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长期对马恩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和见解，另一方面继承与发展马克思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此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体系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新体系。全书资料丰富详实，理论分析透彻，并提出了许多具有操作意义的改善策略，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与实践为视角，对马恩有关经典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等基本特征和理论进行了阐述；并试图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创新，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扬弃和超越，也是对现代资本主义优秀成果的借鉴和利用。

导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与体系/1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1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18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23

　　　　　　　　　　　第一篇　马恩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

第一章　经典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理论/37

　　一　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条件/38

　　二　经典社会主义生产形式/40

　　三　经典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42

第二章　经典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论/49

　　一　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制度/49

　　二　经典社会主义产品分配制度/50

　　　　　　　　　　　第二篇　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践

第三章　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形式/57

　　一　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的特征/58

　　二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81

　　三　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的改革/90

第四章　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条件/124

　　一　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条件的特征/125

　　二　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条件的变革/149

第五章　传统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170

　　一　传统社会主义生产社会形式的特征/171

　　二　传统社会主义生产社会形式的变革/185

第六章　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193

　　一　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193

　　二　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204

　　　　　　　　　　　第三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

第七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形式/227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227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237

第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条件/267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技术条件/267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条件/273

第九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287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288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的创新/290

　　三　非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的所有制形式/350

第十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364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364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370

主要参考文献/394

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的原因

改制后的企业内部，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出现上述不规范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时间上看，自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来，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曾进行了认真探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中间也走过不少弯路。到1999年10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进一步理清了在原有国有企业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路，这既要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要建立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因此，建立符合这种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意见非常重大，在实践过程中不允许出现太大的偏差；另外，在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中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毕竟是新生事物，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和模式可供照搬，在人们的创造摸索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一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制企业中不可能遇到的新问题。例如，如何处理“新三会”和“老三会”的关系。

其次，“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的现象，也是目前中国国有企业中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之一。这里所说的内部人控制指的是，经理人员事实上或依法掌握了控制权，他们的利益在公司战略决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控制往往是通过经理人员与工人的共谋而实现的。内部人控制作为现代股份公司的内生现象，在各国股份制实行中是一个普遍问题。内部人控制又可分为“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和“法律上”的内部人控制。“法律上”的内部人控制指的是内部人(经理人和工人)通过持有企业的股权而掌握对企业的控制权。“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指的是，内部人不持有本企业的股份，不是该企业法律上的所有者，一般都从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性放权中获得对企业经营的控制权。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现在，在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以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取向是在不断放权的同时，相应地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以通过利润和货币刺激，促使企业提高经营绩效。在“放权让利”阶段，广泛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实际上是将所有者的部分或全部决策权、收益分配权交给了厂长(经理)。尽管在政府手中保留有最后控制权，及对经理人员的任聘和解职的人事权，而这一点又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不透明，政府不一定能够掌握充分信息，从而有时难以对企业做出准确的评价。二是经营者有可能片面迎合政府部门中的有些官员的利益，从而免遭受惩罚甚至异地做官。三是国有企业职工对所就业的企业高度依赖性，使厂长面对着职工追求工资福利最大化的强大压力，有时不惜损害所有者的利益满足职工增加工资的要求。可见，扩权后的国有企业出现了利益向内部人倾斜，存在着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和趋势。

在中国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时，企业的相当大部分或绝大部分股权都由国家持有，但因此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谁将代表国家在股东会中行使表决权并执行监督企业经理人员的职能。由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比较困难，实行股份制改造的企业“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就更为突出。改制企业中的权利也有些由于受原有体制和观念的影响，往往一时还难以适应新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有的甚至作为前阶段“放权让利”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对改制消极被动甚至有抵触情绪。作为现代公司应有的组织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这些机构本来就起约束制衡的作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促使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但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等这些组织机构不能及时地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国有企业所有者代表与经营者重合的现象使内部人控制现象得到强化。在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中，由于国有股和法人股占有绝对的优势，因而公有股的代表在企业中说话具有绝对的权威。而改制后的企业，董事长或企业的法人代表大都由原企业的厂长或党委书记改任。因为法律上已经明确股份公司没有上级主管，这时董事长作为内部人又进一步具有了企业的重大决策权。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国有资产管理链太长，政府无法对内部人进行有效的监督，这无形中又使内部人的权利得到加强。

再次，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要求投资者、管理者等在思想上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观念，而这正是大部分股份公司的股东和管理者所缺乏的。在中国，股份经济才只有1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形成的众多的个人股东投资大部分仍属投机性质，他们往往注重于企业股票的价格涨跌和年终分红情况等短期效益，参与企业管理的积极性并不高。而公司大股东们，现阶段仍多为国有经济成分的出资代表，在股权上居于明显的控股优势，但往往沿用旧的管理方式经营企业。

最后，市场体制不健全，法制配套不完备，也是造成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的重要原因。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正处于建立和完善阶段，各种市场尤其是各种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如经理市场还没有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正常发展。市场经济同时又需要有相应的法制与之相配套，只有这样，经济才会有秩序的发展，才不至于产生混乱现象。目前，法制配套不完备，加上实施乏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正常发育。例如《公司法》未明文规定召开股东大会的法定最低出席人数，就是说只要有代表一定比例的股份数的股东出席会议，哪怕股东人数很少，甚至只有一个人，审议通过的决议也具有法律效力。此外，在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法律责任规定尚不够严，执法力度也不够大，导致法人治理结构及其运作的不规范，这是外部环境的影响。

国有企业实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践经验表明：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是一种在“法人治理结构”名义下以上级行政控制和企业党政官员“内部人控制”为主要特征的、政企合一、党政合一的新的官僚化管理制度。在这种政企合一、党政合一的官僚化管理制度下，企业党政官员联合起来在上级党政机构的领导下实施对企业的全权控制和职工的集权化管理。很显然，在企业管理中党政官员处于主宰者地位，广大职工仍然处于被动听命地位；企业党政官员与广大职工之间的社会关系，仍然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这充分表明：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官僚化管理制度的实质仍未改变，所改变的只是官僚化管理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人们在企业和生产过程中统治与服从关系的本质仍未改变，所改变的只是这种统治与服从关系的具体实现方式。因此，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变化，充其量只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制度所进行的表面性的改良。P.214-218

　　社会主义是几百年来人类的美好理想，社会主义是现代世界上一种伟大的科学理论，社会主义是20世纪人类掀起的一场伟大实验，社会主义是一个充满坎坷而又充满希望的伟大实践。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既关系着中国的前途，也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不仅决定着全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人民的未来。　　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和实践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从理论上论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斯大林、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领导人，从实际上演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重大课题。中共“十五大”以来，新一代领导人正努力破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性课题。这既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当今全党全国人民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条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又是一项充满挑战、充满希望的伟大事业。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迫切要求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努力解决“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迄今为止，举国上下已经初步形成这样一些基本共识：从其科学定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与创新；从其历史定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扬弃与超越，是对新民主主义道路的肯定与发展；从其现实定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现代资本主义优秀成果的借鉴与利用。然而，究竟是否如此、为何如此、如此应当怎样?人们的认识和观点不仅仍然其说纷纭、见仁见智，甚至大相径庭、针锋相对。例如，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是怎样的?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何关系?为什么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的基本形式是什么：国家所有制还是劳动者股份制?为什么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原则、应当实行什么样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是什么、它同传统社会主义及现代资本主义是何关系?笔者认为：所有这些，都必须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答案，必须研究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这是因为，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结构的性质和面貌，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进程。政治经济学既是剖析社会结构的“解剖刀”，又是预测社会发展的“指示器”。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恩格斯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阐明了两大基本观点：一是认为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决定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一方面，生产方式决定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另一方面生产方式的变革，决定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决定着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基本方向。二是认为要解剖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揭示社会结构的运动规律与发展趋势，就必须着力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首先必须研究社会生产方式。因此，要从理论与实践上解决“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就应当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全面、深入和系统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体系重构，进而全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面胜利。　　基于上述基本认识，笔者数年来一方面认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努力进行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特征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研究，并在这些主要方面形成了一些初步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经过比较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借鉴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开始形成了一些系统性的理论观点，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独特的理论体系与框架结构，由此写成了这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论》。本书出版的主要宗旨，是为了总结与介绍笔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点研究成果，以此向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辈、同仁请教，以便相互切磋、群策群力，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为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笔者之所以把本书冠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论》，除了它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著之外，主要是由于自认为本书具有以下3点“新”的特征：　　其一，研究对象新。本书作为一本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著，首先是研究对象的创新。本书既突破了以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传统观点，又不同于目前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经济制度)+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的已有观点，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论述，吸取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新观点。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新观点。　　其二，理论体系新。本书作为专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新作，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实际内容与现实特征，形成了一个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等生产方式方面内容，以及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一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等生产关系方面内容的崭新结构，并按照“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逻辑线索进行研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崭新体系。　　其三，理论观点新。本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著．在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一些主要方面提出了独到的新观点。例如，本书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同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许多重要差别的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它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其生产条件、生产形式和社会形式等方面。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是社会化商品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组织，是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合作农场和家庭农场为典型形态的社会化生产组织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工业生产组织是以企业经营为基础、以现代公司和企业集团为典型形态的现代生产组织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主要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局部社会性的直接结合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形式，应当是以劳动者个人产权为基础、以个人产权社会化联合为特征、以社会化股份制为具体形式的劳动者股份所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同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许多重大区别的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其企业管理制度、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应当是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员工参与管理的成功经验、广泛实行民主化的企业管理制度。从分配制度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应当继续实行传统社会主义的平均分配制度，也不可能真正实行经典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制度，它应当全面坚持和切实贯彻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和信息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并且鲜明地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按生产要素分配”! 　　本书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概括与总结，其具体内容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经典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生产条件、生产的社会形式和生产关系等方面基本特征的理论研究。二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实践的回顾与反思，其具体内容包括对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生产条件、生产的社会形式和生产关系等四个方面的历史分析。三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目标模式的观点与见解，其具体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生产条件、所有制形式和生产关系等方面特征的理论观点与对策主张。　　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二：　　一是本书的研究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认真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在此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生产形式、所有制形式和生产关系等方面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二是有助于继承与发展马克思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反思与总结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此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体系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新体系。　　本书的应用价值主要有4个方面：　　(1)本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形式方面提出了一些具有全局性和针对性的观点和见解，对于深化我国市场化经济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2)本书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条件的一些观点和见解，对于促进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步伐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3)本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方面的新观点及其新见解，对于推动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实现公有制形式创新和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不断完善我国所有制结构，以极大地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4)本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和见解，对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本书的适用对象主要是全国各本科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和授课教师和全国高校、科研机构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科研人员。同时，本书也适用于全国各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各级政府机关特别是有关经济管理职能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