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空子”的外国人

梅笑寒

作者介绍：梅笑寒，男，1992年毕业于北京语言学院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在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先后任教师、副主任，现担任主任一职。曾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及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任外交官，并担任联合国国际学校(纽约)中文教师。

作者感言：现虽囿于经营管理，任务繁重，鲜有时间从事一线教学，但我热爱教学并醉心于中外文化交流工作，每每看到学生点滴的进步都为之骄傲，每每听到学生对我们新设计课型的积极反馈都颇感欣慰。我愿意以我的教学及管理经验，与“对外汉语人”一道架起中外文化交流的“友谊之桥”。

记得第一次上课时，得知某位学生有个响亮的中文名字“史为鉴”，我颇惊讶于其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猜想能够“以史为鉴”的老外没准儿是个“中国通”式的学者。后得知“史先生”是A国现役军人，不仅身份上跟学者差着十万八千里，而且谈起话来毫无学究书生气，不但用流利的汉语介绍他以前来中国留学工作的经历，还询问我在他的祖国工作时有何逸闻趣事，对他的同胞印象如何等等，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属于那种“自来熟”的极具亲和力的人物。

史为鉴的中文水平虽介于中级和高级之间，但对他所从事的专业方面的中文知识却颇为丰富。我所教授的时事话题课多涉及南海、钓鱼岛、朝核、伊核、地区安全等国际热点问题，政治、军事方面的术语很多。史为鉴学习起来非常认真，对每个词语的意思“锱铢必较”，仔细揣摩各国政府发言人套话背后的“弦外之音”，有时还由于立场观点不同与我就某一敏感话题争得面红耳赤。我有时故意用他不爱听的话刺激他，引得他用中文表达他的立场和观点，达到了充分练习的教学目的。

课间，我们通常喝着咖啡聊些轻松的话题。记得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梅老师，你知道在中国逛公园逃票的方法吗？”这一下子吊起了我的胃口。史为鉴颇为得意地讲起了他在北京留学期间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带着老婆孩子共四人来到北京某公园的售票处，看见规定中写着“现役军人免票”的字样，他一下子掏出了他本国的军人证并微笑着用中文要求免票。售票员当时惊呆了，跟他解释说这里的现役军人指的是中国的现役军人，外国军人不享受此待遇。史为鉴反驳说：“你们的规定里并没有写只有中国现役军人免票。”问得售票员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但仍然拒绝其“无理要求”。这个时候，史为鉴就拿出了他“自来熟、套近乎”的看家本领，用当时还不太流利的汉语对售票员讲他的祖国跟中国如何友好，“二战”期间两国如何并肩作战等等，很快就博得了售票员的好感，引得大家纷纷夸他中文说得好。眼看“钻空子”马上要得手，售票处的领导突然现身，了解事情经过后否决了免票的待遇。这时候，那个售票员反而为史为鉴据理力争：“既然规定里没有写明，那么对外国军人免票就不违规。”最终，史先生一家得偿所愿，还跟售票员交了朋友。在讲完这件事之后，史为鉴还不忘幽了一默，说他幸亏不是日本军人，否则即使说出一千条理由售票员也不会给他免票。看，他多了解中国的国情啊！

这个故事引发了我的思考，为什么史为鉴在中国“钻空子”能成功呢？我回想起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作时，当地各种规定的条文冗长，哪怕是一座街心公园也会有非常详细的使用规定，我觉得应该没几个人认真看过，甚至觉得这种“规避风险推卸责任”的做法多此一举。但细一想来，缜密的条文规定大大减少了基层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史为鉴证实，西方国家的公园也有类似中国的“现役军人免票”的规定，但对持什么证件等有详细的规定，绝不可能发生售票员不知如何是好或私自做主免票的事情。

那么，究竟是中国人懒于制定详细的规定呢，还是不愿这样做？这里面也许有许多深层的文化原因。众所周知，中国与西方在文化上差异巨大：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思维比较抽象，西方人比较具体；在生活态度上，中国人偏重精神感受，西方人注重实用；在饮食方面，中餐重形式，讲究“色香味”，西餐讲实际，注重搭配和内在质量。体现在绘画、音乐等艺术方面，中国艺术讲究写意和意境。拿绘画为例，相比于西方绘画重“透视法”、讲究“解剖学”、贵在“形似”的几大原则，中国画多用线条，人物画不按比例、重“神韵”，特别是中国山水画法中的留白手法，就是为了给读者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营造出一种“意境之美”。

其实，留白这种中国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还被广泛运用到音乐、诗词、戏剧和文学作品上。留白就是在作品中留下相应的空白，如文学中讲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音乐和戏剧中有时追求“此处无声胜有声”，判断中国诗歌好坏的标准中有“宜白不宜直”，就是为了追求一种含蓄的境界。在这些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的影响下，中国人一直以来相比西方人更为含蓄、不外露。

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其实蕴含着哲学思想。中国人常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出自《庄子·天道》，道家的解释是“只能用心去揣摩领悟深奥的道理，没法用言语具体表达出来”。而另外一个妇孺皆知的成语“过犹不及”则出自《论语·先进》，它是儒家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孔子把中庸看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这也是中国人所说的“分寸”和“度”。在这点上，中国古代哲学三大支柱中的儒家和道家不谋而合。

明白了这个道理，史为鉴“钻空子”成功的原因就一目了然了。首先，由于受过于抽象、不重具体的文化影响，中国的法律法规制定得不够详尽，他敏锐地抓住了规定的漏洞；其次，他意识到法规不详尽给管理者“留白”太多，有可能由售票员自己裁定之后，运用了“大谈两国友好，说汉语博得好感”的方法，让售票员“推己及人”开始同情自己并在领导面前为自己说话。这两个招数的背后体现出史先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我由此感到，不是每个汉语学习者都能达到史先生这种对中国社会的认知程度，而这种认知不能单靠汉语学习获得，而是来自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因此，我们必须在日常的语言教学中加入更多文化知识的讲解，才能让外国人更了解中国，才能避免文化交流中的误解。P1-4

“钻空子”的外国人

曾经的邂逅——回忆我的学生们

老麦与爱哥

说说我的学生们

我的洋学生们

我的学生何敬生

第一堂课

学生们的那些事儿

羽毛做的毛笔

两个学生，两个朋友

科隆旧事

前缘后续

乐此不疲

春华秋实

小摩西的飞行梦想

教学相长——记一位非同寻常的学生

在波兰教汉语

汉语教学小记

三尺讲台

法尔夫妇

Hold 住学生

活到老，教到老，学到老

我的学生戴克澜大使

跟洋学生的掰扯

这群作者故事多！

三里屯对于现如今的“潮男”“潮女”来讲是夜店、酒吧和时尚的代名词。往前倒推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使馆区刚刚规划建设之时，三里屯还是一片荒郊野岭，跟如今的繁华时尚相去甚远。在祖国外交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围绕着三里屯及周边地区，面向外国驻华使团、国际组织及新闻机构的外交服务事业应运而生，这其中也包括我们这所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专为外交官学习中文而设立的学校。

自1962年成立，几经更名，我们的学校最终被定名为“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顾名思义，语言教学与文化交流是我们的两大业务。半个多世纪以来，包括300 多位外国驻华大使在内的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0 000余名外交官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柬埔寨宾努亲王等知名人士。自1983年至今，泰国诗琳通公主的九位中文老师均来自这所不为人所熟知的学校。

20 000多名学生对于现如今国际汉语教育蓬勃发展大形势下的某一所国内大学来讲，学生数量并不算多，但从70年代中期开始，我校的学生人数就常年保持在500 名左右，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可观的数字。我校参加了1983年8月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召开的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首届学术讨论会暨学会成立筹备会议，作为高校、外交、侨务、广播电视四大系统之一参与学科建设。就教学规模和师资数量而言，当时我校仅次于北京语言学院，位列全国第二大对外汉语教学单位。

我本人1992年开始教学生涯后，前辈们就告诫我：在这里当老师不同于高校，要求老师要成为“杂家”，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汉语和外语水平，还要博览群书、博古通今。我们的教学属非学历教育，且多为个别教学，学生们大多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语言文化中心原来叫汉语教学中心，1991年改为现名，加了“文化”两个字。这一改改得好。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之一。语言是有温度的，它的背后是人文，是丰厚的文化积淀。汉语的四声调，平上去入，抑扬顿挫，音乐感十足；方块汉字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活化石，用它码成的诗词歌赋更是人类文化的奇珍瑰宝。不难理解，尽管学习汉语不是那么容易，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潜心其中，并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

我们的教师常年要对不同语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汉语水平、不同教学内容的“外交官学生”进行教学，教学经验极其丰富，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人人都是“桃李满天下”。而学生除了学习汉语外，了解中国是他们重要的学习目的之一。以我的学生为例，其中既有像前加拿大驻华大使柯杰（Joseph Caron）这样每次以党的十六大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及《人民日报》的文章为主要学习内容的“优秀生”，也有以了解中国人所思所想为主、常规学习为辅的“特别生”。记得2001 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我的学生——美国使馆武官处中士Rob Miltersen 深夜给我打手机请假，说第二天要陪同美国国防武官去海南岛陵水机场紧急处理此事；还炫耀说，国防武官之所以挑选他是因为他汉语好，且爱跟中国人打交道，这得益于他经常在课堂上与我交流如何与中国人交往。

回顾我校50多年的历史，可以用我们校歌中的一句歌词“栉风沐雨，斗雪傲霜”来概括教师们的工作，我们常年顶风冒雪穿梭于各个使馆教书育人，有时还需忍受两国关系紧张、国人义愤填膺时去使馆上课受到同胞责骂的委屈。本书所讲述的在教外交官学中文时发生的故事可以让读者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我们的工作。俗话说得好：“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我们的工作就在于通过文化交流让外交官更了解中国，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做好外宣。

梅笑寒

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主任

2016年11月于北京

北京朝阳区有几片绿树成荫、高墙护卫的神秘的区域，在这里进进出出的是挂着黑色牌照的汽车和各种肤色的人群。这些就是外国驻华大使馆和外交公寓的所在。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是为这些外交人员提供汉语及文化教学服务的专门机构。虞启龙主编的《外交官学汉语的故事》所讲述的故事就出自该中心各位老师的手笔。这些故事充满跨文化交际带来的幽默、困惑、感伤、兴奋和启示，感人至深，耐人寻味。

本书是由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的诸位老师讲述的汉语教学故事，他们的教学对象多是外国驻华大使、国际组织及新闻机构的驻华工作人员及其家属。虞启龙主编的《外交官学汉语的故事》讲述了在这样的对外汉语课堂上发生的逸闻趣事，为我们展现了外交官这样一个特殊的汉语学习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