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安馆
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屉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掸窗台，掸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飞舞得更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
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格格地响，我想骂她，但她倒先说话了：
“还没睡够哪！”说着，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我穿着绒裤褂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她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看这就知道那棉花有多厚了。
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倾着身子，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她就用篦子篦呀篦呀的，炉子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天气冷，油凝住了，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搽。
窗外很明亮，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我在想，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
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她正在告诉宋妈，今天买什么菜。妈不会说：“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她说：“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
妈妈梳完了头，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连忙喊住她：
“宋妈，我跟你去买菜。”
宋妈说：
“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
宋妈是顺义县人，她也说不好北京话，她说成“惠难馆”，妈说成“灰娃馆”，爸说成“飞安馆”，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惠安馆”，到底哪一个对，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她昨天还冲我笑呢！她那一笑真有意思，要不是妈紧紧拉着我的手，我就会走过去看她，跟她说话了。
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三层石台阶上去，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门上横着一块匾，路过的时候爸教我念过：“飞安会馆”。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飞安”那个地方来的学生，像叔叔一样，在大学里念书。
“也在北京大学？”我问爸爸。
“北京的大学多着呢，还有清华大学呀！燕京大学呀！”
“可以不可以到飞安——不，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
“做唔得！做唔得！”我知道，我无论要求什么事，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
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轻轻说：“疯子！”我们就擦着墙边走过去，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膊制止我。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看来来往往过路的人。（P10－13）
冬阳·童年·骆驼队——《城南旧事》出版后记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
它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儿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人干冷的大气中。
爸爸在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我在想，麻袋里面是“南山高末”呢，还是“乌金墨玉”？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但是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
另外一个拉骆驼的，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它们把前脚一屈，屁股一撅，就跪了下来。
爸爸已经和他们讲好价钱了。人在卸煤，骆驼在吃草料。
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了起来。
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它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它天生是该慢慢的，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就很难看。
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儿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系着一个铃铛，走起来，“当、当、当”地响。
“为什么要系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
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戴上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
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
“不是的，爸！它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您不是说，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反刍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戴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
爸爸想了想，笑笑说：“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
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太阳特别地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么？骆驼也脱掉它的绒袍子啦！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乌金墨玉”都卖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 夏天来了，再不见骆驼的影子，我又问妈：
“夏天它们到哪儿去？”
“谁？”
“骆驼呀！”
妈妈回答不上来了，她说：
“总是问，总是问，你这孩子！”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
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1960年10月
代序
差不多十年前了，我写过一篇题名《忆儿时》的小稿，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
我的生活兴趣极广泛，也极平凡。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
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要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是怂恿着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穿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儿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些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最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说电唱机了！），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我便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
“‘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平的土话叫做“听蹭儿”。我有时大大方方地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地一关，好不威风！
“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按在话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片子转动了，先是那句开场白：“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摩擦出吱吱的声音，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不过因为熟主顾，最后总会饶上一张“洋人大笑”，还没唱呢，大家就笑起来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更笑得凶，乱哄哄的，演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多么有用的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便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没有人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并不注重“不要带儿童到公共场所”的教条。
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她爱看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梅玉配》。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两个铜板）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大戏场里，男女分座（包厢例外），有时观众在给“扔手巾把儿的”叫好，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儿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儿痒痒，非喊两声“好”才过瘾。
大戏总是最后散场，已经夜半，雇洋车回家，刚上车就睡着了。我不明白那时候的大人是什么心理，已经十二点多了，还不许人睡，坐在她们（母亲或老妈子）的身上，打着瞌睡，她们却时时摇动你说：“别睡！快到家了！”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睡觉？母亲说，一则怕招凉，再则怕睡得魂儿回不了家。
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成了屠宰场，城南的繁华早已没落了，偶然从那里经过，便不胜今昔之感。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
1951年7月28日
我记得写上面这段小文的时候，便曾想：为了回忆童年，使之永恒，我何不写些故事，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于是这几年来，我陆续地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儿。读者有没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的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那时我十三岁，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子所该负的责任。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要分几个段落的话，父亲的死，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段落，我写过一篇《我父》，仍是值得存录在这里的：
写纪念父亲的文章，便要回忆许多童年的事情，因为父亲死去快二十年了，他弃我们姊弟七人而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在我为文多年间，从来没有一篇专为父亲而写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写到父亲，总不免要触及他离开我们过早的悲痛记忆。
虽然我和父亲相处的年代，还比不了和一个朋友更长久，况且那些年代对于我，又都是属于童年的，但我对于父亲的了解和认识极深。他溺爱我，也鞭策我，更有过一些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表现他的专制，但是我也得原谅他与日俱增的坏脾气，和他日渐衰弱的得了肺病的身体。
父亲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努力，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人。他的生活多么丰富！他生性爱动，几乎无所不好，好像世间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等待他来动手。我想他对自己的死是不甘心的。但是促成他的早死，多种的嗜好也有关系：他爱喝酒，快乐地划着拳；他爱打牌，到了周末，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他是聪明的，什么都下功夫研究。他害肺病以后，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家里有一个五斗柜的抽屉，就跟个小药房似的。但是这种饮酒熬夜的生活，便可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我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常到酒妓馆林立的地方，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他太任性了！
母亲的生产率够高，平均三年生两个，有人说我们姊妹多是因为父亲爱花的缘故，这不过是迷信中的巧合，但父亲爱花是真的。我有一个很清楚的记忆，便是父亲常和挑担卖花的讲价钱，最后总是把整担的花全买下。于是父亲动手了，我们也兴奋地忙起来，廊檐下大大小小的花盆都搬出来。盆里栽的花，父亲好像特别喜欢文竹、含羞草、海棠、绣球和菊花。到了秋天，廊檐下，客厅里，摆满了秋菊。
花事最盛是当我们的家住在虎坊桥的时候，院子里有几大盆出色的夹竹桃和石榴，都是经过父亲用心培植的。每年他都亲自给石榴树施麻渣，要臭好几天，但是等到中秋节，结的大石榴都饱满地咧开了嘴！父亲死后的第一年，石榴没结好；第二年，死去好几棵。喜欢附会迷信的人便说，它们随父亲俱去。其实，明明是我们对于剪枝、施肥，没有像父亲那样勤劳的缘故。
尽管父亲的脾气有时暴躁，他却有更多的优点，他负责任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金钱。我们每一个孩子他都疼爱，我常常想，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使生命得以延长，看子女茁壮成长，该是最快乐的事。但是好动的父亲，却不肯好好地养病。他既死不瞑目，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童年美梦，顿然破碎。
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父亲的死，给我造成这一串倔强，细细想来，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承受于我那好强的父亲呢！
1951年8月8日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的程度，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新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
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是有连贯性的，读者们别问我那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骏而神圣吗？
1960年7月
《城南旧事（插图本）／现代名家画本》是林海音的经典自传体小说，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作品通过在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民国时北京城南的风土人情恰切地融入字里行间，为读者架设了一个明晰的时空背景。作品文字风格纯美清新，艺术特色鲜明，故事温暖亲切，又带着淡淡的忧伤，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的程度，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新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
《城南旧事（插图本）／现代名家画本》一书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是有连贯性的，读者们别问作者林海音那是真是假，只要读者分享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骏而神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