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0月10日深夜，无风，神秘的静寂，香港岛士丹顿大街13号，一间普通破旧的民宅，外挂“乾亨行”字牌。夜色苍茫中，几个神秘的人影，在门口张望片刻，便匆匆推门而入。狭小的会客密室里，一张圆桌，两盏油灯，窗幔落地，肃穆之气，弥漫四周。七个人陆续落座，神情极为严肃，会议主持人是孙中山，与会者有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谢瓒泰、杨衢云、黄咏商。孙中山一一扫量参会者，然后，微微点头，轻声说道，我们开会吧！
这个会议是革命党最高层密会，此次议题是最核心、最微妙、最特殊的革命新政府的人事安排问题，也就是要在今晚的会议上，选出革命组织“兴中会”的最高领袖——总办，同时，这个“总办”将自然接任革命新政府的大总统，他将拥有革命中国的最高权力。
“我们现在开始选出革命新政府的大总统，选举开始，大家把人选的名字写下来，然后交给少白。不着急，一定要斟酌好了，时间很充裕。”孙中山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非常严肃。
代表们或若有所思，或低头不语，或仰视天花板，没有一个拿起笔来写，他们为革命奔走已然多年，准备武装起义也长达10个月之久，现在，历尽艰苦，到了选举最高领袖的时刻，事关与会者的前途和名誉，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异常复杂……
公元1895年，农历乙未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意义特殊，堪称中国民族濒临亡国灭种之年，民族生死命悬一线。甲午战争，清政府大败亏输，与日本政府签订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列强各国开始大规模对华资本输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还是在这一年，中国革命党人放弃一切幻想、妥协、踌躇、侥幸，不能再坐视民族沦丧，不能再爱惜个人生命，宁可以弱攻强，不惜以卵击石，打响了武装革命第一枪。或飞蛾扑火，或蚂蚁撼树，或同归于尽，或慷慨赴死，这一年，抛家舍业，血战到底，是为辛亥革命之铁血元年。
1895年1月5日，还是乾亨行的这间密室，孙中山接见了日本革命志士梅屋庄吉，席间，孙中山特别强调：“为了拯救中国，我和同志们正准备发动革命，推翻清朝”。当时，中日甲午战局急转直下，日军不仅攻入辽东，而且，1月20日，日本大山岩大将指挥25000人，登陆荣成龙须岛，开始围攻威海卫。2月17日，北洋舰队耻辱地全军投降，海军司令丁汝昌服毒自杀，大批中国海军军官羞愤至极，自杀殉国，洋务运动三十年灰飞烟灭。
强国梦碎，革命军起。仅仅4天之后，21日，乾亨行的大厅里，乌压压站满了人，49名革命党人肃立，孙中山举起右手，众人也举起右手，低声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香港兴中会由此成立。
革命党决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筹备地点定为香港岛。从此，平静如水的香港岛，成了一场滔天迷局，浮华深处裹藏着黑色的冷酷，繁荣背后弥漫着权谋，大批革命党人全面入驻香港，在港岛中环一带悄然潜伏，秘密采购和储存武器弹药，秘密招募和训练军事人员，以支援内地反清起义第一线。革命党、清朝政府、港英当局旋即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三方博弈，没有硝烟的你死我活，没有枪声的血腥扑杀。
3月16日，革命党武装起义干部会议秘密召开，首先，会议完成组织分工，孙中山赴广州主持军事，由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等人协助；杨衢云在香港负责后方军械和兵饷接济，黄咏商等人负责筹款、采购军械、招募士兵。然后，陆皓东提议革命新政权的国旗为青天白日旗，获得全体赞成。最后，将起义时间定为1895年10月26日，这一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广州有重阳扫墓之风俗，上到贵族大员，下到草根百姓，大多在这一天出城祭扫祖坟，城内城外人流浩大，各路起义人员可以乘机混进城中，而不易被官府察觉。 四天之后，3月20日，李鸿章从北京启程，赴日本进行耻辱乞和。4月17日，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对日割让台湾，赔款2亿两白银。
8月29日，香港杏花酒楼，一个不大的雅间，革命党举行最高层会议，开始研讨新政权建设问题，分为两次，第一步，决定革命新政府的国体，第二步，选举出新政府的临时大总统。当天的会议，一致决定在广州成立独立的共和国政府。10月10日的会议，便是要完成这第二步。P1-2
2011年除夕守岁，我在写这本书，静静地，一杯菊花茶，清香缭绕。空谷听幽兰，长夜著千秋，人生乐事！王阳明写过一首散曲《归隐》，结尾是这么写的：
“从来得失知多少，
总上心来转一遭。
把门儿闭了，
只许诗人带月敲。”
看淡得失，放下计较，掩门笔耕，业余时光放之于思考，休闲岁月付之于宁静，贾岛写“僧敲月下门”，我月下不敲门，我月下敲键盘，屏幕上每一个浮现的字符，勃发着我内心之热，跃动着我情怀之真，没有纯粹的理想主义，没有超然的内心世界，没有热，没有真，就无法坚持写完这部款款道来的《走向共和：你所不知道的辛亥革命》。
这本书，我最大的心愿，是便于普通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对于辛亥革命，我们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失衡”现象，大多数人懂得理论探讨，但缺乏最基本的史实了解。臧否人物头头是道，但对于共和、民主、统一的价值观忽视很多。资料丰富，认知贫乏，原因何在？当然，比较复杂，但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我们对辛亥时期的文献、档案、笔记、资料出版得不够多，绝大部分典籍不是没有，而是存放在图书馆里，有手抄本、影印本、繁体竖排，其中很大一部分甚至没有加注标点，这就大大影响了认知效果和阅读效率。所以，我做了最大程度的普及化工作，主要有三：
第一，辛亥时期的奏折、公文、电报，我摘取了其中的关键词句，呈现主旨主要内容，把空话、套话省去，便于读者直接把握要点。
第二，对非常重要的奏折、公文、电报，我采用了“大意是”这个方式，对内容进行白话文的意译，让读者一目了然。
第三，晚清民初，文白混杂的现象非常突出，在不改变本意的前提下，我统一成白话文。
以上三点，非常细节具象，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多，但是，我觉得只要能够便于一般读者理解，我花再大的心血，也是值得的。
每一本书的出版，都是一段美妙的机缘。我在2010年10月～12月，有一段辛亥革命文化遗产的考察，武汉、中山、广州、香港、澳门、南京，一路之上，我结识了很多朋友，考察非常成功。回到北京之后，又在《中国经济周刊》《中国青年报》《看历史》等媒体专栏上，对所行所感，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和解读，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球华语广播网》节目中进行了点评。最后，本书水到渠成，孕育而出。回顾这段经历，内心温暖，滴滴感动。
我首先由衷地感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也由衷地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出版家胡性慧女士，为本书写作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和指教。
我还要感谢南京刘璐先生、陈恳女士，广州陈小小女士、邓琼女士、张演钦先生、崔向红女士，中山市的月儿女士，武汉的沈蕾女士，南下之程，相见甚欢。回京之后，相关专业分析和评论文章的发表，我要感谢姜蕾女士、齐征女士，黄乐泉先生、张伟先生。
我还要特别感谢侯东合先生、李涛先生、徐冰先生，以及《全球华语广播网》栏目组诸位尊敬的主持人、编辑。每周一的中午，电波相连，已成为我生活中关好的一部分。
此外，还要特别感谢生活中关心、爱护我的家人、知己、朋友，一个执著于内心追求和理想主义的人，给你们带来的忽视，请你们多多谅解！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读者，你们是我追求和思考的最大动力与支持！
裴钰
于家中
2011年4月8日
自序：此心光明，辛亥百年
1911～2011，辛亥革命一百年。
“辛亥革命”并非专指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从字面上理解，辛亥革命好像是辛亥年（1911年）发生的革命，其实，我们不能对“辛亥革命”这个名称抠字眼，望文生义。“辛亥革命”是约定俗成的说法，确切的含义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按照胡绳的划分标准是“旧民主主义革命”。1895年，兴中会在广州发动武装革命，明确提出了民主主义主张，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由此拉开序幕。因此，在今天，我们追思辛亥革命，并非仅仅纪念辛亥年（1911年）的武昌起义，而是要涵盖整个近代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1895～1912年。
百年之际，追思过往，我慢慢发现了一个问题，今天，辛亥革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神秘的面纱。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和理解，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简单地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一提起“辛亥革命”这个词，似乎妇孺皆知，无人不晓，但是，对辛亥革命“知其所以然”的人并不多。辛亥革命的研究工作，我们做了很多，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工作对普通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教育、熏陶和引导的效能，不够细致，不够充分。我相信——一场大革命，它不能沉睡在文献里，它也不是冰冷的文字，相反，它时时刻刻流淌在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精神血脉里。我们对辛亥革命的思考，不能停留在书斋里，不能停留在笔端，而是在山河之间，在情怀深处。
2010年lO～12月，我亲赴武汉、中山、广州、香港、澳门、南京，考察辛亥革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情况，沿着辛亥革命酝酿、发生、发展、高潮、失败的历程，一步步走，一步步看，辗转五省六地，纵横大半个中国，寻觅着一种文化气息，回味着一种历史沧桑，感受激情，探索思考。
2010年10月10日，这一天，我在武汉机场落地，驱车渡江，至武昌红楼广场。晚秋的武昌，天空灰蒙，细雨微微，飘落大江。在武昌起义的各种回忆笔记中，对1911年10月10日的天气记录，也正是天色灰蒙、大江苍茫、细雨绵绵。我找到了首义工程第八营遗址的大体方位，登上楚望台军械库遗址，至中和门（今首义门），爬上黄鹤楼，俯瞰蛇山。当年武昌起义，革命军）中出工程八营，夺取楚望台军械库，取得枪支弹药，又在中和门和蛇山安设炮兵阵地，齐轰都署府，一夜之间，大清崩裂。1911、2010年，同样的日子、同样的天气、同样的方位、同样的路线、同样的时间，此时此刻，我庆幸，自己在辛亥气息中呼吸，在辛亥沧桑中游走，在辛亥激情中心跳，在辛亥跃动中张望，在辛亥思考中伫立。
在汉口首义烈士陵园，我拜谒了辛亥无名烈士。从本书里，你能真实地了解辛亥年汉口血战的残酷——北洋军机关枪队的血腥屠戮，清国海军舰炮的毁灭性打击，革命军战士的惨重死伤。我的凭吊，我的记述，心和笔浑然一体。离开汉口，又来到武昌伏虎山辛亥烈士陵墓群。深秋的清晨，踩着泥土，缓缓走上。本书“武昌起义”部分的铁血英雄，熊秉坤、孙武、蔡济民、刘公等人的陵墓或衣冠冢，都坐落在伏虎山上。我一直以为，一个人仅仅了解历史知识，还远远不够。对历史的把握，终极的目标是情怀的共鸣。蔡济民写过一句诗，描写辛亥革命：“无量金钱无量血”，我扫了扫他们陵墓上的落叶，摘去他们碑座上的枯枝，这里是他们的血，这里是他们的坟，而我要让他们在本书中“复活”。在我的文字里，他们永远保持着鲜活的思考、奋勇的神情、激荡的胸怀，在我的笔下，他们说着，想着，奔跑着，呼喊着，他们不怕死，他们有个朴素的理念——想把中国搞好！
中山先生讲：“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革命者没钱买武器，就自己制作和试验炸弹。秋瑾试验炸弹，炸残了自己的手。革命者没钱买棉被，晚秋时节，孙武就忍着寒冷入睡。晚清时代，海外华侨挣的是血汗钱、苦力钱，小本生意，受尽欺凌，还是为了祖国，把含辛茹苦的私人积蓄捐献出来。中山先生说“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舍财。”一个普通人的心装着祖国，一个士兵的心装着祖国，一个学生的心装着祖国，一个华侨的心装着祖国，无论在哪里，祖国重于泰山，个人轻于鸿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辛亥国入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家国情怀”！
在武汉，我详细考察了武昌、汉口等地的辛亥革命遗址；在中山，拜谒了孙中山故居；在广州，拜谒了黄花岗烈士陵园；在香港，亲临港岛中环，100年前，这里是革命党人的主要活动地区，还参观了香港孙中山纪念馆；在澳门，拜谒了孙中山纪念馆；在南京，拜谒了中山陵、中山纪念馆，以及相关的辛亥革命遗址、学术机构，等等。我们不仅要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知识，还要体会辛亥革命的历史情怀，历史知识在档案、典籍、文献、资料、笔记之中，他是静止的，是凝重的，是安详的，是坚硬的，历史情怀在我们的千里行途之中，他是涌动的，是蓬勃的，是鲜活的，是柔软的。
因此，我更愿意用自己的笔，去记述一个鲜活生动的辛亥情怀，它不是僵硬的，它不是死板的，它不是恐惧的，它不是战栗的。列宁说过：“对大革命最好的纪念，就是把注意力放到大革命未完成的部分。”这句话也适用于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山先生讲过一句话：“维持共和之力，本根于心，心坚则不畏大敌！”维持共和，就需要掏出我们的心，无私地奉献给我们的祖国，祖国根于我们的心底。
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本书，凝聚了我心之“光明”。辛亥百年，躬逢其盛，我以“光明”之心，披星戴月，废寝忘食，乐心写作，只为在辛亥百年之际，尽到一个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责任。王阳明讲求“良知之学”，不功利的，不计较的，不复杂的，不投机的，纯粹一些，淡定一些，正因此，这是良知之学，也是良知之作。
良知之心，不分专业、性别、贫富、贵贱；良知之作，面向每个人的心。打开你的心，融入你的心，把我们的祖国真正融入自己的心中。张载的“横渠四句”始终是我的座右铭，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良知和爱国，心脏和血脉，100年前，国人心怀良知，救亡图存，血脉昭彰。我的这本书，正是一份延续、一份传递——对祖国的血热情怀，百年延续；对祖国的赤子之心，薪火相传！
裴钰
于家中
2011年4-月3日
由裴钰编著的《走向共和》是一个“你所不知道的辛亥革命”。
将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爆发前后（1895～1913年）的真实历史连缀在50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里，全新解密辛亥革命。
那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故事的主人公大多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他们怀抱着共和理想，为了坚定的信念，不要身家性命，用鲜血和生命开启了通向共和之路。而他们的对手则是一群顽固的皇权君主制封建势力代表，以及乱世中形形色色的军阀政客，一场殊死搏斗由此展开。
《走向共和》细说50件最具典型性的历史事件。以辛亥革命发生、发展的时间为线索，叙述和解读鲜为人知的辛亥革命历史事件和人物。以新颖独特的视角，从细节出发，生动描述了辛亥革命萌芽、发起、发展和失败的整个过程。
由裴钰编著的《走向共和》内容介绍：“辛亥革命”并非专指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从字面上理解，辛亥革命好像是辛亥年（1911年）发生的革命，其实，我们不能对“辛亥革命”这个名称抠字眼，望文生义。“辛亥革命”是约定俗成的说法，确切的含义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按照胡绳的划分标准是“旧民主主义革命”。1895年，兴中会在广州发动武装革命，明确提出了民主主义主张，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由此拉开序幕。因此，在今天，我们追思辛亥革命，并非仅仅纪念辛亥年（1911年）的武昌起义，而是要涵盖整个近代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1895～19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