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女子到了不再年轻时，对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是极其敏感的。她们会说：“我不明白，年过四十之后，怎么还要把头发染成金发，怎么还穿比基尼，怎么还同男人打情骂俏。等我到了这个年龄……”这个年龄终于到了：她们照样染金发，照样穿比基尼，照样向男人频送秋波。我在三十岁时也这么下过决心来着：“过了四十，女人就该别再去谈什么恋爱了。”我讨厌那种我所称之的“黄脸婆”，而且我还对自己说，一旦到了那个时候，我便修身养性了。但是，尽管信誓旦旦，等我到了三十九岁时，我还是在谈情说爱。现在，我已是四十有四的人了，已是人近黄昏的时节了，但是，我说了，如果我的肉体同意这种看法的话，那我的脑袋却不愿隐忍不发。若是再次遇有好的机缘的话，我是会抓住不放的。
7月过去了。我将开车前往米兰，萨特将乘火车去那儿与我会合，我们将在意大利穿行两个月。不过，博斯特和科被出版商纳热尔派去巴西搜集材料，准备编写一本旅行指南，所以他们俩正在异常高兴地准备启程。他们买了白色的无尾常礼服；博斯特还邀请我们去吃蔬菜鳕鱼，为他们送行。我还建议博斯特把克洛德·朗兹曼也叫上。我们一直吃到很晚，还喝了不少的酒。翌日清晨，我的电话响了，是朗兹曼打来的，他说道：“我想请您去看电影。”我问道：“看电影？什么电影呀？”他回答说：“随便什么电影都行。”我有点犹豫。我最后那几天的日程排得很满，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拒绝。于是，我们便约好了时间、地点。但是令我大为惊讶的是，我刚把电话挂上，眼泪便哗哗地流了下来。
五天之后，我离开了巴黎。当我发动车时，朗兹曼站在人行道边上，向我挥手告别。有点什么事情发生了，我深信有点什么事情开始冒头了。我又找回了自己的肉体。我为离情别绪所困扰，竟然在城外迷了路，不知往哪儿开好，后来，我上了七号国道，很高兴一条大路在向前延伸，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回忆、去想象了。
第三天，当我离开在那儿投宿的多莫多索拉时，人就像是在梦中一般；车上有两位女乘客，是两位年轻的英国女子，她们是从加莱搭顺风车去威尼斯的，口袋里装着一张慕尼黑到伦敦的返程机票。马热尔湖一带正在下雨，我的车打滑，把一块路牌给撞倒了。她俩倒是还算镇静。几个意大利男人把我车的挡泥板弄弄好，并且还替我解围，说是这段路的路况极差，车祸频繁发生，但是这一惊远没有让我头脑清醒，反而让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我在一个十字路口放下了那两个英国姑娘，便驶入米兰城内，开着车四处寻找修车处，突然间，我发现右边的车门没有关上，啪啪直响。我正用手去够右车门，车却冲上人行道了。我一边停车，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我真是昏了头了。”这时我才发现我座位旁边的包不翼而飞了，包里可是放着我的所有证件和不少的钱呐。我把车子撂在那儿，飞快地往回跑去。只见一个骑车的人正举着我的包向我迎来，一脸不屑地看着我。
我终于把车交给了一个修车工，我便来到斯卡拉咖啡馆，见到了萨特，脑子也清醒过来了。不过，到了下午，车修好了，我又握上了方向盘，这时，我又有些不安了。我在想，这种新的旅行方式他会感兴趣吗？我担心自己手潮，他会对此感到厌烦。但是，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在城市里，我那笨手笨脚的驾车技术并没让他不耐烦。在公路上，他仍然那么平静，但是，遇到几个讨厌的意大利人故意超到我前面又慢腾腾地不快走，他便会喊叫道：“超过他们去，快，快。”开车的那个意大利人在加速，或者是在走“之”字形，不让我超越，只要我超不过去，萨特就吵吵个没完；不过，如果我真的照他的话去做，我们一定会死上上百次，我宁可这么小心谨慎地驾驶。
从克雷莫纳到塔兰托，从巴里到埃里切，我们又一次熟悉了意大利：我们参观了曼图亚城和曼特尼亚的壁画、费拉拉的绘画，参观了拉文纳城、乌尔比诺城以及乌切洛的画作，还参观了阿斯科里广场、阿布鲁齐的教堂、马特拉的穴居人、阿普利亚的圆柱石建筑、莱切和西西里岛上诺托的巴洛克建筑。最后，我们去了阿格里琴托；我们重游了塞琴斯特、锡拉丘兹。我们穿越了阿布鲁齐。我们坐高山缆车到大萨索山的顶峰，看到了墨索里尼曾经被囚禁的那个灰暗的旅馆。多亏了这辆车，我们用不着再受时间的限制了，我们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了。不过，萨特说，我们有所得但也有所失，我同意他的看法。我们抵达一座城市中心时不再像以前那样惊奇兴奋了；如果我们是乘火车来的、乘飞机来的，那么到达一座城市就像是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似的；当你驾车前来，一座城市对你来说就等于是一个阶段，是前往下一个城市的中途停靠站，而不是一片新的天地；城市的街道只是公路的延伸，．它们通向其他的公路；城市也就失去了其新颖之处，因为它的墙壁的色彩、它的广场和房屋面墙的设计早就在城郊小镇上出现过了。不过，这倒也很不错，因为城市虽然不那么让你激动不已了．但你却能更好地了解它。我们在看到意大利南方的贫穷之后，就更加真切地了解了那不勒斯。我们进一步地熟悉了农村；我们在一座座村庄停留，同意大利的雇工们混在一起．他们坐在咖啡馆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什么也不喝，一脸的无望无助。常常有人在公路上胆怯地向我们招手，我们便停下车来把他们捎上。他们大多数是失业者，问我们是否能在法国帮他们找到活儿干。
此外，自驾车旅行还让我们看到一些令人惊奇的事。那天是8月15日，我们一大早便从罗马出发，前往福贾。我们在大太阳下开了一整天，不时地因遇上施工和路障而停下。夜幕降临了；在随后的两个小时里，意大利人开的车子的大灯照得十分晃眼，弄得我筋疲力尽。到了卢切拉，我们停下车来，想找个地方喝点什么。我们把车子停靠在城墙边上，进到城门内，突然发现，到了一个灯光辉煌的大厅里，有人在跳舞，大厅的天花板没了，夜空明星可见；出了这个厅，又有一连串的大厅，其实是一个广场隔开来的，各个大厅里都有乐队在伴奏，有人在跳舞，厅内灯光亮如白昼。
那个夏天，意大利全国的气温几乎都高达四十度。萨特仍在写他的《共产党人与和平》。他想写作，而我则想观光游览：我们已经互相迁就了，不过这对双方仍然是一种痛苦。我们或步行或开车游览、散步、远行，一直走到下午，热得我们够呛。当我们疲惫不堪地回到各自的房间时，那里面也闷热难耐，但我们并没忙着歇息，而是坐在桌前，拿起笔来。可我不止一次地丢下笔，把晒得通红的脸埋在凉水里。P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