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全球一个世纪的经典，权威译本完美展示房龙人文情怀，房龙用睿智幽默的笔探索这个世界，及其包括的一切……《未完成的自传》是房龙绝笔，未完成的励志传奇，畅销全球一个世纪的经典，权威译本完美展示房龙人文情怀，房龙用睿智幽默的笔探索这个世界，及其包括的一切……

房龙抱憾抵达了生命的终点，却为世界留下了最珍贵的礼物。本书是房龙绝笔，未完成的励志传奇，畅销全球一个世纪的经典，权威译本完美展示房龙人文情怀，房龙用睿智幽默的笔探索这个世界，及其包括的一切……

译者小序

前言

原著编者前言

“天国之门”门前的序言

1 我降生的这个世界的境况

2 鹿特丹市——我的出生地

3 展品古怪的博物馆

4 在透不过气的空间稍事停顿，看看是否仍紧扣主题

5 想知道什么使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不得不追根溯源

6 我的教科书

7 祖先的共性与我自身的特性

8 与早期基督徒相伴

9 关于修道院，扯了一大通离题的话

10 地狱之火及其为何点燃

11 打算做个封建时代的骑士，却发现无人理解

附：房龙生平年表

我出生于1882年1月14日。我不知在那个决定命运的夜晚是否有吉星高照，也弄不清楚摩羯座和大熊座在天空的哪一区域与伊什塔尔女神一道彼此嬉戏。我清楚地知道从穴居的原始人到其后裔阿道夫·希特勒，占星术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已仔细研究并想搞懂约翰尼斯·开普勒为华伦斯坦公爵和马提亚皇帝绘制的天宫图，但对占星术就如同我对手相术、命理学、圣经占术、扶乩、内脏占卜、肌节学、鸟相学、泥土占卜、烹调学、文字占卜、指纹学、烟状学和先进教育法的感觉。

我不想说这些东西都微不足道，相当多比我聪明的人从对鸟类的飞翔、手掌的纹路、老鼠的行为、烟囱冒烟的形状或公鸡啄谷方式的研究中得到过慰藉，但我一向心存怀疑地倾听他们博学的争论。当某个诺斯特拉达穆斯的狂热信徒企图向我证明这个法国医生并不是个江湖骗子，他关于拿破仑皇帝和里斯本灾难性海啸的预言也不是16世纪前半段巫师行当中常有的胡言乱语时，这位信徒的言论同样使我如坠云雾之中。

大约15年前，“大谬误时期”正造就着富裕的世界，当时投机者因得不到更好的信息而向星星询问“美国钢铁”次日是上升20点还是下跌30点。有一个名叫伊万杰琳·亚当斯的神秘人物成了商业大亨们的女知己——她是星相家大同业行会的会员，曾说服我按照我来到这个星球的准确时辰寻求其确定的含义。

我赶紧给我的一个当时在场的姑姑写信询问，她告诉我是耶稣纪年1882年1月14日半夜3点刚过，医生在与这位最顽强的新生儿作了长时间的搏斗之后，说道：“好了，他看上去安然无恙，但求求上帝别让我再像今晚这样，因为这小鬼少说也有9磅重。”

这当然是发生在过去的岁月。当时正派的家庭主妇还在自己家里与外界隔绝地生孩子，由于手边没有医院的那种磅秤，我的体重只是由接生婆大概估计个重量。那个时候接生婆还在给医生当帮手，她们常常比普通的庸医更有见识。但这个盲目扩张的婴儿后来长成了身高超过6英尺2，体重也足以羞辱各种饮食营养实验而达到近285磅。每当想到可怜的母亲在我出生之前必定遭受的痛苦，我都禁不住浑身发抖。在忍受了数个小时的苦痛之后，有人告诉她生了个男孩，这男孩长得像他的父亲。

这个极为不公正的安排总令我感到震惊。因为我爱母亲，而对父亲从未有过什么真挚的情感。读者不必读完本书的一半就会弄清楚我不喜欢父亲的理由，接着便会明白我为何从不喜欢自己的脸。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试着完全将自己与父亲分隔开，但不管如何努力，我无法消除他留在我眼睛、鼻子和嘴的形状上的印迹。附带说一句，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我不那么喜欢镜子和照片，二者都在提醒我尽可能想忘掉的东西。而且这种嫌恶非常之深，致使有时候某个爱好读我的书的人问我要一张照片，当他收到照片时会发现上面不是我的脸，而是我的手，因为这双手和我母亲的手长得完全一样。

我想这就是我所能告诉你的有关1882年1月14日的全部情况。我出生的那幢房子已不复存在，它在鹿特丹那次大轰炸中被夷为平地。纳粹想通过那场大轰炸“给世界上的其他人一个教训”。连倒塌房屋的石块后来也被运走，用于重建科隆和汉堡被英国皇家空军炸毁的街区。那条街被归入新的城市规划，不再重现古老、光荣的鹿特丹城的原有样式。

当纳粹第一次肆意发泄他们的残暴本性时，我出生城市的档案便被付之一炬。从那以后，这样的大发泄有过数十次，而且愈演愈烈。由于档案被烧毁了，除了我自己和一份当年1月15日《新鹿特丹报》周日版之外，没有任何可以用作我确实活着的见证留存下来。

出于某个颇令人捉摸不透的理由，这份报纸被放进了一个马口铁箱内。大约30年前，我用这个箱子存放母亲的信件和其他个人性质的文件。直到有一天，由于预见到一场战争将临(不是这一场战争)，我从米德尔堡的一个库房搬走自己的全部藏书和物品，并把它们运往老格林尼治，这个马口铁箱才重见天日。

这份4页的报纸刊登的头条新闻是“伦敦新近一起耸人听闻的诉讼”。文章好像说的是一个叫乔治·亨利·拉姆森的人迫切需要钱，毒死了拥有15000英镑财产的内兄珀西·马尔克姆·约翰。据说这位内兄已做好了安排，一旦他死去，这笔财产的一半将归他的妹妹——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乔治·亨利·拉姆森的爱妻。毒死内兄的招数是用奎宁混合乌头属植物。一般情况下这种混合剂不会起多大作用，但可怜的珀西·马尔克姆·约翰一直病病歪歪，根本抵抗不了乌头属植物的毒性对其虚弱的心脏和肺部的攻击，时间不长便陷入昏迷。他先是说自己胃部疼得厉害，在有人将他扶到床上躺下之前，听见他低声说道：“是我那该死的妹夫干的，这回被他算计了。”

遗憾的是，有关“新近耸人听闻的诉讼”的报道到此结尾，由于读不到随后一周的伦敦报纸，我也不知道“那该死的妹夫”后来怎么样了。但《新鹿特丹报》的英国通信员坚信英国法院会对这位阴险的罪犯迅速作出判决，不出两个星期罪犯就会被吊死。

报纸的其他部分刊载的消息，被认为会引起鹿特丹那类善良公民的兴趣——他们在遵守加尔文教派安息日方面表现出足够的虔诚。这样的善良公民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邪恶的世俗文学”上面。有一篇来自“威廉·巴伦德瑟”号极地探险船指挥官的长篇报道，内容是关于他第四次环绕扬马延岛水域，这次探险最近非常圆满地结束了。随后是一篇有关“少年犯罪”的报道，文章对事情的后果作出可怕的预言，除非采取措施来消除这些“破坏秩序、违背教义的不道德风气”。还有年仅20岁、在海牙服役的一个列兵的不幸遭遇。他声称自己作为真正基督徒的责任使他不可能穿上皇家的制服，被训练成谋杀同胞的凶手。他被判处3个月的拘留和6个月在军中特别苦役营服役。一个公民欣喜地获准接受由法国出版教育部长阁下授予他的“法兰西艺术学院会员”证书。斯海弗宁根的渔民继续罢工。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先生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威胁说：除非马上支付50荷兰盾，不然就要烧掉他的房子。经过常备不懈的阿姆斯特丹警方的缜密侦察，不久便查出了嫌疑犯。经查明，写匿名信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以前在殖民地服过役的士兵，另一个是遭威胁的收信人的内弟。

接下去是许许多多到港离港船只的船讯。一只蒸汽挖泥船安全抵达库拉索岛，它将用于扩建威廉斯塔德的港口。对咖啡的需求“比较平稳”，而对茶的需求则要多一点。日前，石油在纽约和费城交易所的报价都是100美元售6.875桶，但在投机者再次看到有谋取较高利润的机会之前，当前价格疲软的状况没有希望得到改善。

据发自巴黎的路透社电讯，利昂·甘必大就计划中的法国宪法的修订在国民议会发表演说。路透社驻维也纳记者报道土耳其如何在当前埃及人和非洲问题方面寻求德国和奥地利的支持，罗马、维也纳、柏林与君士坦丁堡的内阁官员之间正频繁交换看法。

为了在埃特纳火山的顶上修建铁路，在遥远的巴勒莫成立了一个有限公司。一个脾气暴躁的公民给报纸编辑写信，认为即使在城市的外围地区也有必要保持5便士的车费标准。德国歌剧上演的是《清教徒》，而来自海牙的皇家法兰西歌剧院则上演《拉美莫尔的露契亚》。莫里斯·森恩医生(按照新的法规，他的职业应称作D.D.S.——牙科手术医师)提出的每日门诊服务时间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8点，而他的同事贝奇医生也提出要吸引和满足顾客，却显然难以像他的对手那样坚持如此漫长的工作时间，只满足于声明他“每天”都在办公室。医疗方面其他有趣的内容是一个系列通俗读物的广告，内容有关“一般的家常感冒和护理”，作者是尼梅尔医生。尼梅尔医生还主持翻译了一部德语作品，题目是《孩子：对母亲的提示和建议》。一对讲外语的夫妇希望能到“来往于本国港口”的蒸汽船上任乘务员。一位糕点师招聘次等助手，条件是天主教徒、未婚。阿姆斯特丹(丹拉克26号)的一位公益事业捐助人出售抽彩的奖券。这次抽彩人人都能中奖，幸运者保证每月获得40万法郎。

携带一只巨大瓶子的天使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这是一种连最厉害的牙痛也能使之立即消除的药物。雅致的女用毡便鞋仅1.25荷兰盾一双，与此同时，“最新式样的布底鞋”也仅5.50荷兰盾一双。有一则精心制作的音乐盒广告用的是德文，更加有趣的是其一半内容印颠倒了。一家新银行已经成立，正在征求额外的50万荷兰盾。纽约的辛格制造公司给其最新的机器开价只有一周1个荷兰盾，喜好付现款的人也可以直接支付18荷兰盾。有人准备买工厂用的铁制烟囱。某个J.A.温贝克先生是个喜宴专家，愿意为任何晚会奉献令人愉悦的短诗、魅力无穷的笑话和惊喜。十来个按时提供下属船只船长名单的航海公司宣布即将起航的船只，其中有400吨的“哈兰西里”号、380吨的“戴米特拉斯”号，以及均为700吨的“孔德”号和“鹿特丹城”号，它们开往三宝垄、苏腊巴亚、格拉斯哥和克里斯蒂安尼亚(如果冰情允许)。在第二页底部的一个地方有一条仅两行的消息，它告诉读者，在这个已经塞得满满当当的世界上，E.J.房龙一汉肯女士生下了一个男孩。

大约20年前，当我又处于哲人般的心境时(这类心境惹得家人这么说我：“我们希望老爸振作起来，重新做个有趣的人！”)，环境影响个性的问题令我着迷。我在普洛伊兹博士著名的历史概要中细细搜寻，看看我是否有可能发现某个事件(可以是任何事件)恰恰发生在我初见月光的那个时刻(因为气象信息服务肯定地声称1月14日的夜晚皓月当空)。但从为人类的利益保存下来的记录来看，我发现1882年是最平淡无奇的年头之一。时隔不久，当我相当随意地翻读理查德·瓦格纳的生平时，我得知瓦格纳在我出生的几小时前完成了他的歌剧《帕西发尔》。然而我看不出在这两个事件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上帝知道我这人很傻，但算不得一个十足的傻瓜，我毕生寻求的“圣杯”与人们认为基督和其门徒共进最后晚餐时饮酒用的杯子根本不是一码事。

P1-6

对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无须多加介绍，他的书的中译本早已铺天盖地。关于他的生平，在这里只需要简要说说以下五点。

第一，房龙是移民作家。出生于荷兰的他求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在慕尼黑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加入美国国籍，娶了一位美国上层社会的小姐为妻。英语并非他的母语，他说英语始终带着浓重的荷兰口音，但他却用英文写作并成为著名作家。他在美国成名，但骨子里仍是欧洲人。只是当纳粹瘟疫横扫欧洲，隔绝了他与欧洲的联系之后，他才明确地称自己是美国人。

第二，房龙是多产作家，自处女作《荷兰共和国的衰亡》到去世后出版的《未完成的自传》，他连写带编带画完成了40多本书。如此之高产，授予他“写家”的称号当之无愧。从书的内容看，房龙主要是“历史写家”。

第三，房龙是畅销书作家。做畅销书本来就不易，把历史做成畅销书在当时的出版界堪称奇迹。房龙的书名列畅销书榜的有《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艺术》等，其中《人类的故事》共印了32版。

第四，房龙是坚定的入文主义者。正像欧美文学专家钱满素女士所概括的，贯穿房龙著作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与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他以一本《我们的奋斗》向希特勒公开宣战，历史学家的预见和责任感促使他成为反纳粹的斗士。

第五，房龙讲究文化品位和生活情趣。知识修养自不必说，他颇有画瘾，会拉小提琴，喜欢社交宴饮活动，谈吐风趣，交友广泛。个人的品位和情趣，决定了他的书通俗但不媚俗的文化层次和耐人寻味的文化意义。

写历史书的美国作家肯定不少，美国读者为何选择了房龙？因为当时的美国人需要在情感上拉近与旧大陆(欧洲大陆)的关系。尽管他们时常为大洋隔绝开那个大陆而感到庆幸——那里的麻烦不会蔓延到“独立”的美国，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正因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进行着重塑，美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想重新找回与旧大陆的精神联系。读书界迫切需要一位甚至多位称职的沟通者和引导者脱颖而出。于是他们选中了房龙——一个有深厚欧洲背景的美国作家，一个能把欧洲历史文化讲述得生动活泼、趣味盎然的学者。

房龙的使命并不轻松，大题材、大信息量、以青少年读者为对象(其实大批成年读者都在读他的书)、图文结合、语言风趣是读者给他作品的基本定位。符合这个基本定位的书就畅销，如《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艺术》。偏离这个定位的房龙作品往往受到读者的怠慢。作为精力充沛的多产作家，他一而再地k-尝试拓展新的空间，从传记小说、寓言漫画书到政论著作，却一次又一次被迫回到原先的定位上。表面上是出版商的销量问题，但就房龙这样的历史写家而言，销量多少倒是真切地折射出读者对其作品的认可程度。他内心既要装着读者的需求，又要装着自我表现的欲望；不顾前者他的书就没了畅销的前提，缺乏后者他的书就丧失了生命力。他那几部名作的诞生都是在两者之间找准平衡点的范例。

时隔40年，中国读者为何仍选择房龙？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今天，中国处于跟当时美国相似的境况之中。中国要摆脱长期与西方世界隔绝的状态，努力要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融入世界。以往对西方文化关注的缺乏就凸显了出来，政治风向标下的片面阐释严重妨碍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沟通。尽管以时尚内容为代表的欧美表层文化在中国“抢滩”，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传达的文化内容却支离破碎，无法在中国人面前拼凑出西方文化比较完整的图景。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中国读者很偶然地重新发现了房龙。

第一次对房龙的发现是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几乎每一部房龙较重要的书问世，都能在当时的中国听到反响。郁达夫为《古代的人》(即《文明的开端》)中译本作序，认为房龙文笔的魔力在于将文学家的手法拿来用于讲述科学。曹聚仁多次强调《人类的故事》对他的吸引力，除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再没有别的书这么吸引他了。《万能的人》(即《奇迹与人》)中译本序言中指出房龙的这本书是“我国人民的暮鼓晨钟”，“在不注意发明的中国，把这本书译过来是对症下药，特别相宜的”。徐懋庸在《申报》发表杂感热情推荐《房龙地理》，称他是把这部书当小说来读的。这部大书竟有三种中译本几乎同时问世。《圣经的故事》中译本特地刊登房龙给译者的回信。当时已54岁的房龙在回答“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时指出：“主要是因为我痛恨虚度时光和徒劳无益的暴虐。由于这两种令人不快的品性都产生于愚昧无知，我便想写书给普通男女读者和孩子们看，他们会从中学到他们所处世界的历史、地理和艺术方面的背景知识。我并非一门心思要把历史通俗化，我更注重的是使历史‘人性化’……”

房龙的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量译介，到了80年代现成地拿来是再自然不过了。选择房龙而不是外国别的历史作家有其一定的偶然性。但这种“拿来”不是仅供一时的怀旧或临时的将就，而是“热读”和“热销”了近30年，这样一来偶然中就有其必然了。房龙的作品浅显而不肤浅，坦诚而不偏执，生动风趣而不故弄玄虚。人们从房龙书中体味到的文化情感和历史感受，学究式作家同样大部头的作品根本无法企及。因此，中国读者对房龙的青睐，恰好证明他的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通向西方历史文化的入门渠道。他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历史地理以“人类的故事”、“人类的家园”为线索来贯穿，异常开阔的眼界令习惯于闭门思考的中国读者深受感动，因为在这个线索之中，中国的历史文化天然地纳入了人类发展的脉络。他对宽容的呼吁，凝聚了他对西方漫长的不宽容历史的反思，这种呼吁在中国读者对历史和惨痛经历的回眸中更是赢得了强烈的共鸣。一家美国报纸在刊登房龙去世消息时，用的标题是“历史成就了他的名声”；而在中国读书界，历史成就房龙的书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

尽管房龙一生都处于出版商的追捧之中，但这位作家的价值不只是商业方面的。正是他让无数的人走进了原先他们不敢奢望走进的高雅文化和异域文化的殿堂。他甘心充当热心的向导，你从他嘴里听到的不是预先背出来的干巴巴的解说词，而是一个接一个生动的故事。说到兴头上，他就边讲边画，寥寥几笔，就足以激活你的想象力，启迪你深层次的思考。原来历史也有如此活泼的个性！房龙作品的许多读者都这么惊叹过。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希望能拉近自己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信任自己，彼此视为亲密的朋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视这种愿望为奢望。他们无法做到的，房龙却做到了。凡读过房龙作品的，都会对他那一见如故、亲和坦诚的姿态留下深刻的印象。

1999年至2001年，北京出版社分两批推出共14册(收入17种著作)的《房龙文集》，在房龙著作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为读者摆下了一桌房龙原汁原味的人文主义盛宴。如今他们又对房龙的作品进行重新整合和精心挑选，补入慷慨激昂的政论《我们的奋斗》和情趣盎然的房龙手绘画集，推出一套能体现作家完整著述人生和人格特征的《典藏房龙》。这次对房龙著作的重新整合走的是容易读、喜欢读、值得读的“亲民”路线，把厚书变薄书，把丛书变精致，使之更加符合如今读者的阅读习惯。这无疑是中国众多“房龙迷”的一大幸事，也是近30年中国房龙著作出版的一座新里程碑。房龙会很高兴，因为这恰恰是要把房龙一贯的做书理念发扬光大。

作为《典藏房龙》丛书热心的推荐者，笔者自认为跟房龙缘分不浅。

首先，是“房龙”这个名字引领我迈进了文学翻译的门槛。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是房龙创作的传记小说《伦勃朗的人生苦旅》，接着又译了房龙未完成的自传和房龙之子写的《房龙传》，还编译了《房龙精选集》，从此在译书的路上一发而不可收，梭罗、库切、卡波特、多丽丝·莱辛……这一连串文学界闪光的名字，成为我艰辛“译路”上的一个个驿站。

其次，是房龙启发了我做书的理念，是房龙示范了一种品味历史文化的方式。虽然我画不出房龙那样生动活泼的插图，但我编写了一系列图文并茂的品味西方文化的书。像房龙那样，这些书力求能循循善诱地为读者引路，而不是板起学者权威的长脸一味灌输。

再次，由房龙引出了我对这位也许是“不入三教九流”的通俗历史写家的一通学术追索。我认真地研究起专写非虚构畅销书的房龙。于是就有了《房龙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出版界》、《品尝老房龙的人文主义盛宴》、《房龙四题》、《房龙：大象风格的历史写家》一系列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没想到从《房龙文集》到《典藏房龙》，十年构成了一个循环。随着《典藏房龙》进入北京出版集团公司的议事日程，我在协助策划这套丛书的同时，还受命翻译《我们的奋斗》和编写《房龙手绘画》。我感觉又回到“初识”房龙的那个时候，仿佛找回了当时“初生牛犊”的激情。尽管向希特勒宣战的房龙没有心思为《我们的奋斗》画一张插图，但我却不由自主地要做出一本充满图片、历史感、可掬可捧的《我们的奋斗》。把房龙的书做成意味隽永的经典……也许这是我发自内心地对房龙的感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