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令世界瞩目的《江村经济》，到其晚年所研究的“文化自觉”，作为中国社会学界的泰斗人物，费孝通先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本书通过大量的图片资料和文字资料，集中记录了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主要表现了其走访西部，对我国西部开放思考和思路。全书内容深入浅出，资料翔实，是普通读者了解费孝通先生思想的重要力作！

　 费孝通，1910年出生，1933年获燕山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一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农村的变化，费孝通提出了研究小城镇的课题，并亲自带队伍进行专题调查，写出《小城镇，大问题》等系列文章；80年代后期费老的调查又对我国的区域经济进行调查并提出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费老在继续实地调查的同时，开始了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在已经发表的一系列学术反思的长篇文章中，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本书为其晚年思想集中记录，主要表现了其走访西部，对我国西部开放思考和思路。

编者的话

更高层次的文化走向

有关开发西部的人文资源的思考

九访兰州两次讲话

文化的传统与创造

工业文明进程中的思考

全球一体化发展中所遭遇的文化困堵

西部开发中的人文思考

关于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对话

我的早年生活

走到民众中去

费孝通教授大事年表

后记

人类的天性就是这样，吃饱了就要求要吃得香，还要有环境美，要享受音乐，要观看舞蹈，要欣赏绘画。这比解决吃饱穿暖来说高了一个层次，我是属于一个人们还在苦苦追求吃饱穿暖时代里产生的人物，所以，我在高一层的文化艺术的追求方面，发展不大，但我也接触一下，就算是一个边缘人物吧。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讲话的时候说，我在艺术领域里也有一些朋友，也有过一些接触。主要是解放初时，我做过一些民族工作，当时党中央让我参加民族工作访问团，这个访问团怎样和少数民族接触呢?周总理教我们要通过艺术来接触，所以又组织了一个民族文工团，向他们学习，和他们一起跳舞，一起唱歌，少数民族很高兴，觉得我们和他们是一家人了。这就是“美人之美”，他们觉得美的，我们也觉得美，这样就有了沟通的基础。这是很重要的，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一个人生下来，一个民族的发展都是各美其美，都觉得自己好看，这还不够，还要能“美人之美”，能理解别人的美，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界限才能打破，才能沟通相互之间的感情，成为自己人。这是周总理的创造，让我们通过艺术来打破民族之间的隔阂。这种方法到现在也还有用，现在世界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要相互理解，相互团结，就是要能够“美人之美”。

外国人以前看不起我们中国人，觉得中国人不美，身材不漂亮，不高大，不健壮，但现在看看奥林匹克比赛，我们的成绩还不错。人其实也是艺术品，那些运动员表演的技术，运动的技能，人的精神状态，都是一种艺术的表现．这种表现的结果，改变了外国人对我们的看法。当时周总理就是通过打乒乓球使得中美关系得到了缓和，并最终走向了和解。这里面是有学问的，艺术是解决人类冲突和隔阂的一个工具，一个手段。现在全球一体化了，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必须同处一个地球，同在一个地球上生活，但即使如此，要大家的文化都一样是不可能的。美与不美的看法还是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形成的，这是由一个民族的历史所决定的。就像中国从仰韶文化开始，就不断地形成了自己民族的审美观，我们的文化基础养成了我们对美的看法。但这并不限制我们欣赏人家文化的美，其他民族的美我们也可以喜欢，比如我们也喜欢西方的音乐、西方的绘画、西方的舞蹈，甚至包括他们的服饰和生活方式，这也是一种文化借鉴嘛。但我们不要光是借鉴别人的东西，也要把自己好的东西拿出去，得到别人的欣赏。在这一方面要好好的发展，现在我们有条件了，我们的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下一步我们要宣传我们的文化，要让人家认识到我们的美，我们文化历史的可贵，要用这些东西去打破中西文化之间的隔阂。这就要我们能发展出中国好的文化传统和艺术，把老祖宗给我们的传家宝继承和发扬出来。甘肃就是蕴藏着这些传家宝的重要地方之～，我们要好好利用和开发它们，为我们国家服务，为我们的中华民族服务，为取得世界人民的认同做努力。

我是一个研究文化的学者，对艺术虽然没有很深的研究，但通过当年做民族工作，组织民族文工团，认识到艺术在沟通各民族和各国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体会的。同时，对艺术在今后人类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是有认识的，只是我不是专门搞这一方面研究的专家，所以在这方面不能做很深入的研究，但我可以敲敲边鼓，出点力量，通过您们的研究来达到我的希望。把全世界文化的隔阂消除一点，让中西文化能互相见面，互相理解，互相欣赏。

开发和利用人文资源，要有历史文化和艺术方面的基础，在这一方面西北地区的基础要比东南地区好，这不仅仅是要有些古代的文化遗产，还要有群众的基础，文化艺术是生长在群众之中的。西北各地民间的歌舞、民间的美术、民间的各种艺术活动比东南各地丰富得多，比香港更是高多了。但现在我们的很多西北女孩子还在学香港，赶时髦，但时髦并不是艺术，真正的艺术是要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为什么克林顿到中国来第一步要到西安，他看中的是西安的古文化，是中国早期历史上许多代皇帝的古都，有世界著名的许多重要文化遗址，在那附近有黄帝陵、半坡遗址、兵马俑、武则天墓等等。他觉得这些东西了不得，那里有秦汉的文化、唐朝的文化等。首先是他有这种认识，所以，他要先到西安。还有以前日本的一个首相，到中国来第一个地方到的是敦煌，说明了他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还是有认识，也认同，觉得那是中国人创造的了不起的文化。但对于这些文化和艺术，我们要把它们整理出来，发扬出来，就像是敦煌的丝路花雨的舞蹈一样，我们不但要继承还要创新，让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重新发扬光大。这就要培养人了，我们做政府工作的人就是要想办法为这些人创造条件，奖励他们，让他们发挥出他们的艺术才能。

今天来的都是专家，等一下我要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怎么样来组织一支队伍，我主要是想办法来帮助大家，在这一方面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愿意以我的力量来帮助一批人，帮助一批艺术家、艺术理论家和考古学家组织起来，看到他们的任务，看到他们将要对国家所做的贡献和以后将要发展的道路。为创造一个全球化下面的、二十一世纪的、能代表中国新的精神面貌的文化艺术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考察和研究了西部的人文资源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家底了，这些都是我们发展未来文化的基础。现在你们要了解这些家产，找到一条发展的路子，不要只限于敦煌，敦煌只是甘肃省的一个地方，也不要只靠祖宗吃饭。外国人帮我们发现了敦煌，我们就只限于敦煌了，我们要把眼光放开阔一点，在丝绸之路上面，还有不少丰富的人文资源未陂发现出来。我的意思是说，第一，还有很多的宝贵财富我们可能还没有发观；第二，这些宝贵的人文资源还要靠我们去保护、开发和利用；第三，要提高群众的认识，知道这些东西是珍贵的文物，不能乱破坏。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些重要性讲出来，宣传出来。

在西北地区二十年内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是不成问题的，我们要想到的就是在这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的地位。甘肃有那么多珍贵的文物却没有一个好的像样的博物馆，因为建一个博物馆要很多的钱，等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建一个好的博物馆就不成问题了。所以，经济的发展也是为了提高文化，复兴文化。甘肃应该有一个这样特殊的责任，因为你们住的地方就是一个人文资源极其丰富的地方，要好好的利用这块土地。甘肃的地方和气候也适合古文物的保存，因为天气干燥，东西不容易腐坏。总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要丢掉了对人文资源这一领域的保护、研究和整理，这是我们这些从事文化艺术研究工作人的责任。P.30-33

在《费孝通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李慎之与费孝通素有交往，是费孝通在晚年比较能谈得来的一位朋友。1997年，他们有一次聊天，李慎之提出了一个问题：‘费孝通’这篇文章怎么结尾?这个问题理应有个愿望在内。如果确实有，这个愿望应该是很多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事实上，从高层人物到平民百姓，从政界到学界，从亲传弟子到私淑后学，却有很多人都在关注着暮年费孝通，看他最终定位在什么地方，听他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费孝通先生在一次小范围谈话时说：“李慎之提的问题很有意思。我从这个问题领悟到，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对我有一个冀望，希望我回到早年“一二·一”运动的时候，也就是民主运动时的位置上。我这一生过得很不容易，到现在已经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了。两岸猿声，我的体会是指别人的议论纷纷。啼不住就让它啼去好了。不计较对我怎么评论，这一点我做得到。可是人家对我的冀望，很明显有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在里边。两岸猿声可以不问，国家的前途却不能不想。个人这个轻舟快要过去万重山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才开始，整个国家才过去几重山，还会有一段很艰苦的时间。从小农经济走向跨国经济，我们不是一个轻舟，而是个沉重的大船。这个大船要进入2l世纪。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去履行时代赋予的责任，确实值得认真想一想。”

正像前面所说的“鸿蒙借君手”，费先生认为：“看来我这篇文章结尾，结束语是什么，生命的句号划在什么地方，不是我自己能够决定的，而是要由整个时代来定。是时代定位，不是个人定位。眼前是一个什么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有什么意义，我这样一个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做些什么事情，最终能给答案的只能是时代，是历史而不是我自己。”

现在老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他画的句号，我们已经看到了，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我为找这条路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做‘文化自觉’这篇文章。‘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快过完了，句号划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个人划的句号，就是要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

为过这最后一重山，老先生花了几乎十年的时间，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一篇接一篇的书写以“文化自觉”为主旨的长文章。如果说以前，我虽然是他的学生，曾经跟随他出去考察，也聆听过不少他的教诲，但我对他晚年的思想，认识还比较表浅的话，而自从先生去世后，我在不断地看他近十年的文章，不断地体味他和我的每次谈话，对先生晚年的思想开始有了一个较深的认识。我是1996年到北大学习的，所以，我接触得最多和最熟悉的正好是老先生这一阶段的思想。收集到这本书中的系列有关谈话都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每次的谈话内容现在看起来都是老先生对“文化自觉”这个概念的不断阐述。包括他让我做的西部人文资源的课题，也是希望通过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的一种“文化自觉”的行为。

费孝通先生认为，最近二十年，中国的发展比较顺利，有些人就认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生产力上来就行了，没有重视精神方面。实际上，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艺复兴”的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补课，这决定着人的素质。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很快，没有很好的素质，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

他认为：“我们国家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国家的经济没有底子不行。经济底子发展之后，还要出现一个文艺的高潮，如果看得远一点，我们就应当有一个这样的准备。”这是平时他反复说到，但又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的问题。

他说“我们的文化面临着一个挑选，它的发展有两条路线，这是两条很根本的路线，也许就是不同的东西方文化差别。”他认为，这种讲法是比较超前了，是将明天的话在今天讲了，但这种讲法目的是要我们回头去看看中国文化的传统。

费孝通先生认为，在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怎样才能创造出一个人类共同的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怎么创造，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但世界一体化的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文化规则和社会次序，甚至要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行为准则。这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他说：“‘和为贵’的观念，是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观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民族观念很不相同。我认为‘和而不同’这一古老观念仍然有很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承认不同，但要‘和’，这是世界多元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而现在人类拥有的武器能量已经基本可以在瞬间毁灭地球，可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

“9．11”事件的发生，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印度与巴基斯坦等国家之间不断升级的纷争，都证明了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见解非常正确，而且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和’的局面怎样才能出现呢?我想离不开承认不同，存异求同，化解矛盾。化解的办法中，既要有强制，也要有自律。”“世界各国既然现在属于一个地球村，这个‘村’里就应该有一套t乡规民约’大家认同，自觉遵守，否则就要乱套。‘乡规民约’与法律不同，是习惯化的、自动接受的，适合社会自我控制，是一种内力。中国老话里讲‘克己复礼’，这个‘礼’是更高的‘乡规民约’。”

费孝通先生的这一看法和理念，对于当今世界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一位中国学者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东方智慧。在这样的基础上，他要求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重新认识自己古老的传统文化。

他说，我们不要认为只要是传统的、民间的文化都是落后的、不合理的，都是要丢掉的或抛弃的。其实里面还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值得我们今天新的文化借鉴的，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新的文化发展的基础。当然明确地说来，在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中是有很多不好的、落后的东西，是我们今天要抛弃的，但我们不要倒洗澡水，把孩子也给倒掉了。要留下许多优秀文化的种质，并在这基础上让它们得到重新发展，为人类的未来发展不断地提供新的养分。

他举例说，我们中国人在这地球上生活了几千年，那时候并没有现代概念中的医院，但是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办法，有许多办法很经济、很实用，比如针灸、拔火罐、刮痧等等，有时并不需要药，就能解决问题。不但简单而且副作用很少。也就是说，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中实际上是有很多好东西，值得我们去继承和挖掘的，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了“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究竟有多深的了解，在这方面我们要好好地去研究和认识。

在一次有关西部课题的讨论中他告诉我：“所谓美和不美，实际上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看法，其实人的智力和习性也都大体相似，但为什么世界上还会有那么多不同的文化存在呢?那是因为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所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原因的不同，才造成了文化上的不同差异。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我们不是要消除这些差异，而是要从更深刻的意义上去认识这些差异。我很赞成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的理论，将其用在当今的时代是非常合适的。随着通讯和交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近，地球也越变越小，地球村的概念也开始出现。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注意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特点，要在‘和’的背景下找到我们民族文化的自我，并真正认识自我，知道在新的时代中华文明存在的意义，中华文明要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我常说的‘文化自觉’实际上也包括了这一层的含义。”  我理解他的意思，他是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庄，我们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是这一村庄的居民，这些居民们要在一起共同和谐的生活，就必须要学会相互的理解和相互的尊重，但这种理解和尊重必须要建立在自尊和自信的基础上，而我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知、理解、诠释和研究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建立这种自信和自尊的过程。正如余世存先生所说的：“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说可谓自卑或自大的解毒剂，他以阔达的态度指明人类的发展前途在于‘各美其美’，在于‘美人之美’。”

费孝通先生生前总是对我说，每个人作为生命的个体，总是会在这个世界消失的，但作为整体的人文世界，却是生生不息的，这个人文世界是由许多不同人的思想所凝聚而成的。我们的生命消失了，但我们的思想却会融入到生生不息的人文世界中。所以费孝通先生虽然去世了，但他丰富的学术思想，却成为了永远不灭的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最后，我想用费孝通先生的一段话作为结尾：“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人一代一代的创造，把时间变成了积累的基础。在人文时间里，留住了生命、时光，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刷了。”

写完最后几个字，在即将脱稿，交给出版社时，我心中略有不安，我不知道自己编的这本书老先生是否满意，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得而知的了，我只能是尽力而为。今年1 1月2日将是费先生95岁生日，出版社的编辑同意在费老先生生日前印出这本书，以表纪念，这也是我做学生的一番心意。

这本书中所编入的，均是近几年我所录音整理的有关费孝通先生的谈话，里面好几篇都是我向老先生求教时的谈话，我想这些谈话，一方面是费先生的为师之录，另一方面，里面的许多内容，也是费先生晚年“文化自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让书的内容更丰富，更有可读性，除了文字之外，书中还加了不少珍贵的照片。

费先生认为，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总是与他出生的家庭，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还有他的生活经历有关。因此，为了使读者们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的形成过程有所了解，书中的照片大多是有关费孝通先生在不同时期的生活照和工作照。许多照片的图注用的是费先生自己写的话，费先生是文章高手，让读者们通过部分照片的图注来更深刻地领略费先生的思想和文采。这样整本书就有了并行的两组可读部分，一组是谈话录，一组是照片和注释部分。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没有完全的联系。相互对照起来读，会比较有意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这本书的完成，我首先要感谢费孝通先生的女婿兼秘书张荣华先生，他是费先生的得力助手，在费孝通先生身边学习的日子得到过他不少的关照，这本书的出版和编写也得到了他的帮助和大力支持。还有费先生的女儿费宗惠女士，待我如同家人。每次和老先生谈话以及随同费先生出外考察，都得到他们夫妇俩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另外，我还要感谢群言出版社，因为这本书的许多图片，包括图片和年表都是来自由张荣华、费皖、关志实等先生编撰的，由群言出版社出版的两本《费孝通画册》。

还要感谢《民族艺术》的主编——廖明君先生，他主动要求在《民族艺术》杂志连载费孝通先生的谈话，每当我工作忙，总是他催促我，不要疏忽了抽出时间和老先生交谈，并及时将文章整理出来。最后，我还要感谢编辑该书的营盘兄弟文化(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在该书的编辑思路方面，他们出了不少好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