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为确保新生政权的稳定，由列宁亲自发起，政治局集体决定，国家政治保卫局具体执行，将一批知识分子驱逐出境。1922年秋季，一行百人的文学家、哲学家、农艺师、医生、教授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先后离开苏维埃俄国。这一驱逐行动，后来被俄罗斯史家称为“哲学船事件”。

本书对这一事件作了详细的介绍。本书以忠实的文献细节，重现了知识分子命运史上的一个严峻时刻。本书“档案文件选译”部分，系编者在莫斯科访学期间，自俄罗斯档案馆搜集相关资料汇编而成。“被驱逐者的见证”部分，摘选自流放中的学者、作家的日记和回忆录。

1922年夏，苏俄政府开始对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系统的驱逐行动，此即震惊世界的“哲学船”事件。八十年后，随着俄罗斯档案的解密，事件始末终于大白于天下。

本书“档案文件选译”部分，系编者在莫斯科访学期间，自俄罗斯档案馆搜集相关资料汇编而成。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被驱逐者的见证”部分，摘选自流放中的学者、作家的日记和回忆录。

哲学船及其乘客(代序)

政权与知识分子——档案文件选译

 列宁就驱逐作家和教授问题致函捷尔任斯基

 关于知识分子中的反苏团体

 列宁就知识分子问题致函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鉴定与自白

哲学船的见证——被驱逐者如是说

 时代之流放篇章／米·安·奥索尔金

 俄国革命与共产主义世界／尼·亚·别尔嘉耶夫

 五年(1917-1922)／谢·尼·布尔加科夫

 哲学船上的日记／谢·尼·布尔加科夫

 革命年代／尼·奥·洛斯基

 往事与未竟之事／费·奥·斯捷蓬

 漫长旅途之1919-1922／皮·亚·索罗金

 往事——驱逐出境／谢·叶·特鲁别茨科伊

 告别了还能再见否？／亚·索·伊兹戈耶夫

 1922年莫斯科之夏／薇·亚·列希科娃

我住在通道间，旁边就是我父母的卧室。但是，他们当时不在莫斯科。我父亲在乌斯科耶——特鲁别茨科伊家以前的庄园里，当时已经转让给“学者日常生活改善委员会”，内设一个疗养院。母亲和弟弟在离莫斯科不远的村庄里，我父亲是个农艺师，在那儿当过农艺站站长。于是这伙人就问我：

——你父亲呢？

我说不知道。

——你父亲在哪儿？你不可能不知道。

我说，我确实不知道。

以那种方式审讯了我一会儿后，契卡就到前厅去了，在那儿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什么我都听到了：“是的，但他女儿在……怎么样？带走？”

当时电话挂在墙上，旁边有个小搁板，上面有日改委的日程安排，凭这个他们当然就可以得知乌斯科耶的所在地，也知道父亲在那儿了。

应该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很好的出口通向园子，父亲已多次从这里躲避搜捕。二楼的一个房间，有一个带木栏杆的大阳台，那里有一个通往花园的小楼梯，从这里到朝向西弗采夫·伏拉若科街的篱笆墙很近。木栏杆的一部分就是通往这个楼梯口的小栅栏门，十分隐蔽。我这次就打算利用这个出口。我请求让我方便一下，趁机告诉厨娘玛莎，让她从这个出口迅速奔往老马厩胡同我的叔父鲍里斯·伊万诺维奇·乌格里莫夫那里，通知他正在搜捕我父亲的事。因为叔叔当时在国家电器委员会任职，是个领导，不像现在这样拥有小轿车，而是有一匹马。乌斯科耶离莫斯科不远，他骑马来得及赶往父亲那儿，通知他尽快离开乌斯科耶。

在我们这儿搜捕了一整夜。他们搜遍了所有的东西，翻遍了父亲的写字台：“这是什么？”“这是谁？”一个红军战士，可能由于一夜没睡觉，穿着脏靴子，躺在餐厅红木沙发上就打起震天响的呼噜来。而我们所有祖先的肖像都从墙上看着他。其中一幅画的是我的曾祖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乌格里莫夫和其他一些女士先生们，曾祖父穿着皇村学校的校服，他和普希金是校友，比普希金低两个年级。大约在拂晓六点钟左右，搜捕结束，他们都走了。过了两个小时左右，他们又都回来了，气势汹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原来他们在乌斯科耶没有搜到父亲。他们走进我的房间，看了一下床底下，然后又翻箱倒柜，非常粗暴野蛮。我很庆幸，我和玛莎及时通知了父亲。这些气急败坏的家伙没有找到父亲，很快就走了。

早上，我上阿尔巴特街，在那儿遇见了别尔嘉耶夫家的仆人，还有其他什么人等等。原来这一夜很多朋友家都进行了大搜捕。当时我得知，我女友的父亲、莫大校长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诺维科夫深夜也被造访，还有维舍斯拉夫采夫、基泽维特尔、伊里因、谢尔盖·叶甫盖尼耶维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我顺便来到列夫·亚历山大洛维奇·勃鲁尼处。他正在给童话配插图，说：“您在那儿有什么用啊！”

我也给在乡下的母亲和弟弟捎了信儿，让他们回莫斯科。我想办法通知到他们晚上在普列斯金林荫路的某个长椅边见面，并通过叔父将此事告知父亲。在这次了不起的约会上，不得不劝说父亲，在这种情况下，最理智的做法就是回家，因为类似的大搜捕是同时在一大批教授家里进行的。这次“约会”后我们都回家了。

过了一些时候，父亲为了最终给自己的处境讨个说法，亲自去了格别乌。他问，到底指控他什么。回答他说：政治上您无可指责，但您是俄罗斯苏维埃的不良分子，因此对您已经作出驱逐出俄苏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决定，过一个月您同家人可以去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您想去西方也可以。

父亲告诉我们过一个月必须离开俄罗斯让我们十分震惊，我整宿都没睡。应该说，令很多人吃惊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把这视为痛苦的事。现在以及那时，已经在国外了，很多人都说是好事。我们却没什么可高兴的，因为这是极大的痛苦，但我们坚信，我们很快就会回来……

于是，我们就等待被驱逐出境的那一天。但是，主赐奇迹：就在1922年夏天，德国商贸使团来莫斯科了，这是第一个西方使团。他们住在奇斯特伊胡同的一幢房子里，后来那里成了大牧首府邸。原来，该使团为首的是我父亲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时的朋友维登费尔德。他来到莫斯科后，就到处找我父亲。我们到他们的使团驻地去过几次。这是真是难以想象的事件。天哪！我们在莫斯科过了四个饥荒年，吃的只有谷米和鲤鱼，突然被邀请去参加一个非常讲究的晚会，一下子都不知道穿什么是好。穿什么鞋，浑身上下该怎么打扮？那可是有草莓、冰淇淋和大量香槟的花园晚宴啊！还有第一次见到的狐步舞！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破落的女人，已经不成体统，简直没法活下去。

P280-283

二十世纪俄罗斯(苏联)历史的内容随着历史书写者身份的变化而被一再改写，俄罗斯(苏联)人的命运也跟着发生戏剧性变化。书写这一段历史，“革命”和发动革命的“知识分子”无疑是关键词。那些在世纪初曾经期待革命荡涤一切罪恶、却被革命火焰烧得片甲不留、缺席苏联生活七十年的知识分子，终又在世纪末的不流血革命后，跨越时空、堂皇地回到后苏联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甚至被推到更显眼的位置上。今天，借助新的历史书写者的手，我们得以翻阅一件件有着醒目的“机密”或“绝密”字样的卷宗，追寻那些深陷革命漩涡的旧知识分子的身影。

20世纪90年代之前，那些侨居国外的俄国文学家、哲学家的名字已经零星地出现在苏联出版物上，但除了极少数专业研究人员和特别关注那一段历史的人了解一点情况外，绝大多数苏联人都不知道这些旧俄知识分子是如何离乡背井踏上流亡之路的。苏联时期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克格勃在密切关注他们的行踪，少数“里通外国”的“国内侨民”想方设法也多少了解一些他们的境外同胞的创作，一般人的心目中对他们除了笼统的“反革命知识分子”的概念外，一无所知。有心人或许会对《地下反苏组织的覆灭》、《十月革命与知识分子》等著作提及的“1922年8－9月，按照国家政治局的决议，从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以及国内其他中心城市用行政手段驱逐了最积极的反革命分子”；“1922年8－9月从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基辅用行政手段驱逐了160名最积极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部分到国外，部分到北方各省”起疑：那些“最积极的反革命分子”、“最积极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是谁？但是，在苏联条件下，没有人冒险去深究，直到1990年。

苏联学术界和社会舆论对整个俄国侨民状况的关注，始于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新思维”结出了硕果，思想言论到这时呈现出整个苏联时期前所未有之活跃态势，对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失望让人们把目光转向了他们在“境外俄罗斯”的同胞，于是乎，随着90年代俄国侨民研究成为显学，那个被称为“境外俄罗斯”的庞大侨民群体得到深入而广泛的挖掘，那些肉体已经永远留在了他乡的侨民思想家们(个别人的遗骸后来也由后代运回俄国重新安葬)，思想却堂皇地于世纪末回归祖国，他们早年被迫流亡的遭遇被一一追问，到现在基本水落石出。“哲学船事件”便是这一链条上相当重要的一环，“哲学船”乘客们的命运也随之浮出水面。与绝大多数侨民的被迫但主动流亡不同的是，哲学船乘客是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的。涉及到20世纪俄国(苏联)哲学、思想史和知识分子问题时，哲学船就成为必须言说的词汇。

1990年，一批作者试图从开始解封的档案史料中追寻这一事件的蛛丝马迹，当时最大的几家报纸如《文学报》、《莫斯科共青团报》、《星火周刊》和最权威的哲学杂志《哲学问题》等近十家报刊不约而同地发表了关于“哲学船”事件的文章；2002年，“哲学船”事件80周年，掀起新一轮“哲学船”话题：又一批档案材料被整理发表在权威的历史、哲学学术杂志和大众媒体上，“民主”国际基金会在自己的网络杂志《俄罗斯·20世纪·文件》2002年第8期上传了42份详加注解的各档案馆有关“哲学船”事件的资料，以“哲学船事件”为题的专著《哲学船(史学专论)：1922年》也在此时问世；2003年7－9月，俄罗斯联邦档案馆举办的“哲学船”主题展览上展出了列宁关注这次行动的信件、便函和相关部门的会议记录、决定、决议等展品；2005年莫斯科“俄罗斯之路”出版社出版了《以驱逐代替枪决——驱逐知识分子(1921－1923年肃反委与国家政保局文件)》，把在俄罗斯各大档案馆里搜集到的有关“哲学船”事件的近四百份档案文件分类整理，内容十分详实。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被后苏联俄罗斯史学界命名为“哲学船”的事件全貌，而它之所以被称为“哲学船”，源于这次被苏维埃政权行政驱逐的知识分子中数名被视为俄国哲学界乃至整个知识阶层代表的声名显赫的哲学家是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出境的，于是，1922年夏天开始的苏俄政府对旧知识分子的驱逐行动被1980－1990年代研究这一专题的俄罗斯史家以“哲学船事件”代指，“哲学船”遂成为俄国哲学史和俄国历史的一个新术语沿用开来。

专政之鞭，你在哪里？

当整个事件的细节都一一大白于天下时，人们最想追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苏维埃政权会出此下策？要知道为数不多的旧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初期已经因为各种原因大批离境，而当时的俄国基本上只能算是一个文盲国度，一个全新制度的建设是多么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苏维埃政权领导人应该是很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