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世界政治文明研究的三卷本丛书之一。第一卷《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2010年）强调文明的多元性与多维主义，并以之为概念框架和分析方法用于六大文明研究。随后出版的两卷进行了更为具体的文明进程和文明身份研究。《中国化与中国崛起：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进程》（2012年）分析了中国和平崛起时代的中国化过程。《英美文明与其不满者：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身份》（2012年）分析了英美文明身份的演变，特别关注了自由主义与种族之间的问题。《世界政治中的文明》为这套三卷本文明系列丛书奠定了概念基础，第二卷和第三卷均在最后一章的第一部分对此概念体系进行了大体相似的复述。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副标题传达了这两本书的同一个核心思想，即我们需要超越把世界绝对地划分为东方与西方的做法。
文明三卷本丛书的思想灵感来源于我在过去20年里曲折的研究与教学过程中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我曾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规范与身份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我在一本书中研究了国际关系的一般性理论，并将这个理论运用到另外一本书中，研究了日本安全问题。在过去十年里，我还思考过世界政治中的地区主义与地区化问题。但是，我始终不太满意自己对于东亚和西欧地区身份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历史上的一幅幅地图生动地表明，地区身份如何发生着演化，世界在人们的想象中如何不断地被重塑。地区的边界与地区的意义都是开放的，总是能引发政治辩论和冲突。就边界和意义而言，地区与文明何其相似。我希望，关于文明政治的阐述能以一种更令人信服的方式，更准确地把握到那种政治脉搏。
事实上，我们的确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文明层面的分析加入国际关系的常规理论中。文明三卷本丛书试图进一步明确世界政治的文明背景，重点研究中国化和英美文明，以这两个例子来展现通常被纳入全球化和国际化评价体系中的复杂过程和受到争议的身份。尽管全球化与国际化指涉的对象不同，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个概念是可以相互替换使用的。全球化描述的是超越时间、压缩空间的过程，对于世界政治具有创新和改造的作用。国际化指基于领土、跨越国界的交换，反映的是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的基本延续与演变。全球化崇尚围绕共同标准的融合，以及各种应对全球变化的本土适应性工作。国际化允许在各民族的实践中继续存在民族差异。因此，当代世界政治是改造性全球效应与累积性国际效应的混合体，这两种效应塑造和重塑着国际体系。
聚焦文明进程和文明身份使我们可以脱离一般性分析，更为具体地勾画特定的全球和国际背景，从而说明文明间接触和交往的独特特征，以及偶发的文明冲突的特殊性。背景特性（contextual specificity）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补充，而非替代。现有理论告诉我们的是一般性层面上的规律，无助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或接触。文明三卷本丛书并不是要就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出文明转向的具体主张。我们试图发现规律，而不是提出具体问题、特定条件，或者提出替代性的解释和有助于定量研究的指标。我希望能勾画世界政治的宽泛轮廓并提供创新的视角，以便其他学者进行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研究。
自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93年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那篇著名的文章以来，他的文明冲突论一直是我在康奈尔大学讲授的“国际关系导论”这门大课的必读材料。那篇文章为历届学生所喜爱，在我布置给学生的近50篇阅读材料中通常位列最受欢迎的三篇文章之一。十年前，我开始对宗教与世界政治的关系感兴趣，研究宗教对世界政治的影响。那时我偶然读到了史缪尔·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的多重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概念。在某些方面，多重现代性能够矫正文明冲突论；而另外一些方面，它又是文明冲突论的补充。最后，几年前，我开设了一门新课，讲授美国外交政策。在准备讲稿的过程中，我重读了亨廷顿关于美国的大量著述，认识到他的美国观与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的观点相近，与文明冲突论也是一脉相承的。我还发现，艾森施塔特的多重现代性概念与罗杰斯·史密斯（Rogers Smith）的多重传统批判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史密斯对哈茨（和亨廷顿）秉持的美国自由传统观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我的结论是，如果我们以不同于这些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者的视角来研究美国及其同类国家，可能会收获颇丰。美国不仅是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是全球市场上资本主义民主的领导者；美国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文明。
与其他任何著作一样，这套三卷本丛书也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如果说最初推动这个研究项目的是亨廷顿的文化现实主义，那么最终自由国际主义的局限性成了我的核心关切。和文化现实主义者一样，自由主义者至今依然遵循世界政治的欧洲中心模式，这一模式建立于19世纪，而今早已过时。和今天一样，那时的文明国家或曰发达国家为不文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制定标准。对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接触迫使我专门就世界政治种族层面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我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纳粹德国，被美国士兵解放，正因为许许多多美国士兵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才得以自由地生活。因此，种族对我而言曾是一个充满了大屠杀暗示的课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予以回避。美国慷慨地收养了我，我也完全地投入到她的怀抱，我深深地崇敬美国，深深地被她吸引，这种感情使得我过去一直掩饰美国存在的问题和丑陋的方面。
尽管当着我这个德裔美国人的面，我的东亚同事们出于礼貌淡化了这个事实，但是多年来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他们认为在任何严肃的世界政治研究中，种族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很早就意识到，我那些做国际关系研究的美国同事对于自由主义与种族关系的研究或是毫无兴趣，或是公开持有敌意。当然可以说，他们所处的社会仍然带有显而易见的、永远忘不掉的丑陋的种族主义疤痕；但更主要的是，他们认为在这个多重文化主义与人权的时代，自由主义与种族的关系不是问题。自由主义学者将威尔逊主义进行了改造，使其基本政策取向适用于我们的时代。而现实主义学者则批判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不切实际、过于理想主义，试图弱化他对世界政治的深远影响。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都没有花上哪怕是片刻的时间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即来自南方的自由主义者威尔逊也是一个种族主义分子。因此，在这套三卷本的结语部分，我研究了英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走向全球过程中的异同，探讨了国际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努力寻找可类比的历史案例，期望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这场我称之为“多形态全球主义”（polymorphic globalism）的运动。尽管全球主义在内涵上与自由主义有着密切联系，但是它的意义更为深远，它面对的不仅是西方或英美世界，而且是范围更为广阔、形态更为多样的人文世界。
我最终发现，我对文明研究的兴趣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甚至是过度质疑。尤其是那些对现代世界的文明研究感兴趣的人，他们背负了太沉重的欧洲中心的种族主义负担，因而本能地回避了文明的概念。虽然他们对我的主要观点往往都是认同的，但是他们问得最执着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用这个概念呢？”换一个负面联想少一点的概念或术语不好吗？后来我为这个问题准备了两个答案。首先，我愿意和这些批评者打个赌。他们应该找些报纸，做适当取样，对报纸头版进行内容分析，数数他们个人或者他们感兴趣的研究项目出现在头版的次数，与报纸头版援引“东方”和“西方”的次数进行比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和我打这个赌。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文明概念在日常用语中无所不在。其次，我会提到上文说过的康奈尔大学本科生的阅读偏好。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我认为学者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公共话语的讨论，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不是躲在各种新造的术语后面，不理会学生的观点。
国际关系学者对我的研究持不同态度。现实主义者只是耸耸肩，不置可否。他们对于世界政治的文化研究当然不感兴趣，认为亨廷顿的理论已经被证实是错的了，尘埃落定。冲突大多发生在文明内部而非文明之间。这种观点忽视了亨廷顿最大的学术贡献，他警告我们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的文化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由主义者很难接受我的观点。他们坚持说，良治的普适标准根植于自由主义原则，但我认为这与19世纪的文明研究有着深刻而密切的关联，极其相似，令人担忧。国际自由主义视域狭隘，不足以包容新兴世界秩序中的所有规范议程。
编著《英美文明与其不满者》一书的想法是我多年来与我一生挚爱——我的太太玛丽（Mary）——在饭桌上讨论时产生的。晚餐时，她常常谈起她的美国政治研究工作，我洗耳恭听，受益匪浅。后来，我在美国政治科学学会2008年年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试图指出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在国内和国际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了这个项目，我于2010年组织召开了两次作者研讨会，分别是在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和美国政治科学学会年会期间，我与本书作者都提交了研究提纲和文章初稿。2011年5月，多伦多大学芒克中心举办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会议，并提供了充足的经费支持。我特别要感谢中心主任路易斯·W.保利（Louis W.Pauly），他尽管被各种事务缠身，但为这个项目毫不犹豫地给予了大力支持。我还要感谢中心的工作人员，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们都能高效完成。2010年两次会议的全部经费和2011年多伦多会议的部分经费都由康奈尔大学小沃尔特·S.卡彭特国际研究教席教授经费支出。
衷心感谢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为我提供的2009—2010年度路易斯和约翰·斯蒂芬斯创始人会员访学项目。对我而言，那一年至关重要。我得以安安静静、不受干扰地进一步完善我这套文明三部曲，并阅读了大量文献，这些文献在不同的方向上指引着我，使我获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最后，我要感谢本书的各位作者，其中既有我的老同事、老朋友，也有刚刚结交的好朋友。我从他们那里受益良多，无论在“前言”或是“致谢”中都难以全面表达。他们提出的很多想法和建议，对我文章初稿的意见，以及他们自己所撰写的文章，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两本书所研究的主题的了解，加深了我对于世界政治中很多我尚未明白，甚至以前完全没有思考过的一些问题的理解。并肩工作，其乐无穷。当我们像梅尔维尔笔下的漫游水手伊什梅尔（Ishmael）一样踏上新的征程，寻找新的货船和同伴时，我会怀念我们的讨论。这两本书也再次让我认识到，创造新知识是一个美妙的过程，它既是社会性的，又是孤独的。
我将此书献给安妮卡。在本书修改完稿的最后阶段，她响亮的哭声传递着一个明确信息：“走我自己的路——不走高速路。”我希望她长大后也是如此。
彼得·J.卡赞斯坦纽约伊萨卡2011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