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三个方面军的长征。《囚徒的长征》中所涉有关历史事件的评价，依据中央文件为准。没有文件的，均以《聂荣臻回忆录》、徐向前元帅的《历史的回顾》为准。

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有关环境的描写、战场的记述，选取了亲历者的著述中的有关章节，替代了作者王朝柱的拙笔。

《囚徒的长征》是王朝柱精选文集之一。

长征是壮丽的，参加长征的人是英豪。然而，后人有谁知道这英豪的队伍中还有“囚徒”？有谁还能从这些“囚徒”惨遭迫害的血泊中。醒悟出更深刻的道理？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了……

《囚徒的长征》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有关环境的描写、战场的记述，选取了亲历者的著述中的有关章节，替代了作者王朝柱的拙笔。

火，能驱散冰天的寒冷；光，能冲破沉沉的黑暗。寻求温暖的人，期望得到火；追求黎明的人，希冀看见光。为了追求火和光，人们创造了形状迥异、大小不一的灯。我国人民为什么最喜欢龙灯呢？难道神州大地真的是太寒冷、太黑暗了吗？

龙灯是中华民族理想追求的象征。但是，谁曾见过这样蔚为大观的龙灯呢？夜，黑得赛过了锅底，对面看不清人；云，又低又厚，像铅块似的重压着山川大地。猝然之间，奇迹出现了，远天飞起了一条火龙，上接着天，下连着地，蜿蜒迂回，飞舞。起风了，火龙顺着风势升起，火光时高时低，远远望去，像是火龙狂舞。下雨了，火龙宛如钻人云雾之中，火光时隐时现，时暗时明，变幻神奇，火龙越飞越高，像是一条挂在天上的火舌飘带，在万里夜空中起舞，向着黑暗的大地撒播着火种。

这擎火龙的不是万能的神，是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万里长征的工农红军。组成这条巨大火龙的是无数的火把，据当事人回忆：“有的把圆圆的干竹破成几片，合在一起再一节一节地捆起来点燃，这样既不怕风吹，又很耐燃，一个班一把，简简单单，就照亮了整个行程。如果打土豪搞到一桶、两桶洋油，他们就用较大的竹筒，在上面打个洞，然后里面灌上洋油，一个班有八个也就够了。还有一种是松明灯，这是山区老乡常用的。团部通信班、营部、连部都有两三个马灯，过山隘、桥梁，就把马灯集中起来，给部队照明。”雨夜翻越高山，气氛迥然不同。“从下往上看，火把、灯光，蜿蜒曲折，似上云霄；往下看，盘盘弯弯，仿佛是缠住大山的一条火龙，不停地游动着。一会儿，某一段火光隐没了，那是他们走进了密密的树林里。过了一会儿，那火光又从暗处钻了出来，这是他们走出密林的情景……”

山，像是刀劈斧削；路，不过二尺来宽，由于连日绵绵阴雨，每个石级上都长满了青苔，稍不小心，就会失脚倒地，顺着陡立的山坡滚下去。爬山的红军战士躬身俯地，翘首向前，望着指路的火把，保持着一定距离，双脚就像是两只铁钉，紧紧地嵌着山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攀登。苍山人睡了，显得是那样的神秘，淅淅沥沥的雨声，时近时远的林涛声，再加上红军那混乱的脚步声、急促的喘息声、火把燃烧时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响声……共同组成了一首神奇的交响曲。那不时传来的“跟上！不要掉队”的低声喊叫，就像是交响乐队的指挥在提醒着疲惫的人马战胜一切困难，胜利地翻过这座大山！

凭借火把的光亮，在大山的半腰间，可以看见一支特殊的红军队伍，他们总共只有几十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人背着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挂包，腰带上系着一个茶缸或搪瓷饭碗，抬着有伤员的担架…一这就是红军长征路上的医院。走在这支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妇女，身材不高，右手举着一盏马灯，身上披着一块看不清颜色的油布，显得十分干练。她不时地回过头来告诉大家：“脚下要生根，不准把伤员摔到山下去，！”是由于她参加红军的时间久长，还是因为她是一位首长的夫人？官兵谁也不称谓她的职务，似乎也忘记了她的名字，一律亲昵地叫她霍大姐。走在这支队伍最后面的是一位身材魁伟的军人，高出别人足有半个头。他腰中插着一支手枪，显得格外的神气。他原在保卫局工作，长征前夕奉命来到医院，大家叫他老马。他不时也瓮声瓮气地喊一声：“注意！千万不要睡着……”

突然，山风呼啸而起，林涛发出疹人的怒吼，一个个指路的火把被吹灭了，只有为数不多的马灯还有光亮，那腾跃狂舞的火龙终于被风雨之夜吞食了！风是雨头，不时大雨倾盆，泼在了险陡的山路上，汇成溪流，顺坡淌下，流量越来越大，流速越来越快，待到山脚下，已经变成一支不可阻挡的急流，向着山谷溪底一泻而去！红军医院的指战员、伤病员抵御着山风的侵袭，洗着大自然恩赐的冷水浴，沿着烟雨如织的山路向上爬啊爬，希望快一些爬上山顶，希望赶在天亮前翻过这座险峻的高山。

在这支医疗队伍的中间，有一副抬着伤病员的担架，走在前面的是一位妇女，双手牢牢抓住两边的竹竿把手，粗粗的绳子缠过脖后，搭在双肩上，为了保持担架的平稳，她的前胸就要贴到石级上了。她爬山的步子越来越慢，急促的呼吸却越来越快了。她全身湿漉漉的，不停地淌着水，究竟是秋雨，还是汗水？她也分辨不清楚。待她感到双腿发软，两眼开始冒金花的时候，还不放下担架，她坚信自己有力气，能够战胜狂风恶雨，抬着担架登上山顶。但是，人的力气是有限度的，当她的热能完全耗尽的时候，便昏倒在了山路上。

殿后压阵的老马闻声赶了过来，急忙扶住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骂骂咧咧，大声地指责着这位抬担架的妇女。这时，头前带路的霍大姐提着马灯也赶到了，她慌忙把这位累昏过去的妇女扶起，抱在自己的怀里，解下水壶，为她灌了两口开水，然后用手摸了摸她快速跳动的胸房，才放心地喘了口长气。这一切，老马全都看在眼里，他颇为不满地说：

“霍大姐！爱憎可要搞分明噢。”

霍大姐是位见过世面的女同志，在不算短的革命生涯中，练就了天不怕、地不怕的火暴脾气，再加上她是红军中高级指挥员的夫人，所以就越发地敢于仗义执言了。老马这一句刺话，像是烧着的引信，一下子就把霍大姐这门大炮点着了，她紧紧地抱着累昏过去的妇女，大声地说：

“什么？我没把爱憎搞分明？她为抬伤员累昏过去了，救治她有什么不对？难道只有你姓马的拿着枪，不管死活地逼着她抬担架，就算是爱憎分明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嘛！”老马的口气顿时软了下来，“大姐，你是知道的，我是奉命行事的。”

“那，就没有个灵活性啦？”霍大姐仍旧有气地反问。

“难啊！她是个托派……”

“不，不！我不是托派……”倒在霍大姐怀抱中的妇女猝然醒来，像是触了电，腾地一下挺起上身，大声地辩白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是工农红军中的一名战士！”

“那保卫局派我来做什么？”老马突然冷漠地笑了，不紧不慢地说，“自己说是没有用的，我提醒你一件事，你帽子上的红五星早就被保卫局收缴了！”P1-3

回忆总伴着缕缕惆怅，哪管岁月激扬、世事通达，当他站在成就的高山、回望登山时的蜿蜒小路，也不禁会慨叹连连，这或许就是人化“追忆似水年华”时兴叹迭起的缘由，也是近年来，每每夜深人静朝柱和我通话时屡屡流露的岁月催人的脉息所在。

我们常常掐指计算，论年月，我们已经相识相交23年了。那时，我们正当壮年；那时，国门初开，西风东渐，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文化思想界流派纷起；文学艺术界无不想求新求变，模仿、舶来、横移，奇招百出；技法上，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内容上，解构传统解构观念，于是出现了重塑信仰重塑观念重塑审美的风潮。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同朝柱认识了。先是编辑赵燕玲拿来了他的《李大钊》和《土肥原贤二》两部厚厚的书稿，说她以为书稿不错，颇有历史价值。于是我抓紧审读，读后以为，作为堪与英国大间谍劳伦斯媲美的土肥原，无论其谋略、奸诈、野心、阴毒及至他在直奉战争、谋杀李大钊、炸死张作霖、“九一八”事变、策动溥仪出关、筹建伪满洲国、策反汪精卫等事件中所起的谋划指挥作用，都写得出神入化，其文献历史与社会价值自不必说，即使当时出版界已孜孜追求的经济效益也殷殷可期；至于皇皇72万字的《李大钊》，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们读书趣味的选择，怕是不易有多少印数。可看看朝柱那宏大高远的立意、严谨大气的结构、丰盈翔实的史料，特别是李大钊坚定的信仰与当今信仰迷失的对接与启示，此书的价值远在那时一部部热炒着的图书之上！何况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作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代学人和革命先烈，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的传记出版，岂不是文化界、出版界的失职？于是，我请责任编辑邀请朝柱来出版社面谈。

是个初冬的上午，他身着一件旧绿呢军大衣，头戴一顶也是半旧的灰呢鸭舌帽，蹬着一辆嘎嘎作响的自行车来到了出版社。出版社连环相套的四合院已拆得零零乱乱，正建如今的办公大楼，我们无处可坐，只好在后院的食堂接待他。不知是仍未走出他创作的思维，还是军人的不苟言笑，第一次见面的他没有现在的滔滔不绝，只是定定地用那双近视镜片后面睿智而多思的眼睛看着我。为打破沉默，我直截了当说出了我对他两部书稿的评价和意见，当我说到《李大钊》一书篇幅太长，引文太多、希望他删除十万字时，他说话了：请让我想想，过几天回答你……我深知作家对作品的感情，为礼貌也为慰藉，我留他吃饭。但以那时的条件风习，在机关食堂吃份客饭，多加几个菜，也就只能如此了。后来，当两书出版，特别是《李大钊》一书破格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作品研讨会，当时出席的国家主管最高领导人胡乔木、冯牧和众多著名评论家都满怀深情地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朝柱声名鹊起。他这也才暂时忘却了《李大钊》一书删掉十多万字的遗憾。可当后来谈起我们的初次见面时，朝柱总是幽默地调侃着：那是他告别音乐(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之前主要从事音乐创作)、踏入文坛的第一步，可那一步并不愉快，因为我不容商量地“割了他的肉”，而他对我的第一印象是“霸气”。

以书结缘，虽然我们性情不同、审美有异，虽然他仍以为我“霸气”不小，可因为彼此的真性情和相通的心灵，我们的关系却从作者与编者的友情润物无声地流向披肝沥胆、以诚相见的知己境界。就在《李大钊》和《谍海奸雄——土肥原贤二》两书出版后不久，他拿来了一部厚墩墩的书稿《龙云、卢汉和蒋介石》，之后，或一年一部或一年两部又陆续拿出《李宗仁和蒋介石》、《冯玉祥和蒋介石》、《宋美龄和蒋介石》、《汪精卫和蒋介石》、《张学良和蒋介石》。开始，我被他的写作题材大转移蒙住了：一个作家怎么可能自研究写作共产党创始人始，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接续跳到蒋介石和那么多国民党的重量级人物上？而且一年一至两部、每部都在三四十万字以上！他是如何写出的？这样的书稿经得起推敲吗？我不能不在认真审读的同时提出一个个疑问。他倒并不反感，说他是在“文革”中趁别人忙着打派仗，并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劳改6年中认真研习、陆续写出的。一位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毕业生扔掉音乐、研究近现代史不觉可惜吗？他自幼钟爱音乐，16岁就进入音乐学院附中，大学毕业后学校又已准备让他做院长赵讽的秘书，本该在乐坛有所作为，一旦决绝地扔掉音乐真是撕心裂肺地疼痛，可那时没有自由，只能如此。那又为什么选择了蒋介石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的一生几乎涵盖了中国现代史的方方面面。在他身上还集纳着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治国平天下的治国之术。这才想以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学习太史公“以人为史”的手法，在塑造历史人物的同时，尽可能真实生动地揭示这段极为复杂的历史，借以道出这段历史文化的内涵，以启悟后人。果然，从成书后的效果看，他的确未负初衷。无论是他笔下的蒋介石和他麾下的各路国民党大员，都从历史、文化、谋略各自不同的角度，刻画得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而由他们衍释出的那段纷繁诡谲的历史也呈现得条理分明。如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中，他集中表现的就是先利用假左派汪精卫击垮右派元老胡汉民，而后又利用胡汉民逼迫汪精卫拱手让权、下野出国，最终达到了蒋介石兵不血刃地掌握了国民党军政大权的目的；在外交方面，“九一八”事变前，他对日、美采取等距离外交，事变后才逐步过渡到联美抗日，才使得美援源源而来，这真是典型的因时而异的远交近攻策略；在《宋美龄和蒋介石》中，他浓墨重彩渲染的就是两个人身上附着的不同文化心理结构，他们有影响有渗透有碰撞，终归衍释出种种不同平常夫妻的戏剧来……正是基于他艰苦的研究、别致的视角、成熟深邃的思索，他笔下的蒋介石形象才从表层到深层、从脸谱描画到文化探究，终于以一个背离历史进程的纵横高手的悲尉形象展现在今日的读者面前。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正当他的蒋介石系列街谈巷议的时候，他笔锋一转，又写起共产党的重大事件和高层人物来。拿给我的第一部书稿是皇皇73万字的《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那时，“非毛”的声音不绝如缕，几十年来，长征题材的小说、回忆录和影视作品也屡见不鲜，他的长征能有什么新意吗？我不能不抱着审视的态度认真审读。我不能不承认，他又一次使我震惊了。不同于任何这类题材作品的是：他既摆脱了空洞抒情高调歌颂的旧套，又抛却了以个人经历个人所知的某战役某人物的回忆描摹，而是将这一壮举放置于世界大势两个阵营角逐的大势中，以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辨析为指导，既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图谋与残虐、第三国际和苏俄的错误干扰，又写了国共高层的纵横谋略及至他们迥然相异的胸襟抱负和文化心理，以此折射，长征中，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激烈复杂也写得条分缕析，在不伤党的伟大团结的主旨下，毛泽东、周恩来的英明伟大、智慧情怀卓然而观现。其风格的大气磅礴，其结构的细密相间，其史料的翔实丰富，其人物的呼之欲出，都是在史传文学领域里不多见的。我预感到，在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此书的出版完全会廓清不少是是非非的传言，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保持毛泽东形象、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必会有不菲的贡献。

果然，《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出版后，朝柱成了朋友圈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当时的作协党组书记、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与他切磋；当时主管影视的文化部副部长丁峤给他命题；军界领导周克玉和军内著名作家徐怀中对其创作关怀备至；那时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刘云山、广电部部长田聪明、财政部副部长李延龄爱听他讲国共大事的来龙去脉，作家柳萌更是以兄长的身份关爱鼓励无以复加。

就在朝柱创作丰收、友情熏熏的时刻，因为家庭原因我移居了美国。未料，第二年4月，他借赴夏威夷采访张学良之机假道旧金山来看我。岁月翻转，地域更迭，能在旧金山接待专程来看我的朝柱，真是百感交集五内翻动。他带来了国内友人的问候，我陪他从渔人码头来到金门大桥。望着大桥上、山脊间那郁郁蓊蓊的潮雾，我指着西面的太平洋说：越过这片大海就是我们的故乡……他沉静了一会儿，定睛说：……老兄瘦了……我一见你就觉出了你的困顿和惆怅……要是想家，就回去吧，跟我一起做电视剧，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朋友们都在等着你……我咽回冲到喉头的感慨，问：除了我曾参与的《周恩来在上海》又做了什么？他说：《开国领袖毛泽东》已经播出且反响强烈，大型史诗电视连续剧《长征》也已开机。我明白了，他在史传文学这块园地上收获了骄人的成绩后又转向影视。我佩服他的创作嗅觉，更佩服他的敢于颠覆，颠覆前人，也颠覆自己。

2003年回国探亲时，正赶上他的20集电视连续剧《回声》审片会。此时，两位前辈冯牧、丁峤已经离世，我们共同的好友李延龄也匆匆西去，这不能不给我这去国5年的游子带来难以忘却的悲伤。可审片会上，另一批前辈逄先知、金冲及、何敬修和同辈朋友李准、仲呈祥却友情习习、佳语阵阵，给予了颇高的评价。后来得知，这部戏就是朝柱依据他十几年前的长篇小说《囚徒的长征》改编的。我找来原作重读，又不能不赞赏他的敏思与胆魄了。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并未全面溃退的时刻，他已经将笔端触入描写人性、呼唤人性的领域，而且题材背景是共产党的长征途中。如果没有对历史的深刻认知，没有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深层研究，谁敢如此大胆书写！可惜，书是出版了，这部戏却至今并未正式播出！尽管如此，无论在史传文学还是影视荧幕，朝柱已以一人之力，历几十年风雨，写尽拍尽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是一片独特的风景，也是至今很少有人能绘制的风景。

作为肝胆相照的朋友，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彼此的作品，我说，他的作品部部都是洪钟大吕、每一部都是沉实的钢锭。所以能如此，皆在于他丰博的学养、架构的能力，更在于他超人的政治智慧。智慧来自何方？来自他执着的信仰和哲理的修持。自然，钢锭总难免有需要打磨的毛刺。要是他能有更细腻的情思更讲究的语言，其作品当更会锦上添花。自然，豪放和婉约历来难于兼得，大江东去的史传与小桥流水的抒发也本不是一种风格。尽管我还有其他朋友对朝柱仍有更多期许，但看到他如今的成就，也不能不满腔真诚和喜悦地称他为大家了。作为一个作家和从事过多年编辑工作的人，当听到作家出版社慨然决定出版《王朝柱选集》时，我不能不感佩作家出版社何建明先生和众多编辑们的眼力、胸襟和作为。朝柱选集的出版，定会是于史有益、于国有益、于民族文化积累有益的一件大事。当此书即将出版之际，说说我对朝柱其人其作的了解和体悟，实感快意，或可成序。

2012年4月

早在写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时候，领导人魏风同志建议我写一部反映长征的大型歌剧，我欣然同意了。

但是，如何站在今天的高度，对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历史题材进行反思呢？又如何使这一伟大历史题材给予后人——尤其是今天的读者以更新、更多的启迪呢？我拿不准，遂决定从调查研究入手。

我研究了有关长征的史料和素材，心情是很不平静的；尤其当我研究了有关领导同志的命运之后，感到为写长征而写长征是不行的。于是又研究了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以及文化大革命。啊！这一伟大的历史题材不仅仅是爬雪山、过草地哟，它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它所演过的惊心动魄的残酷戏剧，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在重复上演，这就更令人深思了！历经积淀之后，我认为可以进入创造阶段了，但歌剧未写成，却写了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囚徒的长征》。

作者的发言权是作品，我站在读者这个上帝面前，除了这部《囚徒的长征》之外，没有为自己要说的话了。但是，为了使读者这个上帝裁定得客观些。还有必要提供如下的附件。

一、长征，是三个方面军的长征。书中所涉有关历史事件的评价，依据中央文件为准。没有文件的，均以《聂荣臻回忆录》、徐向前元帅的《历史的回顾》为准。

二、长征已经成为历史，当年所经过的地方业已旧貌换新颜。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有关环境的描写、战场的记述，选取了亲历者的著述中的有关章节，替代了作者的拙笔。其中聂帅、徐帅、杨得志、杨成武、程世才等首长们的回忆录引用较多，就不一一注明了。

三、书中所写的事件，有很多是真实的。但是，都依据艺术创作的典型原则进行了处理，化作了书中人物的行为。故当事者切勿对号入座。

四、小说写作无定法。根据需要，写作手段作了一些尝试，甚至连作者替人物解说内心活动、大段议论都运用了。成败得失，静候读者这个上帝的公论。

……

另外，还有几件有关的事需要简记如下：

一、在酝酿写作歌剧的时候，魏风同志、作曲家陆祖龙同志曾经多次听我谈设想，并提了许多可宝贵的意见。

二、在十年动乱的后期，我曾经和剧作家陈宜同志写一部大型话剧《古道悲歌》，事后流产了。但陈宜同志提供的有关素材，尤其是河西走廊一带的风土人情，有的被我运用到这部长篇小说中了。

三、该书写成草稿之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于今同志、刘臣中同志、顾守业同志，仔细地审阅了书稿，从改编电视的角度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我在修改的时候，采纳了有关的部分。

四、写作这部书的前后，查阅了能够收集到的公开发表的——或内部征求意见的史料，还采访了一些首长和同志，都是这部长篇小说的素材来源。由于涉及人员太多，就不一一列名致谢了。

该书的缺点和错误，均由作者自负。

作者

1986年9月于北京 万寿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