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卫运河艾墩甸的高坡上(许辉中短篇小说典藏)(精)》收录了作家中短篇小说20余篇，如《别人的天堂》《城里来的人》《在卫运河艾墩甸的高坡上》《鄢家岗的阚娟》《桑月》等。这些作品的内容多描述的是朴素的乡村生活，尤其是对淮河流域乡村生活的描述。作家以自己丰富的积累、对故乡的浓浓情怀，塑造了一个个朴实的农民形象，展示了淮河流域的风土人情，突出地表现出淮河普通劳动者的优良品德。

许辉，男，1957年生，安徽人，国家一级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散文委员会委员，茅盾文学奖评委，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八、九、十届政协委员。作品有小说《碑》《尘世》 散文《和自己的心情单独在一起》等。

1997年
过年(存目)
十月一日圆明园和颐和园
读她(存目)
花岛的故事(存目)
1998年
一棵树的淮北
地道(存目)
2001年
李中和白燕去白石山镇
尼玛草原的狂欢
尕海
2003年
别人的天堂
樛藤河两题：河·源
桑园湖
紫蓬山
蚕
2004年
吃米饭的人
城里来的人
园子里的蜗牛
受伤的鸟
2005年
买油记
2006年
鄢家岗的阚娟
1984年的丑男
2007年
桑月
槐月
广场
花生
在卫运河艾墩甸的高坡上
俺的自传

《在卫运河艾墩甸的高坡上》为《许辉中短篇小说典藏》系列之一。许辉的中短篇小说曾获多项中国当代文学重要奖项，其作品多元多义，视野开放，追求卓而不群的文化性格和美学元素，在文化思考上有独到的深刻之处，在内容选题上多有开拓，在文本追求上则富创个性，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文风独具，其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值得深入挖掘。

1997年
十月一日的圆明园和颐和园
我客居北京有好长时间了——我自己感觉都已经有好长时间了。但屈指算来，也才三五个月，或者最多七个月。我的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我不想坐下来写一个字。小说啦，散文啦，纪实文学啦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文体现在都在衰颓，都充满了虚假的做作。固有的小说结构已经僵化，新的结构还没有从自然界里生长出来。新潮派仍然是对译本的翻造，有责任感的传统现实主义使人疲倦。散文的勉强和妩媚已经泛滥成灾，诗歌的读者很少，纪实文学一篇比一篇雷同，新闻报道好像也没有十分吸引人的消息。我想找一件略微能挣点钱的临时工作，可是我又突然发现我太挑剔了，也许是太慵懒了。
曾经有那么几天，我一时冲动，跑出去找了十几位朋友，请他们帮我留意工作的事情。但是回到居所时我就已经松弛了下来，以致兴味全无了。三五天后信息反馈回来，有一个作家班在北师院，我可以随便去讲几节课，挣一笔讲课费。但我觉得那太费事，我得提前准备，还得按时到场，于是我婉言谢绝了。另有一份组稿的工作，我可以只上半天班，甚至不上班也行，只要我能组到有出版价值(大印数的畅销书)的书稿，报酬他们是绝不会少的。但我不想变成一个四处流窜的中间人，不想去向所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撰稿者拍胸脯说大话，请他们下馆子喝酒，一天三五封电报或五七个电话求他们，然后再同我的老板讨价还价，耍手腕、斗心机、要回扣，于是我也谢绝了。后来有一位朋友说他们报社需要特约记者，但每人每月有五千到一万块钱的拉广告任务。拉广告也不错，回扣是30％。再给企业写篇长点的报告文学，稿费是千字三十到五十不等，收入可观。我盘算了一下，即使我每月可以拉到五千块钱的广告，加上报告文学的稿费收人，也才一千多点两千不到。我不会因此而丰衣足食的(与大款们相比)，更不可能发财，我也谢绝了。最后一份工作是去管理一个小书店，对方的条件绝对宽容：每月的纯利润只要完成三千，就可以拿到四百到六百元工资，当然，奖金另算。我想了很久，这是一件有诱惑力的事情，如果接受下来，我就是老板了。我有可能被人称为大款(大款当然差不多都是老板)；我也有可能开一辆桑塔纳，停在建国门内大街的北京饭店附近，下得车来，面向众人，拿出手机(故意？)旁若无人地随便打一个电话，然后再钻进车里开走；我还可能有非常丰富的生活，每天白天谈成三五笔大生意，晚上到舞厅、歌厅或高级宾馆与多位看好我的小姐应酬……但一想到我挣了很多钱，到头来都并不是我的，我只能拿那几个死工资(外加可以数得过来的奖金)，我就泄气了。我不愿意辛辛苦苦为别的我不认识的人做嫁衣裳，特别因为这不是牵扯到理想和信念的事，我就更不愿做出牺牲了。我也婉言谢绝了。所以到现在我还在寻找。我过得有点苦闷，也非常孤寂。我远离家乡，每天还要交付房租，还要吃饭，还有别的各种开销，我觉得社会正在掏空我。
这是九月的最后五天了。大街上一派节日气氛，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坛早就布置好了，北京的几家电台也一刻不停地说节日将怎样热闹、怎样“丰盛”。早上醒来，我看见了窗外的阳光，我一时留恋这种境界，就躺在床上没有起来。我想，如果她们能来就好了——我想到的是我的妻子和女儿——虽然我在此无所作为，但她们并不知道这些，她们是一贯地、毫无保留地信任我的。再说，我们也有好长时间没聚了。如果一家人能一起在节日的北京玩几天，那一定是最愉快的事情，我以前的失意也许都可以一笔勾销，都可以化为乌有呢。
想到这里，我爬起来去给妻子打长途电话。我们立刻就约好了，因为女儿不能缺课太多，所以如果她们来，就二十九号出发，三十号到。为什么要说如果呢？那是因为假如妻子请不准假，或是买不到车票，她们就只好不来。我把地址、楼号和乘车路线都告诉了她。妻子在电话里大声地说：你别管了，你也别打电话了，电话费你省着吧，打这样一个电话得十几块钱吧，你说话又哕哕唆唆的，你省着买几斤梨吃吧，听说北京的气候挺干的，反正我们会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的。我认为我是理解了她的意思了。我说：好吧，就这么说吧。
我心里很高兴，有一种成功的感觉。我盼着快到三十号，好像三十号能给我某种转机或机会。我天真地对此充满了兴奋、新奇和渴望。剩下的这几天，我更做不了什么事了。为了消磨时间，我踱到街头和北京语言学院。像北京的许多地方一样，学院门口也站着或坐着几个经警。我一往里进就被他们拦住了，他们好像能认出所有的教师和学生似的。我说：我进去买书的。我把工作证拿给他们看，其中的一个接了过去。他看了半天，然后向另一个讲：外地的，合肥的。我说：我大老远跑来，就为买几本书。他们说：你进去吧。我就进去了。我在语言学院转悠了半天。我先是跟踪所有在路上走的外国姑娘，黑人、白人、棕人、混血者，观察她们的举止动作，探测她们的潜在国力，评价她们的民族生命，然后我就到了运动场边上。我在椅子上坐下来，长时间地看人打网球和打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