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所著的《我的学术人生(季羡林自述)》字里行间呈现出这位文化学者对自己倾毕生精力研究学问所形成的严谨与执著，并饱含深情地追忆了其导师们的引领之德，所述无不真实感人，其人品学思德养，堪称一代楷模。

季羡林所著的《我的学术人生(季羡林自述)》的作者季羡林先生是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同时它还是著名的散文大家。他襟怀坦荡、学贯中西，读他的散文是一种享受，开怀释卷，典雅清丽的文字拂面而来，纯朴而不乏味，情浓而不矫作，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

《我的学术人生(季羡林自述)》中无论记人、状物或摹事，笔下流淌的是炙热的人文情怀，充满着趣味和韵味。

自序：我是一匹老马

清华四年

留德十年

进入哥廷根大学（1935年）

入学五年内我所选修的课程（1935年～1940年）

梵文和巴利文的学习（1936年～1937年）

吐火罗文的学习（1940年～1941年）

其他语言的学习（1937年夏）

博士论文（1940年～1941年）

最早的几篇德文论文（1941年）

十年回顾（1935年～1945年）

回到祖国

终于找到出路（1946年～1949年）

在批判的狂潮中前行（1950年～1956年）

学术研究的空白点（1957年～1965年）

在特殊的年代翻译《罗摩衍那》（1966年～1977年）

思想活跃的学术研究时期（1978年～1993年）

我的学术自述

编后记

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中国古代许多英雄，根据正史的记载，都颇有一些豪言壮语，什么“大丈夫当如是也！”什么“彼可取而代也！”又是什么“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真正掷地作金石声，令我十分敬佩，可我自己不是那种人。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像我这种从刚能吃饱饭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来说——能抢到一只“饭碗”。当时社会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铁饭碗”：一个是邮政局，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是盐务稽核所。这三处地方都掌握在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那半殖民地社会里，“老外”是上帝。不管社会多么动荡不安，不管“城头”多么“变幻大王旗”，“老外”是谁也不敢碰的。他们生产的“饭碗”是“铁”的，砸不破，摔不碎。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则终生会有饭吃，无忧无虑，成为羲皇上人。

我的家庭也希望我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铁饭碗”。我不敢有违严命，高中毕业后曾报考邮政局。若考取后，可以当一名邮务生。如果勤勤恳恳，不出娄子，干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到一个邮务佐，算是邮局里的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了；就这样混上一辈子，平平安安，无风无浪。幸乎？不幸乎？我没有考上。大概面试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样一块料，于是我名落孙山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报考了大学。北大和清华都录取了我。我同当时众多的青年一样，也想出国去学习，目的只在“镀金”，并不是想当什么学者。“镀金”之后，容易抢到一只饭碗，如此而已。在出国方面，我以为清华条件优于北大，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后来证明，我这一宝算是押中了。这是后事，暂且不提。

清华是当时两大名牌大学之一，前身叫留美预备学堂，是专门培养青年到美国去学习的。留美若干年镀过了金以后，回国后多为大学教授，有的还做了大宫。在这些人里面究竟出了多少真正的学者，没有人做过统计，我不敢瞎说。同时并存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一所很奇特的机构，仿佛是西装革履中一袭长袍马褂，非常不协调。然而在这个不起眼的机构里却有名闻字内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另外有一名年轻的讲师李济，后来也成了大师，担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这个国学研究院，与其说它是一所现代化的学堂，毋宁说它是一所旧日的书院。一切现代化学校必不可少的烦琐的规章制度，在这里似乎都没有。师生直接联系，师了解生，生了解师，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虽然只办了几年，梁、王两位大师一去世，立即解体，然而所创造的业绩却是非同小可。我不确切知道究竟毕业了多少人，估计只有几十个人，但几乎全都成了教授，其中有若干位还成了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听史学界的朋友说，中国20世纪30年代后形成了一个学术派别，名叫“吾师派”，大概是由某蝮人写文章常说的“吾师梁任公”、“吾师王静安”、“吾师陈寅恪”等衍变而来的。从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学术界影响之大。

吾生也晚，没有能亲逢国学研究院的全盛时期。我于1930年入清华时，留美预备学堂和国学研究院都已不再存在，清华改成了国立清华大学。清华有一个特点：新生投考时用不着填上报考的系名，录取后，再由学生。自己决定入哪一个系；读上一阵，觉得不恰当，还可以转系。转系在其他一些大学中极为困难——比如说现在的北京大学，但在当时的清华，却真易如反掌。可是根据我的经验：世上万事万物都具有双重性。没有入系的选择自由，很不舒服；现在有了入系的选择自由，反而更不舒服。为了这个问题，我还真伤了点脑筋。系科盈目，左右掂量，好像都有点吸引力，究竟选择哪一个系呢？我一时好像变成了莎翁剧中的Harnlet碰到了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我是从文科高中毕业的，按理说，文科的系对自己更适宜。然而我却忽然一度异想天开，想人数学系，真是“可笑不自量”。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我决定入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这一件事也证明我“少无大志”，我并没有明确的志向，想当哪一门学科的专家。

当时的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在全国各大学中是响当当的名牌。原因据说是由于外国教授多，讲课当然都用英文，连中国教授讲课有时也用英文。用英文讲课，这可真不得了呀！只是这一条就能够发聋振聩，于是就名满天下了。我当时未始不在被振发之列，又同我那虚无缥缈的出国梦联系起来，我就当机立断，选了西洋文学系。P2-5

我是一匹老马

我毕生从事教书和研究工作，在这样长的时间内，要说一点经验和教训都没有，那是说不过去的。要说有什么，有多少了不起的经验，那也不是事实。我的确是一匹老马，识一点途也是应当的。但是识的途是否正确，我却没有把握。我平生不喜欢说谎话，现在既然要写，我就照实直说，我决不夸大，也不矫情作谦虚状。如果有什么不妥之处，那是受了水平的限制，决非有意为之。这一点希望读者能理解。总之，一句话：希望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对我这一部《自述》不要抱过大的希望，不要抱不切实际的期望。古人说：“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我根本没有什么金针，即使我想度与人，也无物可度。如果年轻的读者能从我的经验和教训中获得了什么有用的东西，那是靠他们自己的悟性或主观能动性，不能把功劳记在我的账本上。

2011年，在季老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他生前的好友和弟子、学生们自发撰文，编了一本纪念文集，深情回顾了季老在学术领域以及思想品格等方方面面的成就，他的学生告诉我，“我们了解他，研究他和介绍他，目的就在于更好地学习他，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

同样的，从2007年选编《季羡林自述》、《季羡林谈公德》及至2009年开始选编《季羡林读书》等系列丛书，我接触季老的思想已经多年了。这么多年来，几乎养成了习惯，那就是经常性的要翻看季老的文字，思维随即进入，或跟随他去读书，或沉进他对恩师的追忆中，或随着他的眼光看世品行……灯亮着，好像心也被点亮……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怀念，更多的是对人生对学问对世界的开悟。

今年春天，我们拟再次选遍出版一套季羡林经典作品集。这次和以往选编工作不同的是，没有了季老在身边耐心地听我大声读出待选的篇目，只有他的文字在宁静的时光里等着我。

这一次，我对他贯穿了一生的源自德国教授的追求学问的“彻底性”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季老是1935年远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的，他的教授是Sieg、Waldschmidt Braun等。季老在文章中写道：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剧烈进行。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输入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忍受了空前的饥饿，终日饥肠辘辘，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我怀念祖国和家庭。“烽火连六年，家书抵亿金。”实际上我一封家书都收不到。就在这样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我苦读不辍。一九四一年，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格》。在这一段异常困苦的时期，最使我感动的是德国老师的工作态度和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我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青年，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歧视之意，而且爱护备至，循循善诱。

Waldschmidt教授被征从军，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来代课。其实我是唯一的博士生，他教的对象也几乎就是我一个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领都毫无保留地传给我。他给我讲了《梨俱吠陀》、 《波你尼语法》、Patanj ali的《大疏》、《十王子传》等。他还一定要坚持教我吐火罗文。他是这个语言的最高权威，是他把这本天书读通了的……

德国老师那种异常认真、严谨的学风深深影响着季老。德国学者的“彻底性”在季老一生的学术追求中同样深深融入他的血脉里，那是一种渗透的力量，它们以真实的存在为一个聪明的中国学生树立起了学术的方向，这方向同样如一盏灯，以持续的耐力和睿智之尊照亮了季老的整个人生。

留德十年之后，季老回国在北大郎润园生活的时候，每天必在黎明时分四点半左右起床读书，他曾被誉为“北大一盏灯”是有着双重含义的。在这盏灯的照耀下，季老在北大工作生活的时光宛如莲花，以内敛的力量坚定地开放在自己的精神高地上。来自内心的那盏灯，支撑起了这位学者保持旺盛创作的原动力，它的光芒是这所高等学府所搭建的最权威的平台保护和激发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纠结或矮短之目力会突然被智慧之灯点亮，点灯的时刻，是一个人被安放在多元的世界里独自坚守信仰的时刻，是一个人面对多样的博弈力量的一种真正的人格的提炼和安慰。

今春开始选编这套季老精品集，有种隔空相见的感觉。

我在季老生前多次拜见他，越接近，越感觉他像本活字典，一个人怎么会有这样缜密和丰富的思维呢？他的样子并不高大，眉毛全白了，总是习惯坐在一张小方桌的后面，耐心地听我讲选题，时不时点出一两句，不多言，却极为精准，耐人寻味。他曾给我题过梵文中文赠言，也曾帮我修正过文章导语，更点评过某些翻译文章以及当代名家的作品。当我把选编的散文目录一辑一辑地念给他听的时候，他不住地点头，好像又回到了那些青灯下读书的岁月，又回到了那些研究佛教的岁月，那些沉潜进东方学、印度学、民间文学、比较文学的岁月……2009年的7月10目，我走出季老住的医院的时候，阳光透过玻璃，照出一地的明亮。生命来去自由，没有一点惊动。仅仅隔了一日，他的学生告诉我，一切自然发生了，只是在弥留之际，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离去。

所有的怀念都在文字中，也在我亲自录下的老人生前的影像中。他对着镜头说出的年轻人要“爱国、孝亲、尊师、重友”的视频，一度成为网络上最流行的一段视频，性情老者季羡林，想和年轻人谈的真理全部浓缩在这句话中，也全部浓缩进他的作品中，他的人格魅力中。

在选编这套丛书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季老每天必在黎明时分亮起的那盏灯，也总是浮现出那个在哥廷根大学搀扶着他的“像祖父般的恩师”，小心翼翼地踏在雪地上，一直把老师送回家的青年学子季羡林的样子。冬天日短，黄昏早临，雪满长街，寂无行人。我相信他内心的灯早已平静地照亮了从老师那里传承下来的内敛学思和笃定淡然的生命品质。而季老用毕生的精力写下的一行行文字所能带给我们的想象和尊重，也如一盏灯，照亮了这位大家所能带给我们的关于读书，关于做人，关于处世，关于在逆境中如何坚守内心，关于在学术跋涉中如何超越自我的所有的阅读的深入。于是我毫不犹豫的把这套精品集取名为“季羡林点灯系列”。

这套季羡林点灯系列如同以往大家门系列一样，源于对季老的一份承诺，再过多少年，这份承诺也不会变。

这套书的出版同样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除了季老的多位学生如王树英、陈平生等老师的帮助之外，还要特别感谢季承先生的大力支持。文化追求是一代学人永不枯竭的奋进之源，它扎根于心灵的大地上，更会基由认知和感悟而必将扩展为不朽的中国精神。

季诺

二０一二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