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劳因·伯奇（Druin Burch），曾在英国东南部多家医院工作，现任牛津大学医院主治医生，并在牛津大学教授人类进化学、生理学、生态学等学科，并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卫报》撰稿，著有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外科医生阿斯特利·帕斯顿·库珀（Astley Paston Cooper）的传记《挖掘死者》（Digging up the Dead）。

亚历山大大帝临终前说：我死在太多医生的帮助下。享年33岁。
普林尼记录了当时流行的墓志铭：就是那帮医生杀了我。
华盛顿死前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安静地去吧。此前他被灌了大量水银，还被放了2.5升血。
乔治·奥威尔去世前两年一直与一种新药链霉素奋战，他躺在病床上说：我觉得使用这种药物，就好像把船凿沉，来驱赶船上的老鼠。这种有效药物的副作用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即便到了20世纪，医学教科书仍然充斥着自相矛盾的教导和未经检验的谬误传统，人类与疾病的抗争，同时也是与谬误的抗争。《药物简史》考察古巴比伦到当代6000年的一系列经典药物，每一种药物的背后，都是一段精彩的传奇故事。

奎宁与英国人——1651年，奎宁正式进入《罗马药典》，是药典中为数不多的有效药，风靡全欧洲，不过英国却是个例外。有人发烧，服用了奎宁之后，死掉了。英国人认为这是“天主教的阴谋”，这种药就成了非法药物。塔尔博特偷偷引进了这种药物，加上玫瑰叶、柠檬汁和混合各种原料的葡萄酒组成一种“神秘药方”。他的推销大为成功，查理二世重金聘请他为医师，并且赐给骑士爵位，并让他透露到底是什么药物这么有效。那医生回答：耶稣会士树皮（英国人对奎宁的称呼）。查理二世大为惊骇：这药早就已经明确禁止使用，为什么以前害人的药物，现在这么有效呢？

那医生回答：这种药的效果只有国王才配消受。

抗生素的革命——19世纪后期，化学家发现把从煤渣中提炼出来的染料涂在植物或动物组织上，染料会将纤维清晰地显现出来，并且顺着组织运动，进入各个器官。埃尔利希凭借这种方法弄清楚了血清的功能，里面具有某种“抗体”，像“魔法子弹”一样对病菌进行打击。细菌表面存在与人体细胞不一样的接收器，如果能让毒素进入这些地方，就能在不杀死正常细胞的情况下杀死细菌。化学家们造出了各种各样的靶向药物，这是抗生素时代的开端，这种思维方法也是“化学疗法”的开端。

这才开始了乙酰丙胺（退热冰）、乙酰水杨酸（阿司匹林）、二醋吗啡、百浪多息、盘尼西林、沙利度胺（反应停）等一系列经典药物的传奇故事，以及赫希斯特、默克、法本、拜耳等庞大的制药公司的崛起与药物生产和监管背后药效评估方法的革新和法律、伦理博弈。

引 言 I
第一部分 前现代药物
第1 章 早期医学与鸦片 2
第2 章 诡辩与鸦片酊 13
第3 章 自信与奎宁 25
第4 章 学习做实验 39
第5 章 树的味道 48
第二部分 化学的崛起
第6 章 甜菜根、催眠术与有机化学 54
第7 章 新英格兰与新思路 61
第8 章 染料、着色剂与抗生素 69
第9 章 医学传教士 85
第三部分 抗生素时代
第10 章 阿司匹林与药物研发 96
第11 章 止咳良药海洛因 106
第12 章 弗朗西斯·高尔顿：几近革新 110
第13 章 抗生素与纳粹时期的诺贝尔奖 116
第14 章 盘尼西林与链霉素 129
第四部分 统计学与药物试验的争议
第15 章 “萨洛尼卡之病——我的第一次、最糟糕也最成功的临床试验” 146
第16 章 死神之首 157
第17 章 伦理与未来一瞥 171
第18 章 沙利度胺的未竟之殇 185
第19 章 梅毒、麻风与颅脑外伤 198
第五部分 药物的新挑战
第20 章 阿司匹林与心脏 216
第21 章 大规模试验与宏伟蓝图 236
第22 章 为心脏与心智而战 245
第23 章 意见的风险 252
第六部分 为何医学总被愚昧围绕
第24 章 革命的自信 262
第25 章 怀疑之美 272
参考文献 285
致 谢 294

第24章 革命的自信——华盛顿之死

当看到两个强大而固执己见的人发生冲突时，最好站得远远的。如今我们已在超过两个世纪的距离以外，正好处于最佳位置，可以好好品味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与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的爆炸性碰撞。

1745年圣诞节，拉什降生在离费城不远的地方。他被传播福音、勤奋工作的母亲抚养长大，15岁时便投身于医学。从新泽西学院（现在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他就跟随费城的顶尖医生们学习。

费城学院在1749年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创立，是美国沿海地区的第一所医学院，不过即使在最忠诚的爱国者眼中，它也并非医学的顶峰所在。拉什在那里接受教育，并继续精进。1766年后，他来到爱丁堡，在英语世界最顶尖的医学院学习了2年。他在巴黎和伦敦各待了一段时间以完成学业，之后便回到费城，很快就被聘为教授。

在回到美国后的5年之内，拉什就已树立了自己作为政治家与医生的声望。作为早期的废奴主义者，他通过亲身行动与笔头讨伐与奴隶制对抗。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1776年大获成功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 ）正是在拉什的鼓励下出版，并由他编辑与定题，极大地推动了美国革命。同一年，30岁的拉什被推举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签署了《独立宣言》（由他的朋友托马斯·杰斐逊主笔起草），并娶了另一位签署者的16岁的女儿。

在随后爆发的战争中，拉什表现出甘愿为良知失去生命、丢掉朋友的决心。他随大陆军行进，在许多重要战役中提供了医疗支持。在特伦顿，“战争第一次对我展示出它的惨绝人寰”。此后，他又去了普林斯顿（并在那里目睹了分属战役两方的朋友的死亡）、布兰迪万和日耳曼敦，并随军队在福吉谷度过了冬季休整期。拉什向华盛顿写信，抱怨约翰·希彭（John Shippen）——拉什过去在费城的老师，如今任军医处处长——对部队医疗服务的组织方式，于是希彭被解雇并上了军事法庭。随后拉什又写信给弗吉尼亚总督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提出华盛顿不能胜任现在的总指挥官职务，应当被免职。这次拉什可栽了个跟头，不得不离开军队返回家中。他的下一场战役开始于1793年，黄热病侵袭费城的时候。

当时威廉·科贝特也在费城，但他所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路径。他写道：“我不记得自己有什么时候不在拼命谋生。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把吃芜菁籽的鸟儿赶走，还有吃豌豆的白嘴鸦。”那时候他还很小，刚能爬过篱笆。1774年，在11岁时，科贝特便下定决心要到位于伦敦市郊的皇家植物园邱园工作。他要去邱园工作的决定是一时冲动。11岁的科贝特从他父亲在萨利郡法纳姆的农场出发，步行了35英里（约56千米）来到里士满附近的邱园。他草率地用自己的便士买了一本书，而不是食物，这就是他这次冒险的意外收获。“这本书的书名太奇怪了，我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我带了三便士，但买书之后我就没有晚饭吃了。”科贝特选择了书与挨饿。这本书是《桶的故事》（A Tale of a Tub），是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关于宗教、医学、政治与压迫的讽刺文学。根据科贝特后来描述，对这本书的初次阅读“有如智慧的降生，我一直这么认为”。9年后，他一时冲动加入了军队，并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追求阅读的爱好。被派驻到加拿大时，他已自学成才，当上了军士长。但科贝特总被身边的腐败和不公激怒。有一次，他收集了一些军官挪用公款的证据，却发现他们密谋要毁灭证据，并污蔑他叛国。他在1792年3月带着新婚的妻子逃往巴黎，在那里过了6个月快活日子，随后革命的杀戮和即将与英国开战的预期让他再次逃亡。这回，他选择了美国。

最终，他来到了费城。1793年，这里还是美国的首都，如果加上周边郊县，它也是美国最大的城市，拥有4万甚至5万人口。在这里很容易获得医学建议，你要是想找个拥有医学学位的人，就有80个完全合格的医生可供选择。

本杰明·拉什就是其中一员，他也是指明1793年黄热病暴发的第一人。黄热病会引起发烧，典型症状是危及生命的大出血，现在已查明是由某种蚊子传播的病毒引起。从1793年7月起，就有人因为此病在肮脏的海滨接连倒下。这些人往往最穷困潦倒，他们的死亡引不起多少关注。8月，拉什开始在自己的患者中发现这种病例，在此触动下，他向同行们询问他们最近的病案。当听到黄热病正在变得流行时，拉什指出事态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他的观点并不受待见，拉什“立刻遭到了各方的嘲笑和攻击，认为他杞人忧天”，而事实是这座城市在1699—1762年已多次遭到疾病攻击。幸运的是，拉什博士没有被这种排斥的声音吓退，他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他既收获了尊重，也招致了骂名，而他和科贝特一样，都热切地期望为人们带来改变，也愿意与他们抗争。监狱改革、穷人的免费教育、妇女权益及友善对待精神疾病——拉什的许多目标都很崇高。

吸引他的是它们的可资追求的价值，而不是可操作性。如果一件事是正确的，就值得推动，哪怕并无胜算，但不试试怎么知道。“正如美国在和平时期设立了战争办公室，”拉什在他的一次宣传活动中宣称，“同样，也应当在战争时期设立和平办公室。”当然，这从未实现。尽管拉什曾在爱丁堡、巴黎和伦敦接受过教育，但他感到欧洲的学说并不适合美国。旧理论在新世界似乎缺乏力量：药物好像没那么有效，而他曾被教导相信的医学理念也没那么准确。正如许多前人一样，拉什脱离了这种原本可能大有作为的认识，反而将其演化成了灾难。他没再质疑这些理论的价值，并发掘更好的方法来检验它们，相反，他构想出了自己的理论。

他最感兴趣的就是发烧。拉什曾经学过，发烧可能代表多种不同的疾病，但他却将发烧本身当成了一种疾病。据他判断，这和热乎乎的血液显然有着某种关系。“我曾经正式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发热。不要惊讶，先生们，跟上我，我会告诉你们世界上只有一种疾病。”就理论本身而言，拉什的理论并不比那些教过他的苏格兰人、英国人或法国人的更有效或更没用。从某些角度看来，它们也没什么不同。真正关键的是他运用理论的方式。

黄热病前一次占领费城是在1762年，那时拉什正在医学院上一年级，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就没有对此形成什么印象。现在情况可不同了。在拉什看的前5个黄热病人里，一共死去了4个。以当时的标准看来，他们接受的治疗相当温和，就是用一点儿水银来加快排尿和腹泻（两者都让他们更难存活）；接着再用点儿泻药，让腹泻更加重些（脱水也更加严重）；最后，似乎是要对医疗措施进行些许补偿，他们被安排进一些饮食。

5人中死了4个，这让拉什感到良心不安。他认为上帝总会提供治愈方法，只要有人足够虔诚、足够勤奋，就能找到它。拉什斗志昂扬，阅读了所有关于黄热病的文章，并找到了一名50年前在弗吉尼亚工作的医生对此的描述。这位医生对他的病人进行了尸体解剖，报告说他们的肚子里全是血液。

拉什灵光一现：发烧是由血液引起的，是因为血液太多。黄热病的特点就是病人的出血症状——从鼻子、牙龈、小伤口流出，在内部则形成淤青，进入内脏。他们显然是由于血液过多而死！前进的道路明白无疑，他便带着先锋精神公开宣布了这一发现。

与其在9月初流行病到达顶点时大出血，我更倾向于进行频繁、少量的放血，我看不出一次放掉500～600毫升血液会有什么不妥。我曾给很多人在5天内放掉2100～2400毫升血，有些还要放掉更多。

2400毫升血大概是一个男人全身血液量的一半，如果是女人，则还多于一半。拉什说，被他放过七次血的病人中没有一个丧命的。一位评论员指出这并不奇怪，因为放血一般是一天一次，而黄热病发作期就是在7到10天之间。而且不难发现，对于能挺过拉什医生七轮放血的病人来说，传染重病之类的东西简直太温和了，根本打不倒他们。

人们开始逃离费城。随着疾病流行，将近半数人口离开了这座城市，托马斯·杰斐逊就是其中之一。他承认，在染上疾病的人中有三分之一因此死亡。当代有人费了很大力气，找出了拉什的病人数据，结果发现他们的存活概率要糟糕多了，只有大约一半活了下来。

拉什从未丧失过勇气，誓要沿着他面前的道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他拒绝离开自己的岗位，这让他成为陷于危险境地的少数派。在留下的医生中，有10人死亡，有一段时间除了拉什之外，只有两个医生还活着留在城里。疾病越是肆虐，拉什的信心越大，他相信自己手中握有拯救苍生的力量。“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强悍，”拉什训诫道，“所以相应的，美国的疾病也比欧洲的疾病更强悍；要治疗美国人，就得靠英勇的美国医生实施独一无二的强力药剂。”他把开给病人的水银和泻药剂量加重了十倍，并建议放掉他们的大部分血液，多至全身血量的80%。9月的某一天，他感到自己也病了，便吞了一些泻药，叫同事来为自己放了约500毫升血。第二天，他觉得恢复了些，又回去照料病人。他们的鲜血淌满了拉什房子的前院，苍蝇在上面挤成一团。“看着我的治疗大获成功，”拉什说，“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庄严愉悦。”在黄热病围困这座城市的近百日期间，城中人口锐减，有超过4000人死去。

疾病流行期结束了，拉什的愉悦却还在继续。他证实了自己的理论，展示了自己的力量。所谓的“耗竭疗法”成为拉什大力宣扬的内容。他解释说，它几乎能应用于任何疾病，但对黄热病尤为有效。由于费城在此后数年间每年都会有传染病暴发，他就有理由尽力说服人们相信他这一发现的价值。

拉什的使命感熊熊燃烧，这既是出自他的宗教职责，也因为他相信，新世界会为高瞻远瞩的人们提供征服自然界局限的机会——这尤其需要责任心，而其他医生“在治病过程中过度依赖自然的力量”。拉什认为所需要的只是行动，将新美国人在政治中的决心运用到医学实践中来，这是一种“英雄、无畏、勇敢、雄壮、爱国”的决心。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后来以一种半是咒骂半是同情的口吻描述拉什的工作：

他的内心永远处于一种欣喜自得的状态，这来自他所参与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他不禁感到大自然也已经被《独立宣言》撼动，而美国人的医术已经超出了它的承受范围——尤其是他自己在治疗中所展现的才华。

威廉·科贝特就没那么客气了，他在1793年之后写到了这次黄热病大流行。“不管是什么病，”他指出，“让一个人流血致死可不是最好的救命方法。”拉什的做法令他震惊，他以自己的讽刺报纸《箭猪公报》（Porcupine’s Gazette）为武器投入了战斗。毫无疑问，科贝特的愤怒部分是源于拉什的政治主张，因为拉什与杰斐逊一样，为了赞美法国大革命的斗争理想而忽视了它最黑暗的部分。科贝特曾经亲眼见过巴黎的大屠杀，当另一场并无必要的杀戮发生之时，他可不想保持沉默。如果说拉什善于用柳叶刀一刀见血，那么科贝特的笔也可以。

在这个问题上，真理与声势都站在科贝特这边。《箭猪公报》“是美国读者范围最广泛的报纸”，这对于一份主编为英国爱国人士的出版物来说可谓成就不凡，况且其尖锐的讽刺性观点也十分英式。甚至连乔治·华盛顿也读这份报纸，还寄给他的朋友。“就包容一个英国人的粗野吧，”他对一位朋友说，“他总会有些强烈、粗俗的言辞，还想就很多事实获得官方信息；这也不是坏事。”

科贝特嘲笑拉什对水银的使用，并指责他用毒物和失血令成千上万名美国人丧生。“拉什医生对黄热病的疗法从不失手，让你必死无疑。”他写道。诽谤诉讼随之而来，拉什在1797年秋天将他告上了法庭。不过庭审被拖延了很久，这或许是拉什的其他敌人所为，他们热衷于将他的难堪公之于众，想让他再多煎熬些时日。

科贝特的攻击成功地毁掉了拉什的医生生涯，却没能达到更好的结果——让他有所进步。杰斐逊曾经给拉什写信说过要宽容对待持不同意见者，“一个人有着那么多可敬的品质，为什么我们要仅仅以政治见解、宗教、哲学或者其他东西来分裂彼此呢？”但科贝持和拉什彼此都热切地想要改变对方，这种观点对他们双方都毫无吸引力。

12月12日，星期四，那是弗吉尼亚寒冷的一天，华盛顿在雨雪冰雹交加中绕他的农场骑行，回来后没换湿衣服就吃了晚饭。第二天，他感到不舒服，便安静地在家中待了一天。晚间，他在睡前大声为妻子朗读。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华盛顿把她叫醒，告诉她自己感觉更不好了。星期六早上，华盛顿叫他的庄园主管给自己放血，这个人给他放掉了大约三分之一升鲜血。午饭前，第一个医生来了，又给华盛顿放了两次血，这次放掉了一又四分之一升。晌午时分，第二个医生到了，这次给华盛顿放了整整一升血。水银让他腹泻，多次服下的药物令他呕吐，滚烫的杯子覆在他的肌肉上，吸出充血的水泡。

华盛顿身上大约共有5升血液，其中超过一半都通过放血流失了。呕吐、腹泻和水泡让他进一步脱水，比初始不适时的发烧与炎症造成的更甚。到星期六快结束时，挤在华盛顿床前的医生注意到他的血似乎有些异样。当切开一条静脉或动脉时，血液不再汩汩流出，而显得很黏稠，只能缓缓渗出。

“不必麻烦为我祈祷了，”华盛顿告诉他的医生，“让我安静地去吧。”星期六晚上10点刚过，他死去了。

威廉·科贝特在次年2月的文章中，估算放掉的总血量达到“108盎司，也就是9磅，换算过来就是9品脱，或者1加仑又1品脱！！！”他觉得这里值得用上几个感叹号。他有充分理由不顾自己的理智，而尊重自己的情感表达。华盛顿成功地带领美国击败了杰斐逊等亲法共和主义者的努力，与英国建立起和平关系，对科贝特来说，他就是英雄。而华盛顿的死就算不完全是医生的照料导致，也与他们脱不开干系。

令科贝特的怒火倍加炽烈的是，在华盛顿去世当天，拉什对他的名誉诉讼有了结果。“当庸医们纷纷嚷着通便、放血，”科贝特的律师在法庭上说，“这世道就真是不妙了。”法官在几年前遭到过科贝特的笔伐，并在这次判他败诉，判定拉什应获得5000美元的伤害赔偿。科贝特指出，这超过了美国建国以来所有同类案件的赔偿总和，他因此逃回了英国。

但在回英国之前，科贝特又驻留了一段时间，用于攻击华盛顿所接受的医疗措施，同时就他对拉什的批评收集证据，召集民意。他弃《箭猪公报》不用，而在新的刊物——针对性地起名为《拉什之光》（The Rush-Light）——中着重调查了费城的官方死亡记录。科贝特注意到，当拉什开始宣传他的壮举一般的放血理念后，死亡率显著增加了。

存在与我们持不同意见的人，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会面对的问题。科贝特和拉什可以坐到一起，承认他们在放血的作用方面肯定有一个人是错的，并设计一个试验来终结他们的争论。两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都精力充沛地追求着自己所珍视的许多目标，都对自己不借助试验就能推导出真相的能力深信不疑。恰好科贝特是对的，拉什是错的，但更关键的是，他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信念接受检验。“与其错误，不如无知。”杰斐逊在其1782年的《弗吉尼亚杂记》（Notes on Virginia）中写道，“比起相信谬误的人，什么都不相信的人离真理还没那么远。”对于那些认为强硬的看法比不确定及怀疑更显男子气概的人来说，这种教导可不那么中听。

几年后，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1803年找到拉什，想向他学习一些医药知识。杰斐逊派他过来，是想让刘易斯为他与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一起横穿美国去往太平洋西北岸的历史性壮行做好准备。拉什给刘易斯准备了半磅鸦片、催吐药物、50打以水银为主料的泻药、1磅水银（在染上性病时口服或直接注射入阴茎）、50磅秘鲁树皮和2磅用动物油脂、蜂蜡及松木树脂制成的药膏。拉什所给的水银在这次远征中用掉了大半，以至于在两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他们当时的驻扎地还因为如厕处的严重污染而清晰可辨。其中的寓意并不是说医生曾经做过愚蠢的事，而是说如果依赖未经验证的理论，那么就连最优秀的人也会沦于失败，而这些失败会害死他人，玷污历史。放血与水银疗法虽已过时，但不加检验的肯定与过度自信却仍在盛行。

引言

你站在病人身边，打算将手中的套管针扎进他们的脖子里，而你并没有过成功的经验，简直没什么事比这更可怕了。

我说的可不是用来注射药品的小针管，也不是稍大些的输血针管，而是那种又粗又长、尖端锋利、专门用于在人身上开孔的钢针。

穿刺过程其实并不复杂。让病人平躺，或者把床略往后倾，这样就能使病人头低脚高，以便头颈部的血管因充血而鼓胀。清洁病人的皮肤，在其颈部包覆上消毒巾（要盖住整个面部），然后在颈静脉周围注射局部麻醉剂。接着，你身着长袍，戴着手套、口罩和帽子，在病人的颈部搭脉。多余的衣物使你热得大汗淋漓。找到脉搏后，你又花一秒钟来确认这不是自己的。现在，你指尖之下就是病人的颈动脉，每一次搏动都将一股血液送入脑部。在大多数人身上，你要找的静脉就在搏动处的周边位置。

你继续把手指搭在脉搏处，另一只手抓起一支套管针，针头后面连着一个小注射器。你要找的静脉在皮下深处，看不见也摸不着，针头既可能把它扎穿，也可能完全扎不到。针头可能扎到动脉，令血液在高压下喷射而出，或者直接穿透静脉，扎到某片肺尖。针头还可能在气管上戳出一个洞，或者刺伤重要的神经。

你用一只手握住注射器，小心翼翼地把针头抵在病人的颈部皮肤上，紧挨着自己的手指。针尖倾斜而锋利。你望着针尖，发现它的外轮廓并不是圆润的“O”形，而是锐利的“V”形。要是运气不错，病人不会移动头部或发生抽搐，你也不会紧张地意识到，针头有多容易穿过手术手套的薄保护层，扎进自己的手里。

“你可能会感觉有东西在轻轻地推进来。”你说道，希望这句话对病人更有说服力。

我是从一个通常用于监护的病房开始学习如何放置针头的。因为在我来这儿的两个月前，有位医生在尝试置针时失败了，他把针头刺到了病人的颈动脉上。当他为了确认结果而把注射器从针尾处取下时，鲜血喷射而出，在巨大的压力下直接溅到了房间对面。刺伤颈动脉的情形相当常见，如果在伤处用力按压的时间足够长，一般都能止血。

这位医生又尝试在病人的另一侧颈部操作，但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撤出针头后，他再次按压止血。

病人的脖子肿了起来，两侧各鼓出一个血包。血没有流得满地都是，而是被封闭在她的体内。她颈部的压力开始增加，两个番茄大小的肿块挤压着周边组织。病人开始呼吸困难。两处内出血尽管不比淤青严重多少，却压迫了她的气管。肿块最终压裂了气管。她死了。

医疗干预是危险的。无论你多么小心，有时还是会搞砸。如果事故原因是一支粗大的针头，这还比较容易理解，但如果只是一粒药丸，理解起来就有点困难了。而危险品并不一定要刃口锋利。我曾经给心肌梗死（myocardial infarction，MI）病人服用溶栓药物，然后发现他们的舌头快速充血肿胀，这让他们一下子窒息。还有些人已经因中风而昏厥，药物在让他们的心脏复苏的同时，却让血液猛地涌入大脑。就算死亡发生得没那么具有戏剧性，也一样是真正的死亡。药物的伤害有时无声无息，不易察觉。有些药让人比平时更神志不清，有些药让人衰老得更快一些。有些癌症病人会内出血，并呕血不止。当你预计会发生不良症状，就很容易对药物加速症状发生的后果视而不见。

还有些错误是由于不作为造成的。一位医生想起上个月两名因服用阿司匹林而出血死亡的病人，在给其他病人开药时就会格外谨慎。鲜血在他的脑海中萦绕不去，这令他困扰不已。阿司匹林的作用是预防中风和心肌梗死，但无论患者是否服药，都会出现此类症状。极少数患者会因药物而死于大出血，这种死状惊心动魄，令人印象深刻。但对大多数患者来说，药物能使心肌梗死与中风发生得更晚一些，次数更少一些：这给人的感觉就没那么强烈。因此这位医生便略过了这项常规操作，不知不觉就犯了不作为的错误。当一位老人紧抓胸口、昏厥过去时，他的家人因为对此早有预期，就很容易忘记他没有服药。这类死亡也同样是医疗风险的副作用。

你可能以为医生对这些风险都了如指掌，也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因此向他们寻求医疗建议肯定是件好事。大部分情况下，这个想法没错，但也仅限于近些年。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医生害死的病人远比救活的多。他们的药物与建议毒如砒霜，他们真诚、满怀善意，却能置人于死地。这本书介绍了药物的灰暗过去，以及从中获得的走向进步的方法。

我想通过一些常用药——鸦片、阿司匹林、奎宁等——来说明，人们看待药物的方式如何决定它们的成功。不同的治疗方法讲述着不同的故事，汇集于此构成一个共同主题。这些故事所说明的，是在解答关于人类身体的问题时选择所用方法的重要性，是哪些物质能让人保持健康，哪些物质能使人患上疾病，以及要分辨这二者有多么困难。

大部分医学史著作都很奇怪，在处理书中论述的主题时，往往将它视为某种观点、评判或看法。罗伊·波特（Roy Porter）的《人类医学史》（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A Medical History of Humanity）是现代医学通史著作中最杰出的一部。在引言中，波特表示他着重于描写促成进步的人物，而不是一部“‘伟大的史诗’，来赞颂医学从无知经由试错到达科学的胜利之路”，他为此感到非常抱歉。波特之所以觉得惭愧，是因为他过于专注西方医学。对此他解释说，这只是因为西方所走的路径在文化上大获全胜。“其主流地位的上升，”他说道，话里所指的就是西方医学，“是因为各个社会和患者都认为它特别‘有效’，至少对于许多主要疾病来说是如此。”

波特为什么要将有效一词加上引号呢？

历史学家看待医学的方式，正如他们看待政治、社会与艺术一样。古埃及人用鸵鸟蛋制成膏药来治疗头骨开裂，这与他们将死者制成木乃伊、为其建造金字塔的做法没什么两样。这些行为在历史学家看来都属于同一信仰体系，它们共同定义了何为古埃及人。在一种文化里，医学就和宗教一样，组成其民众特征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学家并没有错。在以生花之笔写就的历史中，波特记载了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使用过的许多惊悚的治疗方法。

他们的医药是否真能拯救生命、治愈疾病、提供安慰，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能提供的帮助很有限。他们不会告诉你答案，他们的兴趣在于治疗方法如何反映出某种文化的理念。波特也和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把兴趣放在医学的文化相对性上。“汝之蜜糖，吾之砒霜。”波特说，每个社会的“诊断技术与治疗措施”都同样有效。他着眼于西方医学，是因为其在世界范围内很受欢迎，这也是医学史的传统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不同医学体系会通过互相争斗来赢得忠实的信徒的心，就像宗教一样。

虽然医学与诗歌并不相似，但要讨论片剂与饮剂的不同优势，就像讨论颂歌与十四行诗孰优孰劣一样，总能引起无尽的争论。我们的身体与早先的古埃及人相同，与更早的苏美尔人也没什么差别。我们的器官相同，结构一致。几千年来，虽然癌症与传染病的种类、事故发生率、寿命都稍有变化，但整体上变化不大。医学史能让读者对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中国人、印度人、18世纪的法国人所掌握的大量药品获得丰富认知，能清晰叙述出当时人们所信奉的治疗方法，但对这些疗法是否正确却几乎只字不提。

如果一个病人患有癌症，比起古埃及名医伊姆霍特普（Imhotep），中世纪的法国医生会给他更好的治疗吗？如果得了肺炎，由谁来施行放血疗法比较好，是古希腊人、古罗马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人，还是19世纪从哈佛到海德堡的医学精英？答案是毫无区别。虽然理论有所差异，但效果都一样。关于放掉4品脱血为什么对胸腔感染有好处，古希腊人能提供一套解释，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医生也有自己的理解。如果是为了理解这两大文明体之间的文化差异，那么不同的解释方法尚能引人兴致，但要说明放血对一个病人的实际作用，这种差别就完全无关紧要。

古埃及人对人体的运行机制有着复杂的认识，他们相信生菜是引起性欲的春药。在一千年后古代雅典与古罗马的古典文明中，人们对此又有什么说法呢？托马斯·多曼底（Thomas Dormandy）写了一本关于疼痛历史的著作，洋洋洒洒，很有意思。当写到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他说道：“采集园中幼嫩的生菜，据称可以缓解悲痛，但也可能引发癫狂。”难道生菜从古埃及时代之后就发生了突变，或是人体的生理机能产生了变化？我们需要提防盘中的沙拉吗？

1664年的最后一天，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的身体在过去几个月中少有的健康。“我完全弄不清楚，这到底是因为我吃了野兔脚，还是因为我每天早上吃一片松香，或者是因为我不再穿长睡袍。”无论原因是什么，肯定不是这三者之一。

我们在许多事情上仍然蒙昧无知，关于身体的解释更常如此，但从1664年到现在，我们已经进步了很多。医学也的确有所进步，而其源头在于认识到某些医学理论要比其他更有价值。佩皮斯真心相信某些理念，但它们是错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从1960年开始监控全球儿童死亡情况。2007年，他们在报告中称，全球儿童死亡人数首次降至每年1000万以下，同时儿童总数有所上升。1960年，全年儿童死亡人数为2000万。2007年，这个数字是970万。取得这一成就的原因是一些贫困国家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这意味着更好的食物、居住条件与卫生状况，同时疫苗、维生素与蚊帐也拯救了数百万名儿童的生命。这些进步都有赖于认识到哪些医疗措施是真正“有效”的。

我从来没想过要去拯救生命，成为医生多少算是个意外，主要是为了延长我的运动生涯。我曾在基因研究上花过一段时间，最后以失败告终——与移液管为伴太过无聊，而统计学又难到吓人。可外面的世界也不能吸引我。我不理解同事们对伦敦的向往，那里意味着西装革履和一成不变的工作，况且那里几乎没有什么运动的机会。这种“体面的工作”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黑暗的中世纪。我的精神世界分为运动与非运动两部分，而前者才是我希望栖居之地。

在这些隐秘动机的驱使下，我申请了医学院，几乎没做任何面试准备。有朋友问：“如果他们问你为什么想成为医生，你怎么回答？”“他们不会这么问的，”我解释道，“怎么会有人问这么无聊的问题呢？回答肯定都差不多，喜欢科学啦，希望帮助别人啦。”

“你为什么想成为医生呢？”面试官问我。

当时说了些什么，我早就不记得了，可能面试官也压根儿没在
听。直到现在，我也觉得这是个差劲的问题。医学看起来相当有趣，
也十分可敬，但我还是没法立刻想象出自己在某一天开始执业时是什
么感受。除了试一试，你还能怎么办呢？

医学院的生活进展顺利，外科导师给我写了最宽容的评语。在我被分配到他的每周辅导课几个月后，他这样写道：“我还未见过该生，但我知道他在赛艇运动上进步神速。”事实的确如此。我从来没在外科教学中露过面，但这位外科名医（我后来才知道他十分有名）还是让我及格了，什么问题都没问。

一年暑假，我想找个借口留在学校继续训练。有位热心的导师以为我的计划是出于学术热情，便帮我取得了一项暑期在学校研究医学史的许可。于是，每天清晨在泰晤士河上划一个来回之后，我便坐到老旧的图书馆中，将晴朗夏日的大部分时间消磨于此。我读着书，直到暑热弱化，只剩下柔和的余温，便再跑去划船。这个安排堪称完美。我阅读了19世纪与20世纪初的医学实践，它们乍看之下十分先进，实际上却可笑至极，经常用到水蛭和其他一系列让人短命的治疗方法。让我奇怪的是，当时居然没人注意到这一点。

夏季结束时（冬训又适时开始），我们学到了心肌梗死。有本书说可以使用一种名为利诺卡因（lignocaine）的药物进行治疗，但课堂上并没有提及，于是我举手提问。

“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这种药了。”老师告诉我。
“但有本书说它能救命。”
“现在不行了，它反而会害死人。”

这位老师所说的与莫里哀的一段著名台词遥相呼应，医学期刊上常常引用这段文字：

热隆特：好像你把它们的位置弄错了——心脏应该在左边，而肝脏在右边。
斯卡纳赖尔：是的，以前是这样，但我们都已经改过来了，我们现在按全新的方法行医。

同一样东西怎么会前一年还能救命，下一年就会杀人呢？这么说来，我们离水蛭时代好像也并不遥远。我又留意到教科书中还有其他矛盾之处：一本书说安非他命能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家庭医生都乐于开这种药；另一本书说抗抑郁药会致人自杀；第三本书建议孕妇喝点儿吉尼斯黑啤酒；第四本书声称卧床休息可以救人性命，而第五本书却笃信卧床会要了你的命。在病房里，早上查房的高级医生让你无论如何得避开某物，而下午换班的医生则称某物是治疗所必需。教授们就某人是否患有传染病、心肌梗死、癌症或中风各执一词——然后互相论证对方的治疗方法会一败涂地。

在这期间，我们学到了所谓的“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它认为真理并非经专家慧眼一识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你提出一项理论，就要对其进行检验，而且只有某些检验方法才真正可靠。

许多看似费解的问题开始变得明朗，我开始理解水蛭、教科书和教授们。即使是聪慧的长者相信某样东西能起作用，事实也未必如此。就算受过教育的聪明人都真心认为一项治疗措施有用，它也仍可能具有危害。

在河中划船的情况也有所变化。过去我将教练奉若神明，视他们为全知全能。每次失败，我都觉得是自己的错：是我自身存在不足。教练也是这么想，无论我对他们的智慧与见解有多肯定，他们自我肯定的程度只会更甚。

“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中，我要你把心率控制在最高水平的85%。”他们说。他们经常提这类要求。
“为什么呢？”我开始质疑。
这时往往会有片刻沉默。
“因为这是提高你体质的最好方式。”
“你怎么知道？”
更久的沉默。
“因为我过去也是这么训练的，这很有效。奥运会冠军也这么做，我知道的，我还训练过其中几个。”
“可是，”我继续问，“有人对此做过实验吗？”
又一阵沉默。这次他的回答带了些恶狠狠的意味：
“你到底在说什么鬼话？”
这本书就是我的回答。

【名人推荐】
药物，历来被认为是祛病、延寿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历史长河中出现过的无数药物都真的有效吗？药物的有效性如何判断？
在《药物简史》中，德劳因·伯奇介绍了“明星”化学药物的灰暗过去，以及从中获得的走向进步的办法。读者将会发现，药物及其治疗方案从立论、研发到应用往往不仅是关于思维模式的长期较量，更是医者、患者、制药公司、监管机构的多方博弈。实际上，此类斗争之所以长期频仍，往往不仅因为道德良心的不足，更多是源自科学怀疑精神的缺失。
在作者看来，以医者为代表的治疗参与方，往往会在两个方向犯错：由于假设看起来显然为真，而未能进行适当的检验；仓促接受方向正确，但因尚未被充分完成而不够可靠的试验证据。如果不将对比试验、大样本量数据收集及统计学研究引入医药研发，药物的科学运用将无从谈起。放血疗法将继续戕害生命，心脏病患者也得不到阿司匹林的驰援……
此书还告诉我们：除“心要近佛”外，“术亦要及仙”。唯有以试验与数据为纲，秉持仁心的医者才能更好地理解疾病，检验真理。
——尹烨（华大基因CEO，《生命密码》作者）

这本书可能会颠覆你对医学的美好幻想，但遗憾的是，古代医学的实际水平很可能比作者在本书中揭示的更加不堪，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人类在寻找药物的过程中，斩获非常有限，巨大的进步好像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为什么人类要在黑暗里摸索那么久？为什么药物疗效的判定非常困难？为什么近代才有新药井喷式的出现？也许眼前的这部《药物简史》能够帮你解开这些谜团。
——李清晨（医生、科普作家、文津图书奖获奖作品《心外传奇》作者） 
这本书虽然名为“药物”简史，却不单单有简单的“药物”故事，更重要的是药物背后几千年的医学实践和科学思维历史中的博弈。它让我们看见，每一次药物和医学进展的背后，都是与根深蒂固的传统误解的生死搏斗，人类每次都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能确立一个正确的求医问药实践，然而在现实里，这种历史和思维却往往不为大众所理解。推荐本书给试图了解各种药物尤其是抗生素及其背后争议的真相的读者。
——李治中（菠萝），杜克癌症生物学博士，科普作家

2019年非常想看的一本书。比《阿司匹林传奇》更全面，可供人无尽的饱览史上与当下药物研发与监管的新鲜故事与实况。也许慢悠悠看完此书，你就知道了现代医药的真正基石是什么，以及到底结实不结实。这是一本帮你擦亮眼睛，真正走进21世纪上半叶的书。
——微博大V“科学未来人”，科普作家

本书梳理了药物从诞生到投入使用的历史，从哲学和心理学的层面去反思药物背后的医学实践，作者辩证地看待药物对人类的影响，并试图告诫医疗从业者和患者，只有遵循循证医学，永远保持怀疑精神，药物才会成为治病良方。
——丁香园内容执行主编


【媒体推荐】
《药物简史》击破了“医生永远正确”这一迷思，同时书写了药理学的历史——探寻真正有效的那一种药物，十分引人入胜。——《星期日电讯报》（Sunday Telegraph）

伯奇带领我们走过一段令人惊叹的医药实践之旅。——《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既充满智慧，又令人愉悦。——《药片杂志》（The Tablet）

尽管现代医学已取得了杰出成就，给我们带来了仿生义肢和靶向药，但医生们仍不能妄言自己知晓所有答案。此书为此类自满情绪打了一剂卓有成效的预防针。——《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

一段关于药物及声称懂得药物之人的历史，饶有趣味，坦率真诚。作者是一位英国国家公费医疗体系的医生，具有灼人的智慧与生动的才思。——《好书指南》（Good Book Guide）

每一章都自成一体，读来令人兴味盎然，如同一则又一则关于药物祸患的短小寓言。——《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