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写在书前的后记——感言与寄语
大凡称作“后记”，毫无例外，都是放在书后。我将后记置于书前，似乎有悖常规。将这样的文字置于书前，自有我的理由。首先，这不是一篇正规的导言或者绪论，叙述的大多是我的学术经历和思路历程。我觉得这样可以很快地贴近读者，使读者成为愿意听我絮叨学术心声的朋友。此外，从叙述本书的写作经过、写作方式和大致内容开始，也可以使读者尽快地进入“角色”。
我希望读者做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读历史论著，我希望读者通过历史的“时光隧道”，进入彼时彼地的具体情境之中，回到历史现场，做个“在场者”，具体地感受历史，触摸历史，唤起一些被长久遗忘的记忆。至少是做一个历史演习场外的观察员。这样，读者既可以与所阅读的历史人物、事件息息相关，又可以登临绝顶，一览众山。不仅是文学作品，历史学论著同样有读者填充想象的空间。叙述的完成有待于读者的阅读、想象与品评。因此，以我的阅读经验，便想站在读者的角度，先告诉读者这本书写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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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考察的时空范围凝缩在短短的北宋真宗朝二十六年间，分六章考察了贯穿其间的五个宰相的活动和一群作为宰相预备队的翰林学士。这六章依次为：第一章“定位皇权，肇始宰辅专政：‘圣相’李沆”；第二章“寻常作为，塑造皇权：‘平世之良相’王旦”；第三章“左右天子为大忠：‘使气之寇准’”；第四章“佞臣如何左右皇权：‘瘿相’王钦若”；第五章“宋代权相第一人：‘罔上弄权’的丁谓”；第六章“代王言者：真宗朝的翰林学士”。此外，又加上第七章“从具体到集约”，做一个并不太长的归纳。
采用这样的方式来阐述我的皇权论，可以将考察的视点聚焦，窥一斑以见全豹，使我可以有足够的能力深入挖掘并充分运用这二十六年的全部史料。不过，这种看似易于操作的方式，却无异于自课难题。因为无论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的事实，我都必须面对，做出合理的解释。从这个角度说，采用这种方式难度更大。因为一般仅仅采用对自己的观点有利的事实进行佐证的泛泛而论，是不会遇到这样的难题的。然而，如果能够跨越这道难关，则会使我的论述更具说服力。因为我的结论，读者无论赞同与否，都无法回避和否认我所列举的事实。
当然，内容决定形式。让我决定采用这种方式的，还是我所要考察的时代。这就是下面我要回答的另一个相关的问题。
论述皇权问题，即使是立足于宋代，两宋有十八位皇帝、三百多年的历史，为什么要选择北宋真宗朝呢? 因为真宗朝在宋代历史上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时代。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历数中国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丰功伟业的皇帝，似乎怎么也轮不到宋真宗。因为在今人看来，宋真宗实在过于平庸。那么，这一时代的典型意义又在哪里呢?
这是因为继宋朝开国皇帝太祖和亚开国皇帝太宗之后，真宗是宋代历史上第一个以正常方式即位的君主。宋朝的各种制度整备完成在这一时期，皇权的定位也在这一时期。进入真宗朝，具有宋代特色的新型士大夫政治开始真正展开。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色。我以为平庸才是皇帝的常态，平常也是历史的常态。不过，尽管在今人眼里看真宗平庸，但在宋代，说到比较狭义的所谓“祖宗法”，也还是把真宗朝的行事加入在内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认识，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对士大夫政治开始于真宗朝的肯定。真宗，是这个时代的代名词。
在太祖、太宗朝，从中央到地方，政务几乎都由后周及江南诸国入宋的旧臣所把持。太宗朝开始扩大科举取士规模，每科都有成百上千及第进士、诸科及特奏名走上仕途。加上以其他途径采用的官僚，十几年下来，宋王朝自己培养的士大夫逐渐取代了前朝旧臣，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比如本书所考察的对象——宰相李沆、王旦、寇准都是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进士，而王钦若、丁谓则同是太宗淳化三年进士。士大夫阶层的空前崛起，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官僚政治——士大夫政治的序幕。根据我对宋代历史的考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士大夫政治，影响了此后宋代乃至中国数百年历史。关于这一时期具体的时代特征，还是请读者通过正文的叙述来了解。
真宗在位不过二十余年，以上五个宰相几乎主宰了真宗朝的主要政治运作。这五个宰相的政治活动，从君臣关系的视点看，几乎囊括了传统中国社会宰相的基本类型，揭示了左右皇权的基本方式。这便使我的叙述更具典型意义。将皇权这样一个重大的课题，放到较为具体的历史场面加以讨论，在视觉上会显得更加清晰。这种认识也是我执意要用五个宰相将北宋真宗朝政治史贯穿起来的一个因素。这种贯穿不是人为的硬性操作，而是一种符合时序的现成存在。不过，本书并不是一部全方位的真宗朝政治史，舞台的聚光灯只打在以皇帝和宰相为主的一群人身上，来透视君臣关系与皇权消长。所以，在聚光灯之外，我要省略许多场景。
本书并不是讲故事，也不是五个宰相的传记合集。我试图将历史叙述凝缩在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时段内，通过典型人物的活动个案，以管中窥豹、滴水映日的方式，使历史上君臣之间的合作与角力可以有一个清晰而细密的具象，而个案考察的集合，便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对考察中国历史上皇权的走向，可以给出一个具体的剖面，从而为我所主张的皇权论建立一个坚实的根基。就是说，从个性化的诠释出发，以期达成总体解释的目的。
因此，我的考察不是通常那种望远镜式的，不是气势宏大的高屋建瓴，而是显微镜式的，将往往会被研究者忽略的细部尽可能地放大，纤微毕现。用地图来比喻，我画的不是比例尺百万分之一的地形图，而是万分之一的街区图。就是说，我的研究不是登高望远，指点江山，而像田野考古，不过是爬梳于文献史实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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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领域十分广阔，研究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并无轩轾之分。不过，我最为倾心的还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这是因为，除自然外，社会历史都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离开了人，历史便被抽空了。人是历史舞台的主角，聚光灯应当主要打在人的身上。我理解的历史，也是一种三维空间，是由时、地、人构成的，缺一不可。
那么，人的历史又应当如何写呢？这一直是我多年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在三十年前的1985年，我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写下过类似随笔的思考。重新翻检，发现这则随笔光标题就反复修改过三次。最初是《还历史人物以“人”的形象》，然后改为《发掘历史人物活的灵魂》，最后改作《死历史与活灵魂》。这三个标题，基本意思都差不多。就是说，多数史书中记载的历史人物形象是苍白呆滞的，了无生气，就像一具具风干了的木乃伊。而在当年，他们都是活跃在各个领域的活生生的人，就像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接触到的人一样。我们需要让一具具木乃伊复活。
我们常常讲还原历史。还原历史，最重要的是还原给历史人物一个鲜活跃动的灵魂。这不仅需要调动研究者的史料挖掘本领和考证功夫，还需要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根据人物性格与彼时彼地的具体情境，运用心理学知识等手段，进行合乎逻辑的想象推理，来填补史料的不足，重构历史现场，给只剩下骨骼的历史人物以丰满的血肉，使之具有音声动感、喜怒哀乐，复活在我们的笔下，让被抽象的过于苍白的历史再现生命的绿。历史研究不仅要追求表面事实的真实，更应追求内在逻辑的真实。
以往，为历史人物注入活的灵魂这项工作都是由文学家来承担的。然而，他们那种“不必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的“七实三虚”的写法，与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往往相去甚远。历史研究者应当在充分把握史实的基础上，还原出历史上形形色色、千姿百态的人。逝去的历史其实是无法完全复原的，但经过我们的努力，可以取得一个近似值。这个近似值则可以提供给文学家参考，不至于在他们的笔下写出太离谱的“戏说”。文学家、艺术家通过提炼生活来解释人生，解剖人生，启迪人生，历史学家则通过回顾历史来完成这项工作。历史可以重释，但史实则不容虚构。
还原历史的另一面，其实就是历史的重塑。诚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维纳斯的那只断臂，不同时代的人，会根据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想象、不同的目的去补塑。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即使是力图追求客观，甚至可以超越传统认识，但实际上也很难突破当下的认识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之树常青。
历史是座丰富的矿藏，不断被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目的进行挖掘。历史就是这样不断被挖掘。历史就像记忆，既可以被过滤，又可以被放大。而历史的叙述又造成了新的记忆，甚至包括幻觉记忆。顾颉刚先生“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的命题，其实是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另一个角度的阐释。加诸历史身上的各种添加物，重重油彩，都是各个时代的历史叙述者基于当代认识的产物。包括今天的历史学家在内，谁都无法摘掉因时代价值观而戴上的有色眼镜，难以做到绝对客观。只能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公允，在现代语境下诠释历史。不过，不能悲观地将这个事实看作历史学家的无奈，每个时代的历史重释同样都会给人以新的启示。这种历史再释又构成新的思想史。这也是历史学的意义之一。我以为柯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命题的用意正在于此。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研究政治史时，常常喜欢并习惯进行思想史式的思考。
许倬云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演讲集中谈到，历史研究的主观性使历史学无法成为精密的科学。我以为，称谓科学的标尺不应当只是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论，当然要摒除一切主观性。但人文科学有其特殊性，有人的思想意识存在，自然会有主观性附着，这丝毫不妨碍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视为科学。我恰恰以为，其实是人的活动的不确定性，使得历史学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精密的科学。文理殊途，性质不同，难以类比。作为人学的一种，历史学是感性的科学。所以，就历史学来说，客观性是其骨骼，主观性是其灵魂。没有思想的历史学，不过是史料堆积的历史陈迹的原生态。
说到历史的重塑，我想到古典文学中的演义传统。在过去，历史小说多冠以“演义”的名称。这说明小说作者的宗旨并不仅仅停留于讲故事，而是要推演和宣传一种“义”。这个“义”就是小说作者的历史观所折射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三国演义》中人物的忠奸，妇孺皆知，这就是罗贯中的成功。他成功地把自己的历史认识传达给了亿万人。有几个人关于三国的历史知识不是来自《三国演义》呢？当然罗贯中也有继承，但他更多的是集成。欣赏演义，并不是希望所有的历史研究者都去写历史小说，而是借鉴和接受启示，如前面所言，在史实的基础上，给历史人物注入活的灵魂，用严密的历史科学方法来演我们的义。当逝去的时光成为历史，便转化为一种精神资源，不断影响和介入后世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所呈现出的状态，并不是一种沉寂的死。历史一直活着，无形地活着，犹如空气一般，浸透于我们生活的每个
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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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演义传统中值得借鉴和接受的启示，还有论著的可读性，无论是古代的修史，还是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向来都是少数人的事业。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历史便是中国人的宗教。且不论此话有没有道理，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却不能不承认。经史子集，排在儒学经典之后的便是史籍，不说浩如烟海，也是蔚为大观。然而，我要问一句，如许之多的史籍又有几个人去读呢？包括现在为数甚多的历史研究论著在内，向来都是象牙塔中物。
我无意褒贬前人史籍与今人历史研究论著的内容，仅仅是从可读性着眼。我认为无论是极为专业的课题，还是面向普通大众的作品，在技术层面的要求，可读性当是第一要义。诘屈聱牙，自然拒人于千里之外。历史研究论著可以是象牙塔中物，但也要玲珑剔透，让人有兴趣去窥视，去观赏。我还是希望多数的历史研究论著能够走出象牙塔，不要孤芳自赏，或只是少数人阅读品评的对象。那样便会大大降低历史学的意义。无论是在塔内塔外，可读，便会让人接近。
其实古代的典籍在可读性方面也能给我们带来经验教训及启示。同样是记载春秋时期鲁国史事，孔子整理过的《春秋》犹如流水账，且味同嚼蜡，传说被王安石斥为“断烂朝报”。而《左传》则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精彩纷呈。再举个例子，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本来文笔优美，不乏精彩的篇章，但由于是编年记事，又篇幅过长，让人难以捕捉事件的原委头绪，古代人读起来，要不了十来页也会昏昏欲睡。然而，被袁枢改编为以事件为中心的《通鉴纪事本末》之后，就顿然变得眉清目朗了。无怪梁启超称赞“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相比较起来，一心只顾着讲说“微言大义”的朱熹就缺少袁枢的聪明，他改编的《通鉴纲目》，虽然简化了《通鉴》，但并不好读。这两个例子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研究论著也要注意可读性，也要讲究构思。形式是载体，不好的形式构架无疑会影响内容的表达与读者的阅读。
我原本是左撇子，在上学前被家长硬扳为右手写字，这常常成为我写不好字的理由，对写字好坏也不甚措意。但小时候，父亲让我练字时说的一句话，至今还清楚记得，那就是，“字是写给别人看的”。其实不仅是字，除了日记，文章也是写给别人看的。怀有这样的意识，尽量把文章写得可读性强一些，不仅使自己的文章增色，内容易于他人理解，也是给予阅读者的一分尊重。对读者，应当永远怀着一颗虔敬的心。
上述议论，尽管是有感于多数历史研究论著在表达上过于枯燥乏味的现状，更多的是一种自勉，自我期许。让读者易于阅读，尽可能把文章写得平易一些，一直是我的企望。前面从精专与普及的角度说，学术著作不能孤芳自赏。然而，从文字表达的角度说，文章则首先要孤芳自赏。试问，自己写的文章，自己都不忍卒读，哪里还能指望别人去欣赏呢？文章首先要在自己这里通得过。这就像穿衣服，连自己看着都不满意，也别指望别人欣赏。
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实在也应当成为历史研究论著写作的技术标准。历史论著的“信”应当是忠于史实，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是向壁虚造。“达”则是把自己的所思欲言充分透彻地表达出来。“雅”便是一种更高标准的要求了。就是说即使是依据史料，把自己的所思欲言表达出来，也不能信马由缰，怎么想就怎么说，结构上须有构思，遣词上亦应修辞。文学体裁的散文尽管也有故事性的叙述，但大多呈现出文笔的优美。如果历史论著在信实的前提下，有几分散文的优美，则会大为减少门可罗雀般的冷落。
三十多年前，我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到中华书局做编辑，接手的第一部书稿就是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当一部分又一部分由社科院文学所沈玉成先生润色过的书稿陆续交到我的手中时，与以往的写作风格和构架迥异的书稿带给我的那种新鲜与欣喜，至今令我记忆犹新。至于对《万历十五年》的学术价值如何评价另当别论，但这部书走出象牙塔，赢得了无数读者，影响了一代人，则是毋庸置疑的。我后来写历史人物，写历史论文，尽管与《万历十五年》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受之无形的影响则是不能否认的。尽管在大学时代跟历史系的同学一起听了两年多的中国通史课，后来也出于喜爱而走上研究历史的道路，但内心潜在的自卑感则源于自己不是历史系科班出身，因而早期论文也充满了对习见的历史论文模式及话语的刻意模仿。在接触了《万历十五年》，而后又经历20世纪90年代最初几年脱离中文环境的沉淀，我的写作风格有了一定的改变。
从大学二年级发表第一篇论文算起，我从事学术活动已经三十多年。三十多年过去，依然在探索、学步。20世纪80年代，我曾与朋友在《光明日报》上讨论历史研究的通与专的问题，我主张治史尤应专（见《光明日报》1987年6月17日）。当时话虽这么说，但我走的路，实在是一条博而杂的路。为此，我也时常自我揶揄为“杂家”。我的读书兴趣广泛，各种不同领域的著述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激发出我的阅读乐趣。我觉得我的知识结构正是得益于“杂”。我一向以为，知识都是融会贯通的，各个看似并不相关的领域的知识，就像一条条地上或地下的河流，总有交汇之处。因此，我很喜欢一种有序的“杂”。我自己有一个网页，主页的背景颜色，我没有用传统表示史部的红色，而是用了表示子部的蓝色，是一面广袤的青空。这也寓意着我的杂家理念。在此书的整理完成后，我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编了一个本书的引用文献书目放在卷末。从这篇不长的书目中，读者大约可以看出我的几分“杂”。做学问，有时也须“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如此方可开阔眼界，不至于僵化。
其实，这里讲到通与专的问题，也出于现实感触。我在日本教书，接触不少优秀的年轻学子，他们写出的许多博士论文都可以成为该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不过，跟他们聊起来，当话题从他们研究的领域稍稍离开一点的时候，则发现他们居然所知甚少。这使我强烈地感到了多数年轻学子在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他们的论文所反映的知识结构，就如同在日本常见的那种独立家屋，一幢幢看起来很别致精巧，但绝称不上高耸入云的大厦。因此说，通与专实在不可偏废。之于丝丝相联的历史，没有通的视野，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也难以达到一定的认识深度。由博返约，绝对是一条走向成功的重要途径。对此，我也一直心仪，且试图
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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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算是个楔子。通过这些叙述，读者可以了解我在写法上的追求和我对历史研究论著的期待。不过，在这里我还是有意回避了对本书主要内容的介绍，请读者自行阅读正文。因为无论我在这里如何说，也至多是篇不甚切题的影评，影片还是要由观众自己去品鉴。在后面的第七章“从具体到集约”，我代读者做了一个简单概括，介绍我选择这样一个时代、这样几个人物的理由，让读者经历了具体之后再走向抽象。最后，我在书后加上了“延伸阅读”部分，这是我的“皇权论”综述。
请原谅我的“本末倒置”，本该是前言的部分，我放在了书后。书后的“皇权论”综述，在具体内容上与前面的宰相故事拉开了一定距离，没有直接联系，但有逻辑关联。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同我一起经历了显微镜式的微观考察之后，再拿起望远镜，登高远眺，进行宏观瞭望，超越真宗朝二十六年，广角与景深涵盖整个宋代，指向整个中国历史。我要读者亲自印证，宰相故事所述说的正是一些具有共性的事像，结论与宏观考察完全一致，一斑与全豹丝毫不爽。
还要请读者原谅的是，书后的“皇权论”综述篇幅很长，并且没有前面的宰相故事那么好读。不过，这也是考虑到不同的读者层面、不同的阅读需求的做法。这篇皇权论综述，是我二三十年前在《历史研究》相继发表《论宋代相权》和《论宋代皇权》以来，首次较为完整地就这个问题进行的正面阐述。这部分中文稿的很多文字其实早在赴日之初的1990年便已写就，当时正是为了回应反响而作，但一直置于箧底，没有拿出发表。后来不断修修补补，并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移译到我的日文著作之中。不过，这部分内容并不广为国内学界所知。
国内学界谈及皇权和相权，还是以我20世纪80年代的文章来介绍我的观点。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对著名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的访问记，其中，张先生说：“80年代前期，在杭州国际宋史研讨会上，听血气方刚的王瑞来兄讲他的‘宋代相权加强、皇权削弱说’，真可谓振聋发聩。”接下来，张先生在表述了与我不同的观点之后说道：“瑞来兄90年代即远走日本，后来没有机会就这个问题同他进一步交换意见，相信他仍有不同看法。”（《两宋历史的多角度探讨——访张邦炜教授》，访问者：何玉红、刁培俊。）那两篇文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有所了解，但不曾想到，二十多年后，还会给人留有如此深刻的记忆。在读过访问记之后，刚好有机会在学会上见到张邦炜先生。我一是向他表示了我的惊讶，二是说明我的观点已经有了很大的补充与修正。因此，将我较为全面阐述的“皇权论”公之于众，也是受责任感的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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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所叙述的宰相人物论，实际上都是在十多年前写成的单篇文章。日文版已见于我在2001年出版于东京汲古书院的《宋代的皇权与士大夫政治》，中文版多数也在国内的书刊中发表过。由于是在君臣关系的主题下写出的系列文章，所以可以将这几篇单独抽出，奉献给读者。只选这几篇文章，是因为这几篇讲的都是可触摸、可感受的具体的人与事，并且还稍具可读性。不过也要请读者原谅，本书各篇所述，大多是在短时期这些人物所共同经历的事件，所以在史料使用及具体叙述上不免有重复之处。由于是独自成章，读者既可以依序阅读，亦可跳跃浏览。通过轻松的阅读，自可体会著者论述之大旨。
将旧作数篇汇集成书并非难事，但如何定名则让我颇为踌蹰。前前后后想了不少，最后才有现在的书名——《君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历史在一代君臣之间展开，这一代君臣的作为，奠定了新时代的全新的君臣关系。副题的“士大夫政治”一语，是有特定的旨归。这是从宋代真宗时期发轫的政治形态，寓含时代印记。我很喜欢物理学中“场”（field）的概念，既无形又可感知。不仅仅限于自然科学，在社会学领域内，又何尝不有一个个的“场”存在。我的书主要论述皇权，但却叫作“权力场”，不直言皇权。这也有我的考量。固然，在历史上，皇权是一种主要的政治权力，但并不是唯一的一种。在权力场中，纽结有各种各样的权力，皇权不过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以“权力场”为题，把皇权纳入整个权力场的大视野下进行考察，要比就皇权论皇权更具广度与深度。并且，在叙述皇权的同时，可以呈现各种权力的纠合与角力，透视各种关系的和谐与紧张，全方位地展示一个时代的政治态势。
“通鉴”不仅仅在于“资治”。读历史书，读历史学研究论著，既可以用于研究，亦可以从中获取智慧，感悟人生。在历史学家那里，时间变得可逆，电影被得知结果后倒放。不过，并不索然无味，事后诸葛亮后验的历史认识，一定会带给走向未来的人们以先验的启迪。对读者，我只有最低限的企望，那便是对本书还能够读下去。
当我们久久地仰望苍穹，俯观瀚海，那广阔，那雄大，会让人产生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在长久地面对浩瀚如烟海的历史时，我也常常生出。尽管无力，我依然乐于瀚海弄扁舟。从中，也时时能体味到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所描述的那种搏击的乐趣。曾经看到过一个比喻，说历史像一块块碎布，历史学家就是裁缝。接着这个比喻，我想说，没有人会做得天衣无缝。因此，我对读者的另一个期待，那就是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