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反映当代刑警生活的长篇小说。在亲情、友情、私情、敌情的交织网中他们能否保持人民刑警的本色？

由本书改编成的电视剧《永不瞑目》，曾在全国8家卫星台同步播出，这在中国电视史上还是头一回。夸张一点说，《永不瞑目》的上演引起的轰动有点象一场地震。

新婚前夜，女刑警欧庆春的未婚夫因缉毒牺牲，欧庆春悲愤地投入到爱人未竟的事业，并将他的眼角膜捐献给法律系大学生肖童，使他得以重见光明。

肖童是个热情、单纯的年轻人，欧庆春的大义，她的身份，以及她远远超出肖童想象的美丽和成熟，激发起肖童的爱情。欧庆春对肖童也不无好感。

然而生活远没有那么简单，缉毒队长李春强追求欧庆春已有多年，对于李春强的关爱，欧庆春小心翼翼地回避着。肖童在一次玩笑中邂逅大老板欧阳天的女儿欧阳兰兰，谁知这个任性的富家小姐立刻就不管不顾地爱上了他。

缉毒工作在继续，线索表明，深藏不露的毒枭很可能就是大老板欧阳天。得知肖童对欧阳兰兰并无爱意，欧庆春请肖童帮忙，深入欧阳家做调查工作。欧阳兰兰受不了肖童的冷淡，遂按父亲欧阳天的主意，设计使肖童堕入吸毒的泥潭。

根据肖童提供的线索，欧庆春和战友们截获了一大批海洛因，战役告一段落。然而肖童却每况愈下，终因吸毒被学校除名。得知肖童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爱自己，欧庆春非常感动，她不但帮肖童戒了毒，还不顾李春强的反对，把肖童接到了自己家里，请父亲进行照顾和监管，两人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一天，欧庆春回家看见床上有一个残留着白色液体的针管，误以为肖童恶习重犯，怒而打了肖童一个耳光，后经父亲解释才知道冤枉了肖童，待终于找到肖童，欧庆春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她当着李春强的面投入了肖童的怀抱。

鉴于缉毒案久无进展，上级提出让肖童再次进入欧阳家做内线工作。欧庆春犹豫着，她不知道重新与欧阳兰兰接触对肖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然而刚刚恢复正常生活的肖童却接受了任务，他要为欧庆春争口气，他要向欧阳家报仇。 　　肖童重新又出现在欧阳兰兰面前，这一次，他是以一宗毒品买卖的中间人身份出现，并以重新吸毒骗得欧阳天一伙的信任。狡猾的欧阳天一面安排手下人进行交易，一面叫女儿拉上肖童作为人质，进行游动观望。

李春强假扮买主，率队全歼了前来交货的毒贩，欧阳天闻讯仓皇出逃，躲了起来。肖童和欧庆春人分两地，互为思念。欧阳兰兰则用毒品再度控制了肖童，并因此怀了孕，她真诚地爱着肖童，并认为肖童的最好的出路就是永远跟在自己身边。

肖童和欧庆春再次见面，欧庆春无法接受欧阳兰兰怀孕这一事实，也不想听肖童解释。肖童羞愧难当，他觉得与欧庆春的距离越来越远。

欧阳天决定暂时出国躲避，临行前，欧阳兰兰打电话和肖童告别。欧庆春闻讯追踪而来，肖童又一次处在两个女人中间。欧庆春指挥众人包围了欧阳天一行。欧阳兰兰看到肖童镇定地走向自己，一瞬间，她突然明白自己用金钱永远也买不来爱情，这个男人恨自己是真的，她掏出手枪，打死了这个她永远想霸占的男人。肖童倒下了，欧庆春扑上去，抱起他的尸体防声痛哭。

在公安局举办的仪式上，欧庆春用一个深情的吻向肖童告别。

一

谁都知道胡同和四合院是北京的象征，可欧庆春虽然生在京城，却一直被那种鸽笼式的单元房圈到了二十多岁，从没住过一天胡同。单从这一点看，她的北京人的生活，也显得不那么正宗。她本质上其实是一个从父亲那辈才迁进来的外地移民。

算上今天，她在这个招待所的阁楼上已呆了四天。透过这里的窗口，她第一次这样长久地、专注地凝视着一条典型的北京胡同，和在这胡同里来来往往的老北京人。和其他胡同不同的是，在鳞次栉比的传统四合院和它的破坏性变型——大杂院的夹缝中，这里居然还挤着一栋两层的老式西洋楼。那西洋楼斑驳的外观看上去像有上百年的历史，大概也是西方列强当年趾高气扬的一个物证。但现在，它以同样的陈旧，协调着周围低矮的平房那波浪般层层铺展的灰色房顶，竟使人感到一种建筑群落样式的丰富与色调的和谐。

今天，她的差事还是照相，她再一次把镜头对准了那栋西洋楼残败的楼门。当那个提着公文箱的西服笔挺的男人被长焦镜头牢牢套住的瞬间，欧庆春已经不再像前几天那样兴奋。她只是熟练地，甚至是机械地按下相机的快门，只有快门连续发出的带着些沙哑的喳喳声，能给人带来一种隐约的快感。相机的机身已经老旧，但它硕大的镜头却显得簇新而且气派，能把那张粗糙的脸拉得近在眼前。直到李春强在一边推她：。。差不多了，节省点吧。”她的快门才停止下来。

她放下相机，心里笑了一下，为最后一个镜头而暗暗得意。最后这张照片她拍了一幅大全景，把跟在那家伙身后往街口走的胡新民也拍得清清楚楚。天色有些黑了，但胡新民脸上的那份天生的沉着仍然触目。她想，但愿这案子早点儿有个段落，最好别误了他俩后天的苏杭之行。

身高马大的杜长发和组里的几个新手这时还闪在阁楼的窗边，目送着胡新民跟着那家伙消失在街口。同时，他们都听见了队长李春强拨响了手提电话，他们都知道马处长正等着这个电话。李队和马处的通话很简短，简短得近于暗语，但欧庆春完全可以听得明白无误。在李春强面无表情地收起电话之前，她已经知道了处长的决定。

“行了，按早上布置的，端了吧。”

每个人的心里都感到了几分轻松。已经四天了，他们蹲守在这问有股子霉味儿的阴暗的阁楼里，盯着下面胡同里那栋文物一样歪斜着的西洋楼，用相机的镜头捕捉着在那楼门口进进出出的每一张可疑的面孔，然后按照李春强的判断，有选择地一对一地尾随而去。四天了，从被跟踪过的人看，几乎清一色都是来这里买货的一般吸毒者。他们刻意要等的送货人却一直没有出现。今天早上，他们这组人准备出来和夜班的同志换岗的时候，处长马占福已经表示了不想再等的意思。这个意思在和李春强刚才的通话中，显然已经变成了明确的命令。大家开始默默地检查各自的武器，试枪栓，压子弹的声音此起彼伏。欧庆春只是习惯性地按了按腋下的手枪，早上出来的时候，一切都已检查过了。虽然她刚满二十六岁，但在他们这组人中，除了李春强和胡新民外，她就算来刑警队最早的同志了。

这里的地形不算复杂。一条笔直的胡同，一个浅浅的院落，院落里的这座孤独的西洋楼只有一个出口，极易封锁。暮色苍茫，他们一个接一个从这阁楼里鱼贯而出，横跨胡同，直扑对面的楼门，那毒贩子就住在这洋楼的顶层。李春强留了两个人把住楼门，其余四个人上楼，由庆春突前敲门。那家伙正在做晚饭，听见个女的喊收电费，毫无戒备地把门打开，他们便轰一下冲了进去。那家伙下意识地往厨房里退，李春强和另两条汉子几乎一齐拥进了只有三四米见方的小厨房里。热在煤气灶上的面条翻在地上，烫了大个子杜长发的脚，那毒贩子却惨叫了一声。行动从叫门开始，只用了十几秒钟就结束了。那毒贩被反铐着，几乎双脚离地被一路拎下楼去。李春强和庆春留下来进行搜查工作，他们居然很轻易地在屋里搜出了整整一大块还没有开包的海洛因。庆春掂了掂，大约足够一公斤，这使得李春强大为兴奋，因为超过一千克的毒品案可以算得上大案子了。

由于有了这个意想不到的战果，他们顾不上吃晚饭就在看守所突审了那个毒贩。更加意想不到的是，到了晚上八点半钟，毒贩突然交待黄昏时那位提着公文箱，穿着西服的最后的访客，就是他的上线供货人。而他们搜获的那包战利品，正是那位西服客刚刚送来的货。

这正是他们蹲了四个昼夜苦苦要等的人，李春强马上把指令呼在了胡新民的BP机上：“此人重要，务必跟出下落！”胡新民也很快回了电话，他说那家伙刚刚在饭馆吃完饭，正在结账。李春强果断地命令：“别让他甩了，要是跟不住的话，你就先拘了他！我们等你电话。”胡新民说：“我知道了，你就贿好吧。”

等着坍新民的电话，大家赶快吃饭。李春强没顾上打开自己那份盒饭就被处长叫去汇报。走的时候他关照欧庆春可以先回家休息。李春强自提了队长以后，对庆春一向格外关照。

庆春也不客气，简单收拾着桌上的东西。临走时，她没忘了向李春强确认：“我和新民后天去杭州，我们明天就歇了。明天我们两家父母和亲戚在一起办一桌，就算是个仪式了。”见李春强沉吟了一下没有认可，她又补充道：“明天我们还得到办事处去办婚姻登记呢。”

“怎么这么晚才登记？”李春强问。

“新民他妈托人查了查，明天才是个吉日良辰。他妈信这个。”

“你们车票买了吗？”李春强又问。

“买了，后天下午的。我不是早和队里请过假的吗。”

“啊，对对，这是大事。”李春强这才想起来似的，“你们走你们的，反正这案子人手也够了。再说，新民今儿晚上要是把那小子弄住了，也算是头功了。”

庆春笑笑，表示领情。胡新民与李春强是同一届刑警学院出来的，都比庆春大了两届。李春强蹿得快，一年前当了队长，比较希望同辈的哥们儿在工作上能给面子，所以在功利方面对他们一向也有些倾斜。当然，他对庆春的态度从上学那阵儿即如此。

两个人一起走出办公室。看上去李春强像是故意要送她，庆春心里不免诚惶诚恐。在楼梯口分手的时候，李春强无微不至地说：“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明天可以把我那辆吉普拿去用。”

庆春说：“不用不用，明天我都借了车了。”

李春强发了一瞬间的呆，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用闪光纸包好的小盒子，递过来，带着几分不自然，说：“祝你们新婚愉快。”

庆春沉默着没有接，李春强笑一下，想把两人间的气氛搞轻松：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咱们在一块儿这么多年了。”

庆春接了，说：“春强，听说马处给您介绍了一个对象，怎么样？我和新民都挺惦记你这事的。”

李春强勉强笑了一下，“没有的事，马处只是随便提了一句。我跟他说了，我这两年不打算找对象结婚。”

“为什么，你也不小了。”

“我找不到合适的了。”

庆春知道他要说什么。李春强以前和胡新民同时追过她，只是当时她不喜欢李春强总是那样锋芒毕露太好强。当然这个话题是不宜再继续下去的，两人心照不宣。庆春拿着那小礼盒，说声谢谢，然后转身下楼。她知道李春强站在那里没走，但她没有回头。

庆春家住得离机关不算远，骑车走一刻钟就到了。这房子是父亲从地矿科学院退休前刚刚分到的。考虑到庆春要结婚，所以当时要房的时候，父亲放弃了一个坐北朝南的大三居，而要了一个两居和一个一居的单元，都是阳光不足的东西房。父亲执意要把新房布置在两居室的单元里，而自己住进一居的单元。自庆春母亲去世后，父亲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围着庆春转的。他对女儿说：“你的朋友多，有个客厅方便，我一个人也用不着占两间房，再说，你们的客厅我也可以用，反正两个门都挨着。”

庆春也不推却。她和父亲的关系，几乎亲如一人，完全没有客套的必要。新民没有房子，结婚必定要住过来，也不算倒插门，只是住过来而已。新房完全是按照新民的构思，她帮他一起布置的。不算厨房卫生间，两间房子加一个过道，装修费不到一万块钱，再摆上搭配得恰到好处的几件新家具，看过的人都说感觉还挺舒适。

婚还未结，两人合影的照片已端端正正地挂在了卧室的墙上。照片是普通彩色放大的，镶在木制的镜框里，看上去并不简陋。和她相比，新民的样子十分老气。尽管照相前把胡子刮得青青的，但站在庆春身边仍然像她的大哥或者老师。其实他只比她大三岁。他们在学校同学一年，在队里共事五年，已经数度寒暑，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有了一种天然的默契。比如说他们一致反对照那种艺术婚纱照，倒不是为了省钱，只是觉得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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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那天家家户户都挂上了红旗，这过节般的景象我小时候每个生日都能看到。因为我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日而生，我印象中的童年充满了优越感和革命式的快意。我的少年时期则是在“文革”中渡过，父母被造反者隔离，我从十岁开始辍学并独自生活，起居自由但心灵压抑，而且不敢上街怕被人打，直到十五岁那年走后门当了兵才翻身变成革命大熔炉中的一员。我退役后当过工人、警察和机关干部，总的还算顺利，就是没想到我这个十五岁前就经常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文革”后却因为连初中文凭都没有而险被机关清退。为这事我至今苦笑，觉得自己这辈子总是生不逢时。该长牙发育时偏逢自然灾害，跟不上营养；该上学读书时又遇文化大革命，没受到教育；该工作提拔时又刮学历风……好在我在每个单位碰到的每个领导每个同事都很关照我，给我工作的机会。有一次还让我到一家机关自办的小饭店里去帮忙，那饭店经理看我年轻又勤勉，刚好手边又缺人，因此向机关要求让我多留几天，冒充值班副经理搞搞接待，结果一留留了十五年整。我当时本来就是临时借调充充数的，没想到后来竟假戏真做当上了全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会长。

后来写小说则更是一时兴起，起因是看了几本在书摊上买的烂书发现烂得连我自己写写也不会比它更烂。想我虽无学历但有几分阅历，比如“四·五”运动，被派到天安门当便衣那一段可写一本《便衣警察》；唐山大地震当天即赴唐山救灾可体会一次《死于青春》；帮电影乐团找意大利小提琴那次忙可演绎出《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些年混迹商界，心变冷了反倒更有《你的生命如此多情》那样的感慨。凡此种种，试着写来，赚些稿费贴补家用。

我记得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不知怎么搞的聘我做兼职教授的发证仪式上，有人问我一生中最遗憾的是什么，我当时答的是没上过大学。现在想想答错了，没这个资格，应改为没上完小学才对。我不是炫耀我的无师自通，而是我可能将永远欠缺那种读书的习惯和文人的虚静，因为在我看来，上大学这件事对人的造就，是让你走入一个氛围，是这个经历的本身。

海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