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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惊叫了一声。
“怎么回事？”他问道。
尽管关着百叶窗的房间很暗，他仍看清她脸上突然出现一种惊恐狂乱的表情。
“刚才有人动了动门。”
“噢，也许是阿妈吧，或者是哪个男仆。”
“他们不会在这个时候来。他们知道午餐后我总要睡上一会儿。”
“还能有谁呢？”
“沃尔特。”她压低声音，嘴唇颤抖着。
她指了指他的鞋，他连忙去穿。受了她的影响，他也紧张起来，显得笨手笨脚，偏偏鞋带又系得很紧。她不耐烦地叹了口气，递给他一只鞋拔子，又迅速披上一件宽大的晨衣，光脚走到梳妆台前。她留着一头短发，用梳子梳理一下蓬乱的地方，他随后也系好第二只鞋。她把外套递给他。
“我怎么出去呢？”
“你最好等一等，我先瞧瞧外面，看看有事儿没有。”
“不可能是沃尔特，他五点以前不会离开实验室的。”
“那会是谁呢？”
他们这会儿压低声音说话。她浑身哆嗦着，令他意识到她一遇紧急情况就会晕头转向，不由得怪罪起她来。照现在看来，哪儿像她说得那么保险？她屏住呼吸，一只手抓住他的胳膊。他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对面是朝向走廊的几扇窗户，上面都有百叶窗，且一律上了插闩。他们看见白瓷球状把手在慢慢转动，走廊里没有脚步的声音。这种静静的转动看上去实在吓人。过了一分钟，什么声音也没有。接着，他们看见另一扇窗子的白瓷把手也鬼使神差地转动起来，同样悄然无声，让人毛骨悚然。凯蒂吓得丢了魂儿，张开嘴巴想要叫喊。他见势不妙，马上伸手捂住，把叫声闷在他的手指下面。
一片沉寂。她倚靠在他身上，膝盖颤抖着，他真害怕她会昏死过去。他紧皱眉头，咬着牙把她抱上床躺好。她面色苍白如纸。虽说他晒得黝黑，但两颊也是毫无血色。他站在她旁边，着了魔似的盯着那个瓷把手，谁都没有说话。随后他看见她哭了起来。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这样。”他不耐烦地低声说，“既然该着倒霉就认倒霉好了。咱们就厚着脸皮硬撑吧。”
她找手帕，他明白她要什么,便把她的手包递了过去。
“你的遮阳帽呢？”
“我放在楼下了。”
“唉，我的上帝！”
“我说，你得打起点儿精神。这人很可能不是沃尔特。他干吗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呢？中午他从来不回家，对吧？”
“从来没有。”
“我敢拿随便什么打赌，刚才那个是阿妈。”
她朝他微微笑了笑。他那浑厚、亲切的声音让她定下心来，她拉过他的手，爱抚般地捏着。他耐心等她恢复镇静。
“听我说，我们不能一直待在这儿。”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现在能起来到走廊看看情况吗？”
“我恐怕还站不住。”
“你这儿有白兰地吗？”
她摇摇头。他眉毛一皱，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愈发感到急躁不安，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突然间她把他的手抓得更紧了。
“要是他一直站在外面呢？”
他勉强笑了笑，说话时仍保持着那种柔和、令人信服的语调，并对其效果深信不疑。
“不会的。拿出点儿勇气来，凯蒂。怎么可能是你丈夫呢？如果他进了屋，看见一顶没见过的遮阳帽放在厅里，上楼又发现你的房门紧锁，他一定会吵吵嚷嚷的。刚才肯定是哪个仆人，只有中国人才那样拧把手。”
她渐渐恢复了常态。
“就算是阿妈也够让人不舒服的了。”
“给点儿钱她就闭嘴了，必要的话我再拿上帝的那一套吓唬她。政府职员没有多大优势，但你想办什么事情的话还是能办到的。”
他说得肯定在理。她站起来，转身向他伸出手臂；他把她抱在怀里，亲吻她的嘴唇，那如醉如痴的感觉近乎痛苦。她太爱他了。他放开她，她随即走到窗边，拉开插闩，稍稍打开百叶窗往外看，外面一个人影也没有。她溜进走廊，往她丈夫的更衣室里瞧了一眼，又看了看自己的起居室，两间屋子都空空如也。她返回卧室，朝他招了招手。
“没人。”
“我觉得整个就是一场错觉。”
“别笑，我可吓得要死。去我的起居室坐一会儿，我去穿上长袜和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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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是下述一切的总和：一个孤僻的孩子，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小说家，一个巴黎的放荡不羁的浪子，一个成功的伦敦西区戏剧家，一个英国社会名流，一个一战时在弗兰德斯前线的“文学家救护车司机”，一个潜入俄国工作的英国间谍，一个同性恋者，一个跟别人的妻子私通的丈夫，一个当代名人沙龙的殷勤主人，一个二战时的宣传家，一个自狄更斯以来拥有最多读者的小说家，一个靠细胞组织疗法保持活力的传奇人物，和一个企图不让女儿继承财产而收养他的情人秘书的固执老头子。
——传记作家特德·摩根
我为什么要从头看他呢？因为他很会讲故事，我就看他的故事，我看他写的人，就像我在英国接触到的所有的英国人，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董桥
这段时间我又重读了一遍《毛姆全集》。
——村上春树
二十世纪初席卷欧洲的战争为毛姆的创作和情感生活提供了不同寻常的内容。这位知名作家在开战之初便投身法国战区，加入包括海明威、多斯·帕索斯等作家在内的“文学家救护车司机队”。在战火硝烟的背景下，毛姆不但有空闲写完了《人性的枷锁》，还结识了年轻英俊的杰拉德·哈克斯顿，后者成为他长达几十年的陪伴。两年后毛姆从战场返回，转而为英国情报局工作，并于1917年以密使身份前往俄国斡旋。战争经历并没有让他写出类似《永别了，武器》的控诉性作品，或者像托马斯·曼那样以气势磅礴的《魔山》悲叹一个旧世界的结束。对精力充沛的毛姆而言，大英帝国并未显现衰落的迹象，甚至疆域仍在扩张，让他能够优哉游哉往来于太平洋岛屿和东方的殖民地之间搜罗见闻，以狄更斯式的叙事手法臧否旅途中的短暂相识。自1916年起，毛姆几次远赴南太平洋，完成了《月亮和六便士》。1919年冬，46岁的毛姆启程前往中国，同哈克斯顿一道游历了北京、上海、成都和香港等地。在这个几年前推翻了帝制的东方国家，一边是军阀割据下混乱、落后的市井生活，另一边是壮观的城墙、神秘的庙宇以及闲适优美的乡村景致。中国之行让毛姆收获了一出剧作、一本杂文集，以及一部精致的小说——《面纱》。
毛姆在前言中坦陈这部小说酝酿多年，最初只是一个吸引人的离奇情节，并无任何人物的影子，是中国的见闻让虚无缥缈的幽灵有了活生生的肉身。小说最初于1924年11月刊发于美国《大都会》杂志，随后在英国发表。标题The Painted Veil直译应为“描画的面纱”，取自雪莱的十四行诗：莫去掀起那描画的面纱，那芸芸众生/称之为生活。这是主人公凯蒂在面纱遮蔽的世界中坎坷的心路历程。同时，虚荣的追求也给她戴上了一副难以摆脱的假面，因而这层“面纱”(面具)是双向的：你用面纱遮蔽他人的窥探，自己也难以一睹世界之真实。已届婚龄的凯蒂故作姿态周旋于求婚者之间，缺乏魅力的沃尔特对她的急切了然于心，用一种难以理解的固执追求到了她。他那刻板的面孔、阴郁的性情无不带有面具的特征；纵使他情真意切，对妻子百般顺从，也难以得到凯蒂的真情回应。这副古怪面具让她无法参透。讽刺的是，描画得最美的面纱也最为脆弱。不忠的恋情败露之后，汤森最先撕破了假面，而沃尔特那副刻板的面具立刻变成了阴森森的威胁。
……
沃尔特则不同，他用怪异可笑的假面掩藏真实的自我，以此来挑战虚伪、残酷的现实，但这不啻于飞蛾投火。沃尔特缓慢的死亡便是面纱剥离、与命运妥协的过程：“我经过了一段艰难的路途，但现在我已经全好了。”幽暗的灯光下的生命如一缕烟雾在空中消散，让凯蒂觉得他跟那个乞丐一样，就像一部报废的机器。“如果只是一部机器的话，所有的煎熬、内心的痛苦和折磨，都是多么徒劳无益啊。”不过，就连死神也对最深层的面纱无能为力。在凯蒂的亡母身上，庸常的力量继续着它的统治，嘲弄般地将一副滑稽的面纱强加给她——让她摆出她完全无法忍受的柔顺姿势。而她本人似乎保持着原有的面貌，就像这堆泥土一度为精神所寓居时那样。如果说沃尔特的死是一个哀婉的隐喻，贾斯汀太太则化身为一尊雕像，一个带着永恒面纱的纪念物，看上去很美，甚至很有气势。在这里，毛姆力透纸背的笔触将讽刺推向极致。
凯蒂在小说的第三幕返归纯真。毛姆以灵与肉的又一次激烈冲突提升了人物的人性特征，赋予作品一种强烈的真实性，小说继而在父女相依的古典式的造型中落下帷幕。毛姆创作《面纱》时正值盛年，尽管它并非作家最著名的作品，但精美而复杂的结构、跌宕有致的情节设定以及个性强烈、字斟句酌的行文风格不但让它成为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佳作，也是小说写作的完美样本，并于1934、1957及2006年三度被改编成电影。小说的环境已是近百年之前，但今天读来，人物与场景似在眼前一般清晰生动，其深刻的人生洞察和悲悯的基调依然感人，正说明毛姆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无愧于世界最畅销英语作家的名分。
于大卫
2016年1月25日
当年我在圣托马斯医院求学，复活节假期有六个礼拜的时间。我往格莱斯顿旅行袋里装了几件衣服，口袋里揣上二十英镑便出发了。当时我二十岁，去了热那亚和比萨，然后是佛罗伦萨，在那儿的维亚劳拉租了一个房间，临窗可以看见大教堂壮观的圆顶。一位寡妇跟她的女儿住在这幢公寓里，她们提供食宿，价格(经过好一番讨价还价后)定为每天四个里拉。我担心她从里面赚不到什么钱，因为我胃口大得惊人，能轻轻松松吞掉小山一样的通心粉。她在托斯卡纳山上有片葡萄园，还记得她从那里带来的基安蒂酒是我在意大利喝过最好的。她女儿每天给我上意大利语课，那时我觉得她相当成熟，但估计她不会超过二十六岁。她曾有过不幸，她那个当军官的未婚夫在阿比西尼亚被杀，此后便发誓终身不嫁。不难理解，在她母亲去世后(那位体态丰满、头发灰白、生性快活的老太太不到仁慈的上帝召唤的那一天是不会死的)，厄西莉亚就要进入修道会，但她对此欣然以待。她很喜欢大声说笑，午饭和晚饭的时候我们快活极了。不过她上课很严肃，每当我犯傻或者用心不专，她就拿一把黑色的尺子敲我的指关节。要不是联想到在书里读过的那些旧式的教书先生，从而一笑了之的话，这样把我当孩子对待是会让我生气的。
我过着劳作不停的日子。每天先是翻译几页易卜生的某一出戏，以便掌握对话写作的娴熟技巧。随后，我捧着罗斯金的书，外出探寻佛罗伦萨的各处名胜。我按照指南欣赏乔托钟塔和吉柏提设计的铜门。在乌菲齐美术馆，我对波提切利的画作抱以理所当然的热情，带着年轻人的极端心态对大师反对的艺术家嗤之以鼻。午饭过后要上意大利语课，其后再度外出参观各处的教堂，沿着亚诺河信步游荡，想入非非。吃罢晚饭又去外面寻找奇遇，可我偏偏天真单纯，或者至少是胆怯害羞，反正每次回家都跟出去时一样贞洁无瑕。那位房东太太，虽说她给了把钥匙，但每次只有听见我回来、把门闩插好，她才算长舒一口气，因为总害怕我忘了闩门。接着，我又回到中世纪教皇派和对立的贵族党历史的故纸堆里，苦涩地意识到，浪漫时代的作家肯定不会是这等表现，不过我怀疑这些人里有谁能靠区区二十英镑在意大利过六个礼拜，而我却很喜欢这种稳重、勤勉的生活。
我已经读过《地狱》部分(有译本参考，但还是认真在词典上查阅了生词)，开始跟厄西莉亚一道读《净界》。当我们读到上面引述的段落时，她告诉我比婀是锡耶纳的一位上流女性，她丈夫怀疑她与人私通，由于害怕她家人的报复而不敢直接杀死她，便将她带到他在马雷马的城堡，确信那儿的有害蒸汽会代为实施这一诡计；但她迟迟没能死去，他急不可耐，最后把她从窗户扔了出去。不知道厄西莉亚从哪儿得知的这些细节，我那本但丁里的注释就简略得多，但出于某种原因这个故事激发了我的想象，多年来一直在脑中翻来覆去，有时候接连两三天苦思冥想。我经常独自重复那句诗：siena mi fe: disfecemi Mareima.(锡耶纳造了我，马雷马毁了我。)不过，这只是我脑子里构思的众多题材之一，时间一长也就淡忘了。我自然把它看成是一个现代故事，可想不出当今世界哪里才是发生这种事情的合理背景，直到在中国完成了一次漫长的旅行，才找到故事的落脚点。
这是我唯一一部由一个故事而不是一个人物起笔的小说。很难解释人物与情节之间的关系，你无法凭空捏造出一个人物来。在你想象他的那一刻，你必须将他置于某种环境之中，做着某件事情。这样一来，人物以及至少他的基本行为似乎同时在想象中产生出来。但眼下的情况是要用一个个人物去适应我逐步推展出的故事框架，他们都取材于我在不同场合早已相熟的一些人。
写这本书时我也遇到一个作者通常会遇到的麻烦。一开始我让男女主人公姓雷恩，这是个很普通的姓氏，但没想到香港有姓这个的人。他们提出控告，连载我小说的那家杂志用两百五十英镑解决了纠纷，我也把姓氏改为费恩。接着，香港的助理辅政司觉得自己受了诽谤，威胁采取诉讼程序。我很惊讶，因为在英格兰，我们可以把首相搬上舞台，或者让他成为某部小说中的人物，坎特伯雷大主教或者大法官也一样，而这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连眉毛都不会动一下。让我奇怪的是，一个只是临时担任如此微不足道职位的人竟会以为自己受到影射。但为了省却麻烦，我把香港改成一个假想的殖民地“清延”。这一意外发生时书已经出版，只得召回售出的部分。一些精明的书评人以种种借口拒不返还，目前这些书获得了书志学上的价值，我估计大约有六十本存世，成了收藏家们高价收购的藏品。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毛姆的长篇小说《面纱》讲述的是：凯蒂怎么也琢磨不透，丈夫到底有没有发现她出轨的秘密——偷情时门把手的转动、晚餐时意有所指的话语，还有突然要带她前往霍乱之地的决定，这些都让凯蒂的神经越绷越紧。终于，忍无可忍的她打算摊牌，离婚后投奔心爱的情人。然而面纱揭开，爱情的真相与人生的意义将她的天真击得粉碎。
《面纱》这本小说讲述了爱情中的那些不美好：背叛、猜忌、报复，还有我们终将面对的离别和自我救赎。
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毛姆的“人性三部曲”之首,出版后90年以来不断引发人们的深思。
《面纱》写的是一个女人对爱情的幻灭，但真正讲述的，是关于人生的终极探讨。
一次精神觉醒之旅。放下书的瞬间，你将体验到世界的辽阔和心灵的平静。
同名电影《面纱》由爱德华·诺顿主演兼制作。出于对原著小说的喜爱，他准备了六年才开始拍摄。
村上春树、麦克尤恩、奈保尔、董桥、王安忆、张爱玲、毛尖、刘瑜、范冰冰、杨澜、俞敏洪、咪蒙、张悦然……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喜爱毛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