚持科学态度。我写文章喜欢自己研究,这样敏感的题目更要独立完成,文责自负,所以文章寄出前从未与人议论过。
我历来的习惯是,文章写好后,搁几天再修改。一般要修改三四次。这篇文章更是反复修改一个来月。这期间,召开了党的十一大。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多次,也就是坚持“两个凡是”。我进一步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很适时,必须写好。
1977年8月底,文章改出来了。寄到哪里去呢?我想起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同志。王强华是我在6月初认识的。那时理论界在江苏省委党校召开理论讨论会，我在会上做了题为《谁反对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的发言,论述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观点。会后,经别的同志介绍,我认识了王强华同志,他似乎支持我的观点,并约我写文章,但没有提出题目。因而我于1977年9月初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另一篇文章一起寄给了王强华。
这篇文章从酝酿到寄出,用了近半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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