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原名李生萱，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人。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奉调到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委秘书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代表作品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艾思奇文集》。

《哲学与生活》是艾思奇的一部通俗哲学经典，开哲学大众化之一代风气。该书主要收录了艾思奇在上海《读书生活》杂志担任编辑时，为回答读者提问所发表的文章，旨在用通俗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些文章中他从“生活”入手，力图从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中，提炼出抽象的哲学道理，同时，又用这些道理来指导现实的生活，从而让人们树立牢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

毛泽东同志给艾思奇同志的一封信
毛泽东同志摘录艾著《哲学与生活》
相对和绝对
世界观的确立
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
关于内因论与外因论
真理的问题
认识论上的问题
《哲学讲话》批评的反批评
哲学问题四则
动物有没有本能
恋爱的本质是性行为吗
非常时的观念形态
非常时对宗教的态度
附录
关于研究哲学应注意的问题
哲学要为实际工作服务
从新哲学所见的人生观
关于哲学教科书的一些问题
论爱国主义
形式与内容
意志自由问题
中庸观念的分析
编后记

　世界观的苦闷，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是常常有的。在最苦痛的境地里生活的民众，就不会有世界观的苦闷。因为他们的全副力量都要用来为生活挣扎，“要活”就是他们唯一的思想，唯一的世界观。生活地位较好的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就不然，他们除生活之外，还有一点余暇来研究、思索，他们在书本子上，以及从教师的口里，听得了各种各样的世界观，这些世界观都给他们有相当的印象、影响。于是他们就不能不比较、选择，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世界观呢？他们一定要确定，要把握到一种正确的世界观，才能够坚定地向前去生活、奋斗，否则就苦闷、彷徨，不知道走哪一条路好。
　　最近有一位青年平君的来信，就诉说这一种苦闷。他的苦闷是对于唯物论和唯生论两种世界观不知选择哪一种好。这是目前一般学校里的学生所常感到的。他们一方面从自己的研究中接受了唯物论，知道了唯物论是目前世界上最进步的思想，然而一方面又在学校一部分教师的口中听来了唯生论，也说唯生论是目前最纯粹的世界观。当他们在两者中间不能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们就彷徨了。平君说：“近来唯物论和唯生论在脑中打架，弄得不可开交，痛苦极了——什么事情都不高兴去干！唯物论大家都知道，唯生论据主张的人说就是中山先生思想的哲学基础，说是取唯物论和观念论而成，使我们莫明其妙！先生如能公开地答复我们，彼此才算是尽了本分——民族复兴。对于这样的事情弄不清，恐怕就是立足点不稳的缘故吧？”
　　这确是立足点没有弄稳的缘故。立足点不容易稳定，是知识分子的坏处，然而，如果他们一旦坚定地把握到正确的世界观时，他们所了解的也会变成更深刻更明白，这是他们的优点。他们应该发挥自己的优点，除去自己的弱点，因此，世界观的确立，在他们是很必要的事。
　　现在我们就给平君做一个答复，希望他能走上坚定的道路：
　　先说唯物论吧。唯物论常常被人误解，以为这就等于“唯利是图”主义，以为唯物论者所要的只是吃饭，精神上的安慰，一点也不需要。如果唯物论真是如这样误解的东西，那么，中国目前卖国的汉奸，通通都可以称作唯物论者了。因为他们做汉奸的唯一目的，不外是做官、拿钱，对做走狗的精神痛苦，是满不在乎的。然而这并不是真的唯物论，就是汉奸自己，也不一定肯承认他们是唯物论者。譬如郑孝胥之流，不是还满口讲仁义道德、孔孟王道、精神文明的么？
　　唯物论（尤其是新唯物论）的主张，并不是要完全抹杀了精神，而只是认为：物质先于精神，物质是精神的基础。譬如说劳苦大众，因为他们的物质生活是等于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们的物质生活逼着他们拼命地为生活而挣扎，于是他们精神上、思想上所有着的唯一中心观念，也只是“要活”“要和压迫自己生活的一切势力苦斗”。在北平一带的学生，物质上受民族敌人的压迫太切近了，所以他们精神上的抗敌救亡意识也特别迫切，虽然各地学生也同样知道要抗敌，然而比较起来，情绪的热烈，团结的坚强，行动的不屈不挠，仍是要首推北方。
　　论到民族复兴或民族解放，唯物论也是把物质的复兴或解放放在第一位。譬如要我们的广大民众讲清洁卫生讲节俭的美德，首先就要有清洁和节俭的物质条件存在才行。穷到四季只有一套衣服，连换洗的也找不到，那哪里还可以谈清洁？穷到连肚子也吃不饱，活命还恐怕来不及，那哪里还用得谈节俭？民族复兴必须在文化上，也就是精神上有复兴的表现，这是当然的，然而必须先使民众在物质生活上有了复兴的希望，至少要在物质基础上有保障，然后才说得上精神上的复兴。抗敌救亡，收复失地的要求，正是为要获得物质的保障，不然，物质上已被敌人奴役了，精神上还有自由么？
　　唯物论不是要抹杀精神，不过是要把物质当作第一位，精神当作第二位。但也并不是轻视精神的作用，精神对于物质的反作用，唯物论也是非常重视的。民众在精神上或思想上对于救亡抗敌的觉悟愈坚决、愈广泛，那么物质上的实际的救亡运动就会愈坚强、愈宏大。不过，精神上的觉悟，是必须以物质的要求为基础的。当民众的生活已经在敌人的威胁之下的时候，如果还有人想要讲精神文明和忍让的王道，那就不会被民众所接受，这样，精神的要求不能不以物质的要求为根据，而唯物论的真理也就在这里了。
　　这样说时，对于唯生论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当生活受到威胁的时候，人们自然要努力求得生存，当民族的生存受到敌人的危害时，民族就要以抗敌救亡的手段来争取民族的生存。如果是站在这样的观点上来看，那么唯生论也未尝没有一部分的真理，甚至也有一部分近于唯物论的真理。因为生的要求，正是一种生物或一个民族的物质要求。如果唯生论能把它的这一方面发展出来，使它成为一种抗敌救亡的理论基础，那对于今日的民族救亡运动，就有很大的利益。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论民族的生存或个人的生存，也首先要以物质的生存为基础。生活没有保障，就要叫民众讲精神道德，是做不到的。讲精神文明的人常推崇孔孟的道德，然而孔孟说出来的话，有时也会使精神文明家失望。譬如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没有恒产（物质保障）而要想有恒心，不是一般民众做得到的，只有士（做官阶级）才可能做到，因为称为士的人，即使没有恒产，也可以摇唇鼓舌，以干政治活动来维持生活。在这些地方，可以看出物质的力量，就是大体上主张观念论的孟子也无意中不能不说出唯物论的真理来了。
　　唯生论如果要贯彻它的真理性，就不能不把物质放在第一位，把精神放在第二位，如果抛开民众物质生活和民族物质生存的保障（如国土的保障），空谈精神生活、礼义廉耻、清洁卫生，那就会看重了精神，骨子里走进了观念论的圈子里。如果又要谈物质的建设，又要谈精神的道德，两者没有正确的关联，不依着物质生活条件的要求来谈精神文化，这就是使物质和精神平行而不相关联，那就是等于物心并重二元论。如果能把“生”的基础放在物质基础上，那就是和唯物论有了共通点。目前的唯生论，实在有着这三种倾向、三种前途。为民族的生存计，为民众的生活计，为真理的胜利计，我们是希望它加强最后的一种倾向，而走向最后的一种前途的，因为前两方面是它的缺点，最后一方面才是它的优点。
　　这样，平君的头脑里打架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在目前，我们确定自己的世界观，是要以民族的物质利益为前提，因为我们最受威胁的就是民族的物质生存。对于任何一派的哲学，我们所抱的态度并不是要绝对打倒或绝对拥护，而是要采取它的有用的一面，而是要发展它对民族物质生存有利的一面，清除它的有毒的一面。对我们自己，能够确立唯物的世界观是正确的，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彻底地来拥护民族的物质利益，然而对于别人，我们不必勉强他一定来相信唯物论，只要找出他们的好的一面，督促它，提携它。譬如有人说“我们唯一的需要是生活，是生存”，那我们就可以回答他说：“是的，但我们尤其要先确立物质的生存，和物质的生活！”这样，我们是不但确立着自己的世界观，而且是在实践上把它活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