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膺（1697—1756），南通人，是“扬州八怪”画家群中一位重要人物。其为人正直疏狂、个性鲜明，有抱负、为官勤政悯民而画艺又精妙绝尘。张松林著的《李方膺(扬州八怪中的南通人)》生动地讲述了他一生陟黜盈缩的曲折经历，并且评介了他的高超艺术成就。全据史实，探讨精细，新意频出。文笔隽美可读。

引言
第一章 腹有诗书气自华
第二章 不尽春光在眼前
第三章 初人仕途“谈笑轻王侯
第四章 从今不薄风尘吏
第五章 画家门户终须立
第六章 收拾春光又重来
第七章 转从三黜任逍遥
第八章 独以诗画荐轩辕
尾声
附一：李方膺大事简表
附二：管劲丞：《李方膺史料杂考六题》选二
附三：李方膺梅花楼诗抄、题画诗文及语录
后记——李方膺作品中的信息
主要参考书目

由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编纂的“江海文化丛
书”(以下简称“丛书”)，从2007年启动，2010年
开始分批出版，兀兀穷年，终有所获。思前想后，
感慨良多。
我想，作为公开出版物，这套“丛书”面向的
不仅是南通的读者，必然还会有国内其他地区甚至
国外的读者。因此，简要地介绍南通市及江海文化
的情况，显得十分必要，这样便于了解南通的市情
及其江海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和历史过
程；同时，出版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选题原
则和编写体例，一定也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因此
，介绍有关背景情况，将有助于阅读和使用这套“
丛书”。
南通市位于江苏省中东部，濒江(长江)临海(黄
海)，三面环水，形同半岛；背靠苏北腹地，隔江与
上海、苏州相望。南通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及人文
特点，被列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
市之一。
南通市所处的这块冲积平原，是由于泥沙的沉
积和潮汐的推动而由西北向东南逐步形成的，俗称
江海平原，是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境内的海
安县沙岗乡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告诉我们，距今
5600年左右，就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而境内启东
市的成陆历史仅300多年，设县治不过80余年。在漫
长的历史过程中，这里有沧海桑田的变化，有八方
移民的杂处；有四季分明、雨水充沛的“天时”，
有产盐、植棉的“地利”，更有一代代先民和谐共
存、自强不息的‘‘人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
这里成为我国实现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城市。晚清状
元张謇办实业、办教育、办慈善，以先进的理念规
划、建设、经营城市，南通走出了一条与我国近代
商埠城市和曾被列强所占据的城市迥然不同的发展
道路，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南通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筑城设州治，名
通州。北宋时一度(1023—1033)改称崇州，又称崇
川。辛亥革命后废州立县，称南通县。1949年2月，
改县为市，市、县分治。1983年，南通地区与南通
市合并，实行市管县新体制至今。目前，南通市下
辖海安、如东二县，如皋、海门、启东三市，崇川
、港闸、通州三区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
80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770万，流动人口约100
万。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南通目前的总体实力在
全国大中城市(不含台、港、澳地区)中排第26位，
在全国地级市中排第8位。多年来，由于各级党委、
政府的领导及全市人民的努力，南通获得了“全国
文明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综合
治理先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
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并有“纺
织之乡”、“建筑之乡”、“教育之乡”、“体育
之乡”、“长寿之乡”、“文博之乡”等美誉。
江海文化是南通市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上下
五千年，南北交融，东西结合，具有丰富的历史内
涵和深邃的人文精神。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江海
文化的形成，不外乎两种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环境
，二是社会结构。但她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尽相同之
处是：由于南通地区的成陆经过漫长的岁月和不同
阶段，因此移民的构成呈现多元性和长期性；客观
上又反映了文化来源的多样性以及相互交融的复杂
性，因而使得江海文化成为一种动态的存在，是“
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
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变”是组
成江海文化的各种文化“基因”融合后的发展，“
不变”是原有文化“基因”的长期共存和特立独行
。对这些特征，这些传统，需要全面认识，因势利
导，也需要充分研究和择优继承，从而系统科学地
架构起这一地域文化的体系。
正因为江海文化依存于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
，蕴含着自身的历史人文内涵，因而她总会通过一
定的“载体”体现出来。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分类，“文化遗产”可分为四类：即自然遗产、文
化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历
史文化人物、历史文化事件、历史文化遗址、历史
文化艺术等，又是这四类中常见的例证。譬如，我
们说南通历代人文荟萃、名贤辈出，可以随口道出
骆宾王、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郑板桥等历代
名人在南通留下的不朽篇章和轶闻逸事；可以随即
数出三国名臣吕岱，宋代大儒胡瑗，明代名医陈实
功、文学大家冒襄、戏剧泰斗李渔、曲艺祖师柳敬
亭，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等南通先贤的生平
业绩；进入近代，大家对张謇、范伯子、白雅雨、
韩紫石等一大批南通优秀儿女更是耳熟能详；至于
说现当代的南通籍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
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也是不胜枚举。在他
们身上，都承载着江海文化的优秀传统和人文精神
。同样，历史文化的其他类型也都是认识南通和江
海文化的亮点与切人口。
本着“文化为现实服务，而我们的现实是一个
长久的现实，因此不能急功近利”的原则，南通市
江海文化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就将“丛书”的编纂
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试图通过对江海文化的深入研究，将其中
一部分能反映江海文化特征，反映其优秀传统及人
文精神的内容和成果，系统整理、编纂出版“江海
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将为南通市政治、经济
、社会全面和谐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为将南
通建成文化大市和强市夯实基础，同时也为“让南
通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南通”做出贡献。
“丛书”的编纂正按照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逐
步展开。
纵向——即将不同时代南通江海文化发展史上
的重要遗址(迹)、重大事件、重要团体、重要人物
、重要成果经过精选，确定选题，每一种写一方面
具体内容，编纂成册；
横向——即从江海文化中提取物质文化或非物
质文化的精华，如“地理变迁”、“自然风貌”、
“特色物产”、“历代移民”、“民俗风情”、“
方言俚语”、“文物名胜”、“民居建筑”、“文
学艺术”等，分门别类，进行归纳，每一种写一方
面的内容，形成系列。
我们力求使这套“丛书”的体例结构基本统一
，行文风格大体一致，每册字数基本相当，做到图
文并茂，兼有史料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先拿出一
个框架设想，通过广泛征求意见，确定选题，再通
过自我推荐或选题招标，明确作者和写作要求，不
刻意强调总体同时完成，而是成熟一批出版一批，
经过若干年努力，基本完成“丛书”的编纂出版计
划。有条件时，还可不断补充新的选题。在此基础
上，最终完成《南通江海文化通史》《南通江海文
化学》等系列著作。
通过编纂“丛书”，我有四点较深的体会：
一是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基础。我们从这套“丛
书”，看到了每一单项内容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
都是具有学术素养的资料收集者和研究者；以学术
成果支撑“丛书”的编纂，增强了它的科学性和可
信度。
二是关键在广大会员的参与。选题的确定，不
能光靠研究会领导，发动会员广泛参与、双向互动
至关重要。这样不仅能体现选题的多样性，而且由
于作者大多出自会员，他们最清楚自己的研究成果
及写作能力，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可以提高作品的
质量及成书的效率。
三是离不开各个方面的支持。这包括出版经费
的筹措和出版机构的运作。由于事先我们主动向上
级领导汇报，向有关部门宣传，使出版“丛书”的
重要性及迫切性得到认可，基本经费得到保证；与
此同时，“丛书”的出版得到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支
持，出版社从领导到编辑，高度重视和大力配合；
印刷单位全力以赴，不厌其烦。这大大提高了出版
的质量，缩短了出版周期。在此，由衷地向他们表
示谢意和敬意！
四是有利于提升研究会的水平。正如有的同志
所说，编纂出版“丛书”，虽然有难度，很辛苦，
但我们这代人不去做，再过10年、20年，就更没有
人去做，就更难做了。我们活在世上，总要做些虽
然难但应该做的事，总要为后人留下些有益的精神
财富。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我深信研究会定能不
辱使命，把“丛书”的编纂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做得
更好。
研究会的同仁嘱我在“丛书”出版之际写几句
话。有感而发，写了以上想法，作为序言。
2010年9月(作者系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会长
，“江海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

张松林著的《李方膺(扬州八怪中的南通人)》是一本传记，以叙述为主，间出考证、分析和议论，也间出描写，但以尊重历史史实为原则，力求比较准确而真实地挖掘出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
本书的写作借鉴了部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有不少地方不同于前人。主要参考了今人编写的《李方膺年谱》《年表》，重点依据各种古籍对李方膺生平的原始记载和李方膺本人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信息。

本书是一本传记，以叙述为主，间出考证、分
析和议论，也间出描写，但以尊重历史史实为原则
，力求比较准确而真实地挖掘出历史人物的精神世
界。
本书的写作借鉴了部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
又有不少地方不同于前人。主要参考了今人编写的
《李方膺年谱》《年表》，重点依据各种古籍对李
方膺生平的原始记载和李方膺本人作品中所反映出
来的信息。对于本书主人公李方膺的生平经历、个
人思想、艺术追求，我除了未敢隐匿自己的看法之
外，同时也对有关历史事件以至人物生活细节作了
多处考索和探讨，这对于研究李方膺也许有一点新
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出现了研究扬州画派
的热潮。南通文物商店引进了各地出版社出版的李
方膺画册和相关书籍，我仅出于对乡贤的崇敬以及
对美术的兴趣，陆续搜集了一批资料，当时只是为
了满足阅读而已。1997年，南通举办“纪念李方膺
诞辰三百周年”活动，展出了李方膺的书画作品，
我才知道李方膺原有《梅花楼诗抄》二卷，今已散
佚。从此，我就有心查找李方膺所著的文字资料。
例如，从市图书馆藏清代王藻编《崇川各家诗抄汇
存》中抄得二十六首。从周积寅编著《李方膺书画
集》、何平华编《扬州画派作品精选·李方膺》《
扬州八家画册》等著作上抄下了李方膺题画文字资
料两百多篇诗文。同时又留心各地图书上零星刊出
的李方膺作品，如发现邓明编的《百梅图说》一书
上，有一幅从未见过的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李方膺
的作品。画上题的一首诗是：“逢人道我是狂夫，
成得狂夫便是吾。只想梅花当饭吃，广平一字一鸦
涂。”落款是“乾隆十年正月写于梅花楼”。觉得
重要，就买了回来。这种因有一幅有价值的画而买
下书的情况是常有的。后来又做了_一件“笨事”，
即把李方膺著的文字资料——主要是诗文(包括借用
他人诗文题画的作品)，按年代先后重抄了一遍，为
甲篇：编年作品。余下的称乙编：未编年作品。又
有“待考诗文”附于后。另外，我在抄录李的题画
作品的同时抄录了时间和地点的落款，并有心一一
查找出诗文中的用典。这样一排列、一阅读后便发
现了不少新的信息，有的是前人研究时没有重视或
者没有发现的，有的是前人弄错的。这样，我就觉
得有必要写出自己的发现和认识来了。
适值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的鼓励，希望有一
本关于李方膺既真实又有可读性的图书，我就选择
了传记的写法。
我在李方膺作品中寻找信息，首先注意的是他
在不同时期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感情和取得的艺术成
就。
先说我对李方膺思想境界的认识。我认为李方
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人民性，在扬州画派一群画家
中当和郑板桥相伯仲，是数一数二的。郑板桥为官
时说，“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
末”，其在家书中又反复吩咐舍弟“焚去”前代家
奴契券，要体贴宽待佃户。李方膺年轻时即承“农
为本”的家教，自己又放牛、又下田(如有诗自述少
年时“早起牵牛下绿芜”“东作提筐送饭无”等)，
就培养了对农人的同情心。日后他做乐安县官时，
连贫苦佃户无柴草的事都想到，并帮助解决。在《
柿枣图》和《墨菜图》上题的诗，说农人房前屋后
和自家地里长的柿枣蔬菜都不敢上市换米钱，原因
是“怕得官衙索税钱”，“贱卖青钱到手空”；在
《钟馗图》上题的诗说“节近端阳大雨风，登场二
麦卧泥中。钟馗尚有闲钱用，到底人穷鬼不穷”。
从中，都可以看到李方膺接近“农人’、同情“农
人’的思想。而晚年的李方膺则又有过之。他称笔
下的梅花为“平生知己”。这“知己”是他心目中
品格最高尚的人。他一生不携妓、不纳妾，宽待“
侍者”。做官的时候不在下僚面前摆架子，如常与
下官喝酒，且“脱帽露顶，不知身为长官”。尤其
在金陵秦淮河畔居住、卖画期间，他在梅花长卷上
的题辞里，赫然把封建社会里被压在最下层的“歌
童舞女”，比喻成世上最洁净的梅花，并且把她们
和“日月星辰”“山河川岳”“硕德宏才”并列，
这是十分大胆而进步的思想，不禁让人联想到《红
楼梦》作者对晴雯等下等奴仆的同情，显然这是明
末清初出现的朦胧的民主意识。
同时，笔者以为前人研究李方膺往往立足于“
画家”角度，而对他勤政为民的才能和魄力评价不
足。这主要表现在乐安知县任上所做水利调查和经
周密计划开挖修筑了一条全长五十六里有奇的福民
河，前人往往一笔带过，没有达到足够的重视程度
。李方膺所撰《山东水利管窥略》一书，实是一部
十分详细、严密而科学的水利论文；主修开挖的福
民河造福一方，在那个时代不能不算是一项重大工
程。这也是他本人晚年十分看重的一件事。本书做
了较详细的介绍，或许更有利于了解主人公的执政
能力和思想水平。
次说李方膺的艺术品位。笔者把李方膺的艺术
生涯分为四个阶段。一为青少年时代的学习时期，
学无专师，实为多师。二为眼界打开后的觉醒时期
，强调以造化为师，强调“画家门户终须破”，破
因循守旧，破陈规陋习。
……
今据赵鹏先

李方膺乳名龙角。他出生的时候，家庭成员中除了父亲李玉鋐、母亲姚氏之外，还有祖母以及三个哥哥。他最小，很受宠爱。长大后他的个性自然与三个兄长有些不同。当时一家七口，守着祖传的十亩田，要按当时国家人口和土地面积平均计算，真是很少的。虽然家中有耕牛，有舂房，也只是比一般租田种的佃户好些，基本温饱，聊以度岁。李家世代把读书求进看成正途，同时又把农耕看作根本。因此，半耕半读、亦儒亦农是李玉鋐的家法。李方膺有诗回忆父亲的家规说：“教儿从幼怕歧途”“诸孙八九开蒙学”“半业农田半业儒，自来家法有规模”。李玉鋐就是希望子子孙孙牢牢记住“半业农田半业儒”的“家法”。所谓业农，就是知农学农务农，即视“农事生灵本”。所谓业儒，即读书明理，免至“歧途”。业儒当然也包括做官。不过，不是为做官而做官，而是要切记治国安邦，抓好农事生产，体恤百姓疾苦。“歧途”即指为一己之荣华富贵而钻营于官场。这是李玉鋐所不屑的。李玉鋐本人对农事就很熟悉。他没有发达时，就在家教孩子读书，同时还要督促儿子下田做农活。据记载李玉鋐在广东知县任上奉旨回京，顺道回家一趟，除了会亲友之外还下田劳作。
李方膺九岁之前，父亲李玉鋐还是个秀才。母亲可能也知书识字——李玉鋐在外做官后曾有诗寄给她。她很能干，里里外外操持着家务，农闲季节好让丈夫带着几个孩子专心读书。农事忙的时节，李方膺的三个哥哥要一边读书一边跟着父母下田做农活。李方膺还小，父亲交给他的差事除了读书之外便是放牛、送饭。“耳边犹听呼龙角，早起牵牛下绿芜。”“东作提筐送饭无？”几十年后，李方膺还亲切地记得小时候祖母或母亲喊他的声音：“龙角，龙角！给哥哥他们送茶饭到东边田头去。”“龙角！该起身放牛去啦！”放牛要起早，牵着牛在乡间小河边缓缓地走，让牛吃些带露水的青草。这活不苦，但不能让牛闯到农田里去啃了庄稼。
遵照父亲李玉鋐的要求，李方膺兄弟四人都是在他们八九岁的时候开蒙识字的，读《三字经》《千字文》，然后是《论语》《大学》《孟子》……大哥李方曹（字何勋，号萧斋）在康熙四十七年入学，即考上秀才。二哥李方韩（字荆州，号一识）承祧给同族，改名彩升。他聪明，入学较早。古代童生无论年纪大小都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三番共十多场的考试，合格被录取后才成为生员（即俗称秀才），生员按成绩被分到府州县各级庠序读书，要参加教官的月课、季考。以后还要参加学政“按临”的岁试、科试，成绩分六等，有奖励，有留级，有降级。所谓“六等黜陟法”。一等为廪膳生，简称廪生。每年可领到四两白银，叫廪饩银。当了廪生如以后某次考得太差，照样要受到留级或降级的处分。其他秀才如考得好可升级为增生、廪生。如考得太差，不仅要受到留级或降级的处分，还要挨板子。廪生中各府每年还有一个向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推荐的名额，这叫岁贡生。秀才有了这个身份就可以做官，而且被目为正途，和中举、中进士进入仕途是一样的，其余则被视为杂途。雍正元年（1723）李玉鋐升任云南楚雄知府，李方膺的二哥李彩升即以廪贡生被保举随父分发云南候选，不久被补为广西桂林府训导。到任后兴学修书院，“率诸生肄业其中”。后随军镇边，建有边功，被晋升为府同知。行将上任，雍正二年被总督高其倬请去佐理修筑楚雄城。三个月完了工，人却因为过劳成疾而病死于署中，年仅三十九岁。李彩升的诗也写得好，又擅长绘画，尤以兰竹花卉为能手。对李方膺早年学画影响较大。这里录他《滇南道中寄内》诗一首，也可见其诗歌一斑。（P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