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在与美国谈判成功之后立即成立清理法律法规办公室，是美国人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还是我们主动采取的一项措施？这个机构的具体任务是什么呢？

张玉卿：1999年成立的这个机构的准确名称是“法律法规清理小组办公室”。在谈判中，美国人并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它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主动行为。因为当时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对外承诺遵守GATT的规则，放开外贸权、按照TRIPS规定保护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遵守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就必须使我们的外经贸制度与WTO的规定相符，就必须要对那些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修改，甚至重新制定。这体现了我们对WTO规则和国际法的尊重以及我们履行义务的诚意。

当时，我们的任务很艰巨。首先是清理外经贸部的所有内部文件、部门规章、行政法规等，然后逐步扩展至其他各部委。国务院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在中央一级，需要修订、废止，或者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共有1150余件。在中央层面的清理法律法规工作完成之后，就是各省内部的法规清理工作。对于被清理的法律法规，我们按照“保留”、“修改”、“废止”和“重新制定”这四个档次来分类，造册。在中央和地方的法律法规清理中面临的所有问题，比如某个法规规章是否保留、某项法律法规是否符合WTO的规定，这都要由外经贸部的法律法规清理小组办公室定夺。具体说就是现在的杨国华副司长，当时的杨处长负责。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工作量究竟有多大！

在加入WTO之前进行大规模的法律法规清理工作，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以至于美国著名的WTO学者杰克逊(J9hn．Jackson)教授都对中国的这种做法感到吃惊！我记得，WTO秘书处法律司有位专门负责“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法律工作的官员哥特勒专程来到中国约见我，了解中国法律以及法律法规的清理情况。他曾经向我提出，中国的某些法律制度和WTO规则不相符，但是，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向WTO提出给予两年过渡期的请求，也就是在“人世”两年后再使中国的法律法规与WTO规则相符，不一定非要在“人世”前清理法律法规，这样也会使中国清理法律法规的时间宽松一些。

事实上，通过在日内瓦进行的多边和双边谈判，我们早就清楚中国的贸易制度在某些方面是与GATT／WTO制度不符的。我们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下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与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WTO规则存在着很多不匹配的地方。例如，在当时，我们的外汇使用采取的是计划和内部审批的制度，进出口也是通过计划、配额和许可证进行管理，而且有权从事外贸业务的也就是那些数量有限的几十家外贸总公司以及它们控制的各省分公司。在哥特勒提出建议之后，我们在研究后觉得，虽然他的建议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们担心，如果我们不进行法律法规的清理工作，有可能会使中国在过渡期内不能取得完全的WTO成员地位，不能完全享受WTO的权利。最后，我们还是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仍然继续进行庞大的法律法规清理工作，而且必须要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完成。可想而知，我们的任务是迫在眉睫的。要想中国在加入WTO之后立即取得完全的WTO成员地位，我们必须对与WTO规则不符的法律法规进行彻底的清理。我们当时也感觉到，对于长期习惯于靠内部文件管理的中国，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彻底性上，清理法规的工作都是十分艰巨的，这项工作就像个无底洞，没完没了。但是，为了中国早日加入WTO，工作组的同志们还是充满了按时完成任务的信心与决心。事实也证明这项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

杨国华(补充)：确实如您所言，作为法律法规清理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当时深知任务的艰巨。我记得我们办公室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清理外经贸部的法规和规章；二是清理各部委的法规和规章。那时，中央的十四个负有经济管理职能的部委都成立了类似的工作小组，例如财政部、发改委、农业部等都成立了法规清理小组。外经贸部的法规清理办公室主要负责向其提供咨询和总协调。现在看来，这项工作的意义非同寻常。

访：我们想问张司长这样一个问题，在各部委成立清理法律法规小组的设想究竟是谁最早提出来的？

张玉卿：中国的“人世”谈判主要是由外经贸部牵头，龙永图副部长是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所以，清理法律法规的建议自然是外经贸部先提出来的。当时，国务院主管这项工作的领导是时任国务委员的吴仪同志。她提出：所有部门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WTO规则，是否保留，外经贸部说了算！当然，外经贸部最终要将清理方案报国务院批准。

访：在当时，既然没有外国给予的压力，我们为什么要主动进行法律法规的清理呢？其他的WTO成员在加入WTO的时候也做过类似的法律法规清理工作吗？

张玉卿：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GATTAVTlO的历史发展和其基本理念。GATT／WTO的理论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在关贸总协定形成时，其所有23个原始缔约方都是实行市场经济的，没有计划经济或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参加GATT。关贸总协定的规则就是在总结和发展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当西方国家加入关贸总协定或者WTO时，它们只是面临着接受某些新规则或者适当调整某些做法和关税水平的问题，或者说是扩大市场准人，但是并不涉及根本制度的改变。p7-9

前言

外经贸法规“元老”——张玉卿

“GATT／WTO之父”——John H．Jackson

“中国代表团公使”——张向晨

“美国首席谈判代表”——Charlene Barshefsky

“从贸发到WTO的国际官员”——唐小兵

“多边体制的虔信者”——Timothy·P·Strafiord

“WTO总干事的顾问”——王晓东

“WTO首任大法官”——James Bacchus

“中国复关先行者”——王磊

“负责中国事务的要员”——Charles W．Freeman

“WTO的中国大法官”——张月姣

“欧洲反倾销之父”——Jean-Frangois Bellis

“WTO政治经济学家”——张汉林

中国在WTO中的作用：过去和将来——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听证会综述

一、中国“入世”十年对美国的影响

二、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

三、人民币汇率问题

四、知识产权保护

五、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政策

六、清洁能源问题

附录：术语解释

一年多以前，我们几个好友聚到一起，说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快十年了，作为从事WTl0研究和实务工作的人，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

我们还清楚地记得，《人民日报》在2001年11月11日发表了一篇社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祝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社论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必将对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时光荏苒，到今年的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入世”)整整十年了。这十年来，“入世”究竟给中国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变化？中国以后该朝着哪个方向发展？我们想，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一个大问题。

在我们看来，WTO对中国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因此，利用中国“入世”十周年纪念这一机会来回顾一下lO年来的变化，对于我们坚定信心、展望未来是很有意义的。由于我们都是从事法律工作的，考察WTO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我们决定从“入世”对中国法治的影响这一角度，拜访那些在中国“入世”过程中以及在中国“入世”后起着重要作用或者在WTO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一群中国人和外国人。我们拜访的人包括前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大使、美国享有世界声誉并被称为WTO之父的Jackson教授、WTO上诉机构前主席和现任“大法官”、直接参与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的核心人员、中国负责外经贸法律工作的官员、中国驻WTO使团的官员、中国在WTO秘书处工作的“内部人士”和WTO总干事拉米身边工作的人、美国负责中国事务的贸易代表助理、WTO专家组成员、欧盟大名鼎鼎的贸易法律师、代理WTO争端解决案件的国内知名律师、中国高校长期从事WTO研究的著名学者等。这些人中的每一位都是WTO界响当当的人物！我们希望，透过他们的亲身讲述，让我们有机会从多个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入世”十年来的发展和变化，尤其是在法治建设方面的发展和变化。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读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明确立意之后，我们开始约见和访谈这些“当事人”，并针对每位受访者拟定详细的访谈大纲，希望尽可能地通过他们的各自不同的亲身经历给出读者们希望知晓的答案。令我们感动的是，在我们发出访谈邀请之后，这些曾经并且现在仍然继续从事WTO相关工作的专家们，仿佛与我们心有灵犀，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请求。当时，我们心中的喜悦与激动可想而知！

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府井东方广场的写字楼和君悦酒店、中外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餐馆和咖啡厅，在美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在美国顶级律师事务所总部的办公室，到处都留下了我们与专家们一一访谈的身影。受访专家们经常是刚刚下了飞机还没有习惯时差就直奔访谈地点，有的专家则是利用短暂的回国休假时间或者出差时间接受访谈，还有的专家在无法抽出时间接受面谈的情况下给我们发来了手稿。受访专家们的大力支持和认真精神感动了我们！在那段时间里，虽然身体是累的，但我们的内心是激动的，我们的收获是丰富的！我们是如此近距离的聆听他们的经验和见识，感受他们的风采和智慧！我们是如此无所顾忌地提出我们想知道的每一个问题，生怕错过了难得的机会！每一次访谈结束后，我们总是感慨万千。每当这时，我们就感觉到，这一系列访谈，不仅仅是回顾与展望，更是我们自身提升的难得经历！从每一个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了不为人知的故事和事实真相，思考了前所未想的问题。就这样，每一次访谈，我们都沉浸在兴奋和感慨之中。我们尽情地提问者、交流着，以至于几乎忘却了我们访谈的主题：WTO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

当几个月的访谈结束后，我们开始静下心来，仔细翻译、整理和阅读着每篇访谈稿。通读下来，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我们的访谈目标实现了！因为尽管受访专家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识：WTO是国际法治的成功典范，它为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加入WTO更是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积极而深远影响，它促使中国以国际规则为立法准则，促使中国认真履行WTO承诺，促使中国积极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等等。十年来，中国已经走上了法治的轨道，形成了完善的法律体系。当然，专家们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不要神化WTO，不要夸大WTO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主性的，不是任何外力强加的。我们应该以切切实实的客观态度看待WTO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同时，中外专家们还告诫我们，中国“入世”将近十年，中国已经不再是新成员了。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国应该在WTO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为了使大家了解美国对中国“入世”十周年的看法，我们对“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10年6月9日举行的听证会进行了翻译和整理。这次听证会的主题是“中国在WTO中的作用：过去和将来”。纵观听证会14位嘉宾的发言，或理性或感性，但它反映了外界对中国“入世”的看法。我们希望透过这些看法，能够为大家开拓新的视野。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一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例如由于时间和联络等因素所限，我们只访谈了目前的13位专家。但是，我们为受访专家们有如此广泛的共识感到欣慰！在中国“入世”20年或者更长时间之后，当读者读完这本书，还能够从中发现一片别样的天地的话，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编著

2011年8月

《入世十年法治中国(纪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访谈录)》围绕“加入WTO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这个主题，访谈了13位中外著名专家：

外经贸法规“元老”，商务部原条法司司长张玉卿、“GATT／WTO之父”Jackson、中国常驻WTO代表团公使张向晨、美国首席谈判代表Barshefsky、 “从贸发到WTO的国际官员”唐小兵、“多边体质的虔信者”Stratford、 “WTO总干事的顾问”王晓东、“WTO首任大法官”Bacchus，“中国复关先行者”王磊、“负责中国事务的要员”Freeman、“WTO的中国大法官”张月娇、“欧洲反倾销之父”Bellis、“WTO政治经济学家”张汉林等。

这13位专家发表的真知灼见，深刻阐释了我国“入世”背后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插曲，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入世”以及“入世”十年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具有十分珍贵的参考价值。

《入世十年法治中国(纪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访谈录)》的作者是吕晓杰、韩立余、黄东黎、史晓丽、杨国华。

吕晓杰、韩立余、黄东黎、史晓丽、杨国华编写的《入世十年法治中国(纪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访谈录)》围绕“加入WTO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这个主题，访谈了13位中外著名专家——张玉卿、John H．Jackson、唐小兵、张月姣……这13位专家发表的真知灼见，深刻阐释了我国“入世”背后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插曲，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入世”以及“入世”十年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具有十分珍贵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