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唯美主义的诗人和作家,徐志摩一直刻意追求散文的独特韵味。他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技巧来宣泄情感,营造意境,增强散文的艺术表现力。他注重散文语言的音乐性,使语言节奏鲜明,旋律优美,诗意盎然;他还在白话中加入一些欧化文句,从而形成散文语言的一种奇特的景观,读之使人经久难忘。可以说,自我思想情感的具率剖露、哲理与读情的融合以及散文的音乐性和诗化,是徐志摩散文艺术的突出特色。
由张秀枫主编的这本《徐志摩散文精选》精选的就是徐志摩的散文39篇,包括:《印度洋上的秋思》、《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等。
有人说:“散文可以比较直接而真切地反映一个作家的人生感受与思想历程。”这句话对于徐志摩而言,更是恰如其分。徐志摩的散文没有那些营造氛围和矫揉造作的痕迹,读来好似与最亲密的朋友对话——他坦陈自己的心迹给你看,对他的情感和经历你能感同身受。这份随性和洒脱,这种亲热和真诚使人在阅读中得到最大的被尊重和被信任的幸福感。可以说,他那些从心窝里流淌出来的文字,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
《徐志摩散文精选》收选了徐志摩经典的散文39篇。
为了帮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现代文学经典名著,编选者张秀枫对原著作了必要的注释,并在每篇作品后附有导读。相信读者朋友翻阅《徐志摩散文精选》时,一定会体验到高效畅达的阅读快感。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他们都到海边去了。我为左眼发炎不曾去。我独坐在前廊,偎坐在一张安适的大椅内,袒着胸怀,赤着脚,一头的散发,不时有风来撩拂。清晨的晴爽,不曾消醒我初起时睡态;但梦思却半被晓风吹断。我阖紧眼帘内视,只见一斑斑消残的颜色,一似晚霞的余赭,留恋地胶附在天边。廊前的马樱、紫荆、藤萝、青翠的叶与鲜红的花,都将他们的妙影映印在水汀上,幻出幽媚的情态无数;我的臂上与胸前,亦满缀了绿荫的斜纹。从树荫的间隙平望,正见海湾:海波亦似被晨曦唤醒,黄蓝相间的波光,在欣然的舞蹈。滩边不时见白涛涌起,迸射着雪样的水花。浴线内点点的小舟与浴客,水禽似的浮着;幼童的欢叫,与水波拍岸声,与潜涛呜咽声,相间的起伏,竞报一滩的生趣与乐意。但我独坐的廊前,却只是静静的,静静的无甚声响。妩媚的马樱,只是幽幽的微辗着,蝇虫也敛翅不飞。只有远近树里的秋蝉,在纺妙似的垂引他们不尽的长吟。
在这不尽的长吟中,我独坐在冥想。难得是寂寞的环境,难得是静定的意境;寂寞中有不可言传的和谐,静默中有无限的创造。我的心灵,比如海滨,生平初度的怒潮,已经渐次的消翳,只剩有疏松的海砂中偶尔的回响,更有残缺的贝壳,反映星月的辉芒。此时摸索潮余的斑痕,追想当时汹涌的情景,是梦或是真,再亦不须辨问,只此眉梢的轻皱,唇边的微哂,已足解释无穷奥绪,深深的蕴伏在灵魂的微纤之中。
青年永远趋向反叛,爱好冒险;永远如初度航海者,幻想黄金机缘于浩渺的烟波之外:想割断系岸的缆绳,扯起风帆,欣欣的投入无垠的怀抱。他厌恶的是平安,自喜的是放纵与豪迈。无颜色的生涯,是他目中的荆棘;绝海与凶献,是他爱取自由的途径。他爱折玫瑰;为她的色香,亦为她冷酷的刺毒。他爱搏狂澜:为他的庄严与伟大,亦为他吞噬一切的天才,最是激发他探险与好奇的动机。他崇拜冲动:不可测,不可节,不可预逆,起,动,消歇皆在无形中,狂飚似的倏忽与猛烈与神秘。他崇拜斗争:从斗争中求剧烈的生命之意义,从斗争中求绝对的实在,在血染的战阵中,呼叫胜利之狂欢或歌败丧的哀曲。
幻象消灭是人生里命定的悲剧;青年的幻灭,更是悲剧中的悲剧,夜一般的沉黑,死一般的凶恶。纯粹的,猖狂的热情之火,不同阿拉伯的神灯,只能放射一时的异彩,不能永久的朗照;转瞬间,或许,便已敛熄了最后的焰舌,只留存有限的余烬与残灰,在未灭的余温里自伤与自慰。
流水之光,星之光,露珠之光,电之光,在青年的妙目中闪耀,我们不能不惊讶造化者艺术之神奇,然可怖的黑影,倦与衰与饱餍的黑影,同时亦紧紧的跟着时日进行,仿佛是烦恼、痛苦、失败,或庸俗的尾曳,亦在转瞬间,彗星似的扫灭了我们最自傲的神辉——流水涸,明星没,露珠散灭,电闪不再!
在这艳丽的日辉中,只见愉悦与欢舞与生趣,希望,闪烁的希望,在荡漾,在无穷的碧空中,在绿叶的光泽里,在虫鸟的歌吟中,在青草的摇曳中——夏之荣华,春之成功。春光与希望,是长驻的;自然与人生,是调谐的。
在远处有福的山谷内,莲馨花在坡前微笑,稚羊在乱石间跳跃,牧童们,有的吹着芦笛,有的平卧在草地上,仰看交幻的浮游的白云,放射下的青影在初黄的稻田中缥缈地移过。在远处安乐的村中,有妙龄的村姑,在流涧边照映她自制的春裙;口衔烟斗的农夫三四,在预度秋收的丰盈,老妇人们坐在家门外阳光中取暖,她们的周围有不少的儿童,手擎着黄白的钱花在环舞与欢呼。
在远——远处的人间,有无限的平安与快乐,无限的春光……
在此暂时可以忘却无数的落蕊与残红;亦可以忘却花荫中掉下的枯叶,私语地预告三秋的情意;亦可以忘却苦恼的僵瘪的人间,阳光与雨露的殷勤,不能再恢复他们腮颊上生命的微笑,亦可以忘却纷争的互杀的人间,阳光与雨露的仁慈,不能感化他们凶恶的兽性;亦可以忘却庸俗的卑琐的人间,行云与朝露的丰姿,不能引逗他们刹那间的凝视;亦可以忘却自觉的失望的人间,绚烂的春时与媚草,只能反激他们悲伤的意绪。
我亦可以暂时忘却我自身的种种;忘却我童年期清风白水似的天真;忘却我少年期种种虚荣的希冀;忘却我渐次的生命的觉悟;忘却我热烈的理想的寻求;忘却我心灵中乐观与悲观的斗争;忘却我攀登文艺高峰的艰辛;忘却刹那的启示与彻悟之神奇;忘却我生命潮流之骤转;忘却我陷落在危险的旋涡中之幸与不幸;忘却我追忆不完全的梦境;忘却我大海底里埋首的秘密;忘却曾经刳割我灵魂的利刃,炮烙我灵魂的烈焰,摧毁我灵魂的狂飚与暴雨;忘却我的深刻的怨与艾;忘却我的冀与愿;忘却我的恩泽与惠感;忘却我的过去与现在……
过去的实在,渐渐的膨胀,渐渐的模糊,渐渐的不可辨认;现在的实在,渐渐的收缩,逼成了意识的一线,细极狭极的一线,又裂成了无数不相联续的黑点……黑点亦渐次的隐翳?幻术似的灭了,灭了,一个可怕的黑暗的空虚……
P93-95
导论——徐志摩散文的诗与思
李忠阳
今夜是谁在扮演你,重复你
在试穿你的衣服,如火中取栗
而心是风中之蕊,迎向寒烟里的晨钟
倘若我们望向精神的空际,寻一片翩翩、自在、轻盈的游云,便看到他;如果我们步入文学的幽林,找一只多情、恳挚、终宵歌吟的杜鹃,便听到他;假使我们探往历史的深谷,觅一只如春光、火焰和热情的黄鹂,便感到他。他耽悦云游,却关切大地的命运;他不乏凄唱,而歌唱本身是热切的;他积极扬厉,但非基于盲目的幻象。他灵魂真纯,不失赤子之心,如林间春水;他思想驳杂,难以一言蔽之,若南山秋色。庄周梦蝶,栩栩然、蘧蘧然,他是;曾皙春游,歌咏自适,他是;华兹华斯隐居湖畔,行吟田园,他是;雪莱伴游西风,那不羁的精灵,他是。阮籍独驾,穷途哭返,而他说:“迎上前去!”子桑抚琴,歌哭时命,而他说:“我们自身就是我们运命的原因。”罗曼·罗兰说:“一种卑琐的物质压在我们的心里,压在我们的头上,叫所有民族与个人失却了自由工作的机会。”而他说:“除非我们自愿让物质的势力整个扑灭我们心灵的发展,那才是生活里最大的悲惨。”泰戈尔说:“即使全世界都认为物质结果是人生的最终目的,印度也不要接受。”而他说:“切近我们中国自身的问题说,就在排斥太平洋那岸过来的主义(工业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编者注),与青年会所代表的道德。”不论生前死后,他被赞颂,被模仿,被误解,被攻击,被低估,而未尝被遗忘。这就是徐志摩。
野马上的唱诗者
作为新月诗派的灵魂,志摩以诗著称,藉诗传世,而其散文亦属佳品,摇曳多态,光华灼灼,丰丽馥郁,颇为可观。诸多文段不啻诗歌,美得出尘,自天上来,仿若玉露琼浆,我们且擎起杯盏:初巡口腹欢愉,再巡灵魂微醺,三巡身心偕忘。梁实秋先生说:“我一向爱志摩的散文。我和叶公超一样,以为志摩的散文在他的诗歌以上。志摩的可爱处,在他的散文里表现最清楚最活动。”杨振声先生亦称:“至于他那‘跑野马’的散文,我老早就认为比他的诗还好。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那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那联想的富丽,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态度与口吻,够多轻清,多顽皮,多伶俐!而那气力也真足,文章里永看不出倦怠,老那样像夏云的层涌,春泉的潺瑗!他的文章的确有他独到的风格,在散文里不能不让他占一席之地。比之于诗,正因为散文没有形式的追求与束缚,所以更容易表现他不羁的天才吧?”此论既肯定了志摩的散文,且对其艺术特征的概括恰切而生动。
志摩1922年于文坛初试啼声,至1931年殒落尘寰,前后不过十栽,而创作颇丰,留下四部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四部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一部小说集《轮盘》,一部戏剧《卞昆冈》,以及诸多译作、集外诗文。以诗名世的志摩,不论作散文抑或写小说,无不赋之以“浓得化不开”的诗情。盛瓶虽异,而馨香恒在,裱丽无改,千姿一贯,总教人忘不了是为志摩的篇章。他自称:“我是一只没笼头的野马,我从来不曾站定过。”彼时及后世的论者便爱以“跑野马”形容其自由无羁的文风。我们不妨视之为野马上的唱诗者。知堂先生的涩味与冲和气象是学不来的,而志摩的诗情与野马风气怕也难以仿拟。前者炼的是心境与造诣,后者仗的是天赋与个性。这恐都归于造化的吧。
如上所述,志摩的散文颇具“野马风”,行文如脱缰野马,腾跃恣纵,奔跳自如,灵动无拘,行止由意,往复随心,写得洒然、翩然、飘然,一任思绪飞动、联想迭生、意象沛发。此正是志摩个性之潇洒、创造之活跃与想象之丰沛的体现。且以《印度洋上的秋思》为例,文章里时而是恒河边情醉的男女,时而是纱帐中甜睡的婴儿,时而是河石上独伤的诗人,时而是柴屋里悲泣的少妇,时而是抽烟的矿工,时而是凝定的潭水,时而又回转于志摩的船上,并借以引发又一轮遐思,繁缛络绎,绵绵未断,目不暇给。其野马风气,可见一斑。然而这匹“野马”并非无踪可寻、散漫无度、乱纵失序,文章里虽是画面繁复、联想纷呈,但其间却有联络,即一轮清明的秋月。而萦绕秋月者,是志摩的一脉绵绵愁思。
志摩到底是诗人,作文如唱诗,取其两长,异彩各彰,既得了散文形式之自由,也未尝阻遏诗情之涌流;既有散文的平易、晓畅、连贯与完整,亦不乏诗歌的意境、意象、音韵与跳跃。简而言之,志摩的散文是“诗化散文”,颇具形式感,尤为风格化。举其要者,即修辞之繁与音乐之美。志摩的文章,网罗艳华之象,出入虚实之间,读之不能不感受到他修辞的缛丽。其譬喻丰富,意象层出,联想环生,排比成势,处处珠玑,在在有情。同时,志摩善于协调长短句式,以成节奏的起伏缓急、音韵的悠扬铿锵,求的是音乐之美。试举一段,描写云雀,文出《想飞》:
你能不能把一种急震的乐音想象成一阵光明的细雨,从蓝天里冲着这平铺着青绿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点都是跳舞的小脚,安琪儿的。云雀们也吃过了饭,离开了它们卑微的地巢飞往高处做工去。上帝给它们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着,这儿一只,那边又起了两!一起就冲着天顶飞,小翅膀活动的多快活,圆圆的,不踌躇的飞,——它们就认识青天。一起就开口唱。小嗓子活动的多快活,一颗颗小精圆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们赞美的是青天。瞧着,这飞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顶着无底的天顶细细的摇,——这全看不见了,影子都没了!但这光明的细雨还是不住的下着……
前两个句子之精彩,令人拍案叫绝。层层比喻,相互套嵌,连缀成片,繁密无间,由近而远,打通感官,恣纵想象,又恰切得当,不能不服膺志摩的诗才。所谓“妙喻”,须既“奇”且“通”。初读,耳目一新,颇感陌生;再思,情理俱通,甚觉恰切。这两句话有着水晶般的艺术品质,读之仿佛看到水晶结生水晶,生发不已,彼此辉映,无限纯粹。后面关于云雀的飞动与啼啭的叙写,多出之以灵动的短句,既活现云雀的情态,且富于音乐性,节奏轻快活泼,宛如云雀之乐音。徐文之诗化,由此可见。志摩的文章富于变化,此处恐难详尽,只得见诸具体篇章的赏析了。
被低估的现代性批判者
志摩的思想、主张和关切,在散文里表达得最为清楚。而每篇内容到底不同,或云游异国,或深自省察,或审视社会,或悼念逝者,所感各异,所思有别,此处取其荦荦大端者,或谓一以贯之者,亦是最富启示者。同时,笔者拟为志摩的思想略作重估,稍作辩护,旨在反思当下。对于读者而言,或可视之为阅读的意义所在。 20世纪90年代以降,大众媒体所书写的志摩形象,大抵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贵族公子哥,是情圣、情痴的代表,故其所演绎的故事无不出于才子佳人、风月韵事的范围。比之于20世纪50至70年代对志摩的政治大批判和全盘否定,大众文化虽是给他“黄袍加身”,但同样是“不及其余”式的理解,是一种遮蔽、误解与低估。至若今日学界,其对志摩思想的梳理及概括,大体全面,相对客观。但在价值、意义的评估上,其或不置一词,或罔顾其最深刻的洞见。而这殊非意外,是今人对现代性的迷信使然。志摩彼时不合时宜,今日亦然,一如他的自嘲:“我的信仰,我也不怕陶先生(陶孟和——编者注)与读者们笑话,我自认永远在虚无缥缈间。”倘若没有对人性、生命、人生与世界更为广阔的理解,是难以理解一位诗人之意义的,因为他所呼唤的正是这份“广阔”。而非一点罗曼蒂克的幻想。
胡适先生对志摩有一段评语,已成后世不易之论,即“他的人生观里真是有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一生的历史,只是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此言大体不错,而容易引人误解之处,即许多人将志摩的“单纯信仰”狭隘地理解为是他个人的实现。而无视他对社会的关切。除却上述“爱、自由、美”的单纯信仰,志摩也是一个情感的信仰者、生命的信仰者、自然的信仰者。而这些亦可统一于他的单纯信仰。这份信仰,绝非囿于他个人之美好生活的意义,更是他对生活共同体的关切,是对整个现代生活的重新构想。在精美的语言器皿里,志摩投入了对现代生命深情眷注的目光,盛放了对社会的忧思与性灵的补剂。人,尤其置身于现代处境者,应当如何生活?这是他所追问、所关怀、所思考并不断作答的根本问题。或许他的思考不成系统,或许他的观察亦有偏颇,或许他的回答无甚创见,但并非不深刻,并非没有启示,并非大流之论。我们该摒除既往对他的固定印象与图式,重新倾听他的声音。
志摩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是激烈的,其观点今天读来仍不失振聋发聩之效,且愈发见其深刻性。他自然不是守旧派,却也不迷信现代。他曾说:“归根的说,现有的工业主义,机械主义,竞争制度,与这些现象所造成的迷信心理与习惯,都是我们理想社会的仇敌,合理的人生的障碍。现在,就中国说,唯一的希望,就在领袖社会的人,早早的觉悟,利用他们表率的地位,排斥外来的引诱,转变自杀的方向,否则前途只是黑暗与陷阱”(《罗素又来说话了》)。他还说:“在我们一班信仰(你可以说迷信)精神生命的痴人,在我们还有寸土可守的日子,决不能让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性灵的表现,更不能容忍某时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现代是科学)的黑影完全淹没了宇宙间不变的价值”(《论自杀》)。在志摩看来,“现代的文明只是骇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自大,相猜与相忌,飚风似的倾覆了人道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毁灭”(《泰戈尔》)。他认为,科学破除宗教迷信,而自身成为现代迷信;而现代文明本身,也是一种野蛮,如他说:“那时候的人(对现代文明沾染较浅的人——编者注),我猜想,也一定比较的不野蛮,近人情,爱自然,所以白天里听得着满天的云雀,夜里听得着夜莺的妙乐”(《济慈的夜莺歌》)。而这正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现代的看法:“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反而深深地陷入野蛮状态。”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认为,启蒙使人类依靠理性与科学而从神话世界中解放出来,而其自身成为新的神话,带来了新的蒙昧。“一个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可以说,志摩的观点对于彼时和今日狂热追求现代性的中国而言,都显得不合时宜。然而我们只消看一看现代性所带来的危机,如最为直观的生态危机,便会觉得他的话也并非是无的放矢。
对现代性做出批判,或许如今看来不算新鲜,诸多知识分子致力于此业。而志摩的启示性何在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把这些观点表达得娓娓动听吗?笔者以为,志摩的洞见与启示在于:现代文明的病因在人自身,在人心。他说:“如其一时期的问题,可以综合成一个,现代的问题,就只是‘怎样做一个人?’”难道生态危机不是缘于人类的贪婪吗?所以他始终呼唤着心灵的真纯,表彰着伟大的人格,如《泰戈尔》、《罗曼罗兰》等篇章。他的文字是人性高贵的表达,是赤子之心的跃动,是告诉我们学会面向伟大,将心灵敞向丰饶。我们大概习惯了“欲望叙事”所表达的当代人性,习惯了由资本逻辑所界定的“现实”,也见惯了媒体所追捧的商业成功者。而志摩告诉我们,不必理会美国十大富豪,该去倾听托尔斯泰与甘地的真谛。
志摩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审美的批判,道德的批判,伦理的批判。“精神的生命”,是他的出发点和归宿地。张汝伦先生在《如果泰戈尔今天来华》一文中指出:
最近几十年,对西方种种制度(machinery)的迷信,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社会科学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占有压倒的优势就是一个明证。人们不但不反对现代的物质主义,更不反对这种物质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这就是社会科学帝国主义。人们总是停留在物质制度层面谈问题,几乎没有人再关心人的精神了,更没有人会从人的精神和灵魂出发来谈问题,十几年前人们对人文精神讨论的反应,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人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制度,而不是人心,人心早已不在我们的思想家考虑的范围之内……我们不能不承认今天世界上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世界的危机归根结底是人的危机。近代以来,人们陷入的最深的迷信是制度迷信,以为有某种制度可以包治百病。不但能使民富国强,也能使魔鬼变成善人。这种迷信是启蒙对工具理性迷信的一个变种。
面对现代的问题,与泰戈尔的着眼点庶几近之,徐志摩正是从人心、精神和灵魂的角度来谈,从人自身来谈,所以他才说:“我们自身就是我们运命的原因”(《落叶》)。学人李慧超指出:“我们不仅缺乏对自我的思考,也缺乏这种思考的意识。所以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会习惯性地找‘自我’以外的原因,比如制度。”我们在探索制度的同时,或许也该思志摩所思、问志摩所问:怎样做一个人?这或是问题的肯綮所在,也是最可珍贵的启示。
志摩对现代世界的期望,是一个有情的世界。他希望以“感情”来重构现代人之间的关系。他者对于我而言,并非一个契约主体,且彼此关系并非被现代权利观念和资本逻辑所宰摄。在志摩看来,“真的感情,真的人情,是难能可贵的,那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成分”(《落叶》)。人在社会中是孤立的个体,而感情则如同线索和经纬,将人与人联系在一起,形成和谐的整体与统一的力量。他认为,社会的危机是感情的危机。现代社会的根本病症不在于政治经济制度,而是真的感情的丧失,是人心的堕落。
大抵或有人讥嘲志摩天真、虚妄,将其想法归于一个诗人的浪漫幻想。首先,这类人貌似精明而成熟,实则视野狭隘而浅近,目光为现代性原则所蔽,缺乏对生命、生活的广阔理解,失去对个人存在和人类历史的新的想象。我们为什么单单迷信制度,而不着眼于感情?我们为什么独独信赖物质,而不尊重精神?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思考,不同的构想,不同的追求,为了一个不同于今日的美好而良善的未来。“人类对世界、对自己可以有一个更为自由和广阔的理解。只有这种理解,才能把人类从现代性中拯救出来”(张汝伦语)。
此外。笔者不认为志摩的思想是完全脱离传统和本土的,并非某些论者所言:“当徐志摩全身心地融入剑桥式的西方文化体系中去时,他却没有很好地把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首先,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人“从中国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体与团体两端”(粱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人与人之间所重者,是情与义。“在中国社会处处见相与之情者,而西洋社会却处处见出人与人相对之势。”(同上)志摩提出“感情”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成分,期望以修复感情来修复现代社会,正合贵人情、重乡情的传统国情。而他所谓“感情”,是“友爱与同情”,融入了“平等”的现代精神。其次,志摩贵自然,强调在自然中求得性灵自由、身心和谐,这固然可说是受英国湖畔诗人的自然主义的影响,却也未始不见庄周的影子。
人云志摩西化尤甚,是个人主义者,亦言之有据。然而,我们莫忽视志摩身上的古典气质或“反现代”特征。在诸多篇章里,志摩未尝言理性与权利,说的是性灵与感情;所重并非科学,热爱的是自然;瞩目的不是独立个体,关注的是人伦关系。这也是确凿有据的,见诸《落叶》、《秋》、《罗素又来说话了》、《泰戈尔》等文。倘若我们的世界精神颓败、感情贫乏、性灵窒碍、自然毁坏,那么权利、民主、科学等又有何存在的意义呢?
胡适说:“他(徐志摩——编者注)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或许徐志摩正如堂·吉诃德,屡屡碰壁,总在失败,时被讥讪,更被风车打翻在地。然而这位愁容骑士到底走了多远,经历了怎样的丰富,见到了怎样的世界,实现了怎样的奇迹,是他的乡人们永远不知道的。口言历史、现代、人类等,太过宏大,且从自身说起:对人生自由而广阔的理解,对生命的另一重想象,对心灵图景的拓展,对人性高贵的向往,对关的深切感受,或可成为我们阅读志摩的起点和终点。志摩的文字,是我们心灵的诗意的栖居之所。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