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于二战后受命于美国政府，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作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菊与刀》于1946年出版后，立刻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1951年，《菊与刀》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更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

本尼迪克特是著名美国民族学家、女诗人，是美国人类历史学派开创人博厄斯的学生，也是其学术继承人。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从1936年起代理哥大人类学系主任。她与美国人类学家米德一起，结合心理学的研究，形成博厄斯学派的一个支派，即“心理学派”或“民族心理学派”、“种族心理学派”。

《菊与刀》是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被日本学术文化界誉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曾被翻译成英、法，中、日、西等20余国文字，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是了解日本和日本人的公认*佳读本。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家徽，而刀则是日本武士精神的象征，《菊与刀》作者用日本*具象征意义的两种事物，来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动人的艺术性。

第一章 任务：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得其所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受恩于历史与社会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最难承担的回报
第八章 洗清污名
第九章 人情界
第十章 德之两难
第十一章 自我训练
第十二章 儿童的学习
第十三章 战败后的日本人
附录 我在暧昧的日本（大江健三郎）

第一章任务：日本
美国全力对付的敌人中，日本是最陌生而难懂的一个。日本人的行为和思考习惯与美国人大相径庭，这在以前的大战中前所未有。和1905年的沙皇俄国一样，我们在与日本这样一个全副武装、训练有素，却和西方文化传统无关的国家作战。西方国家习以为常的战争惯例对日本来说形同虚设。所以太平洋战争的困难不仅仅在于登陆一系列的岛屿滩涂，也不仅仅是后勤补给。太平洋战争的最大难题是真正了解敌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实现这一目标困难重重。日本紧闭的国门被开启已有七十五年，对它的描述总少不了一长串“却又”之类的转折句，这在世界各国中绝无仅有。在严肃的学者笔下，只有日本人才会非常礼貌“却又粗野蛮横”；其民众冥顽不化“却又能迅速适应最激进的创新”；日本人本性柔弱却又不喜欢顺从上级指挥；他们忠诚慷慨“却又阴险奸诈、睚眦必报”；他们英勇却又怯懦；他们的行动多半是为了面子，却又有着真正的良心；他们军队的纪律如铁，士兵却又时常不服管教甚至无视军令；这个民族积极地学习西方新知识，同时却又狂热地守旧。如果要着书介绍日本，可以写一本书专门介绍这里如何风行唯美主义，对艺术家和伶人推崇备至，对菊花栽培艺术的追求不吝余力；同时也得另补一本书，专门介绍这个国家同样盛行对刀的无上崇拜和武士所享有的至高荣誉。
这些描述看似自相矛盾，实际上千真万确。介绍日本的书，内容都不离其宗。刀和菊花，同构一图。日本人，将矛盾的气质诠释到极致：富有侵略性却又毫无威胁，奉行军国主义却也不乏审美情趣，粗野蛮横却又彬彬有礼，冥顽不化却又与时俱进，柔顺软弱却又不甘受欺，忠诚而又奸诈，英勇而又胆怯，保守而又迎新。他们极度在意面子，但干了坏事，即便根本没人知道，也会深受良心谴责。他们的士兵接受最严明的军纪训练，同时却又桀骜不驯。
了解日本已是美国的当务之急，故对于这些及其他同样突出的矛盾，美国不能置之不理。我们正在面对一系列接踵而至的危机。日本人想要干什么？有没有可能不入侵日本而让他们投降？我们该不该轰炸天皇所在的宫殿？日本的战俘又是什么样子？对日本军队和本土民众进行什么样的宣传才能减少我军伤亡，同时削弱日本战到最后一人的决心？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连在“日本通”之中都存在激烈争议。当和平降临后，日本人是否需要永久的军事管制才会安分？我军有没有必要准备在每一个山林要塞和负隅顽抗的敌人作战到底？要让世界重建和平，日本是否有必要进行像法国和俄国那种规模的革命？谁来领导这个革命？消灭日本人是不是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我们的判断至关重要。
1944年6月，我受委派研究日本。我被要求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的所有技巧来细细描绘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年初夏我们对日本的大反攻才初露端倪。美国国内的人还在说这场对日战争可能会持续三年，也许十年，也许不止。日本国内的说法是一百年。据他们说美国人的胜利都是局部的，毕竟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日本本岛还有十万八千里。日本的官方公报根本不承认海军失利，日本人民还把他们当作胜利者。
但是情况在6月份开始改变。第二战线在欧洲开辟，最高指挥官两年半以来把欧洲战场作为军事优先的考虑终于有了回报。对德战争已胜利在望。在太平洋地区我军登陆塞班岛，这一伟大行动预示了日本最终的失败。从这儿开始，我们的士兵将越来越近距离地面对日本军队。我们都明白，和我们对阵的是多么可怕的敌人，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岛、缅甸，还有阿图、塔拉瓦及比亚克等地的战斗都表明了这个事实。
因此，弄清楚一系列有关我们的敌人，即日本的问题在1944年6月至关重要。不管是军事还是外交，不论事关高层政策的问题还是要散到日本前线的宣传手册，一点点真知灼见都很重要。日本已经为这场战争倾巢而出，我们必须了解东京掌权者的目标和动机，还有日本悠久的历史以及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统计数据。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了解日本政府可以指望他们的人民干什么？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思维和情绪的习惯以及表现出来的模式。我们要了解什么样的制约因素导致了这样的行为和意见。我们必须暂时摒弃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行动依据，尽量避免以己度人，轻易对日本人的行为下结论。
我的任务艰巨。日美正在交战，战时不问来由地谴责对方容易，试图设身处地地去理解敌人可就难了。我却不得不这么干。问题所在是日本会怎样行动，而不是换成我们会怎么做。我必须利用日本人战时的行为来理解日本人，而不是把这个当成阻碍。我必须暂时把日本人打仗的方式当作文化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来研究。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日本人都是本色行动。他们处理战争的方式透露了什么样的特殊生活和思考方式？他们的领袖是如何煽动战争情绪，如何抚慰困惑的民众，又如何现场运用士兵，这些都透露了什么是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力量。我必须紧紧追踪战争的每一细节来研究日本人是如何一步步地暴露自己的。
两国交战的事实不可避免地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家的最高技术：实地考察。我无法去日本住到居民家中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压力，亲眼验证什么才是至关重要的。我无法观察他们作出决定的复杂过程。我无法看到他们怎样带大孩子。约翰·恩布里（JohnEmbree）的《须惠村》是唯一一本关于人类学家实地考察日本村落的着作，对我裨益匪浅。但是1944年我们面对的很多日本问题，在那本书成书时根本还没人提出。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哪怕困难重重，我对有些特定的技巧和必要条件是可用的依旧很有信心。至少我还能和研究对象面对面地接触，这是人类学家赖以维生的手段。这里有足够多的在日本长大的日裔，我可以询问他们各自经历的细节，看他们如何看待这些事实，从他们的描述里补充我们对日本认知的漏洞，这对人类学家理解任何文化都是至关重要的。其他研究日本的社会科学家们或利用图书馆，或分析史料和数据，或跟踪调查日本的宣传文字。我相信他们所追索的答案很多就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里，研究真正经历过这种文化的人能更有效地探讨出答案。
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读书，更不意味着我不曾受惠于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有关日本的着作之多，优秀的“东方通”之中在日本居住过的人数之多都对我很有利。这可是去亚马逊河源头或新几内亚高地研究不识字部落的人类学家享受不到的资源。没有书写文字意味着这些部落不会在纸上表达自己，此外西方人的评论也是少而肤浅，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历史。考察人员必须独力发掘部落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层次以及宗教的最高信仰。有关部落生活细节的描述深藏于故纸堆中。日本则不同：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男男女女都写下了他们多姿多彩的经历，日本人自己也写下了不同凡响的自我表现。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急于把自己的想法付诸笔墨。他们笔下有生活琐事，也有世界扩张的计划。而且作者都不可置信地坦诚。当然他们没有全面地展示日本，没有人能做到。一个描写日本的日本人会忽略不少关键，因为太过熟悉所以视而不见，就像美国人写美国。不过总而言之日本人喜欢表现自己。
达尔文说他在完善进化论的时候，边读书边记录下他当时没法理解的地方。我也是这样来阅读这些有关日本的着作的。怎样才能理解一篇国会演讲稿中各种观点交错共存？某些在我看似情有可原的行为，日本人却要重责；我觉得罪不可赦的，他们却轻易饶恕，这又说明了什么？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问自己：这里描写的情景有什么问题？我要补充什么知识才能理解它？
我也看日本编剧制作的电影，包括宣传片、历史片和描写东京和农庄现代生活的片子。看完后我会和在日本看过同样电影的日本人讨论这些片子。至少他们用日本人的观点看待男女主角及反面角色，我则不同。当我觉得一头雾水时，他们显然完全明白。情节也好动机也罢，都不是我理解的那样，但从电影本身架构来说都合情合理。和那些描写日本的小说一样，这些电影对在日本成长之人的意义和对我的意义完全不同，两者间的差异远远超出表面所见。有些日本人急于为日本的习俗辩护，有些却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哪种人使我学到更多。他们向我细致地描述了在日本人们是怎样打理生活的，尽管有的人对这种生活心存怨恨，有的则欣然接受，他们的描述是一致的。
如果只是从研究对象那里收集资料并依此发表见解，那么不少在日本住过的西方观察者们都这么做过。一个人类学家如果只有这点能力，就无法对这个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文化人类学家特殊的训练使得我别有所长，所以值得我去尝试为这个学者众多、从者如云的领域作一点贡献。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了解亚太地区的诸多文化。日本人的生活中许多的社会秩序和习俗甚至和太平洋地区的原始部落相似。这些部落有的在马来西亚，有的在新几内亚，还有的在波利尼西亚。虽然据此推测两地间远古的迁徙和联系当然也很有意思，但是对我来说，这些发现非常重要却不是因为可以研究历史联系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了解这些相对简单的文化中制度的运作，根据两者间的相似之处和差别，我可以找到了解日本人生活的线索。我对亚洲大陆上的暹罗、缅甸和中国也略知一二，所以我可以把日本和这些拥有共同的伟大文化传统的国家对比。人类学家对原始人的研究反复表明文化比较是何等重要。一个部落在正式仪式上可能和相邻部落有百分之九十的共同之处，然而他们也会改造这些仪式用来配合他们与周围邻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许不得不摒弃某些基本的安排，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都能将未来的发展导向一个迥然不同的方向。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研究拥有许多共同点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是最有帮助的。
面对自己的文化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巨大差异，人类学家必须有心理准备，并且运用特殊的技巧来应对。经验告诉他们不同文化的人被迫碰面时的情况会大不相同，不同部落和国家以什么方式界定这类会面的意义也大相径庭。在一些北极的村落或者热带沙漠，某些部落对亲族责任和经济交换的规则是人类学家事先怎么也无法想象的。他们不仅必须调查这种亲属关系或者交换的细节，还得通过部落的表现调查这些规则的后果，以及每一代是如何从孩童时期就经受训练来传承这些规则的。
这种对于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和后果的职业性关注可以同样用于对日本的研究。日本和美国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无人不知。美国民间甚至传说无论我们干什么，日本人都对着干。如果因此便坚定地认为我们不可能了解如此不同的人显然是有害的。我可以用自身经历证明哪怕行为再古怪也不妨碍我们去理解它。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更多地把差异当作助力，而不是包袱。制度和人越是奇怪离谱，反而更要集中注意力。在研究部落生活时任何事都不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值得关注。在研究西方国家时，没有受过比较文化训练的人容易忽略整片领域的行为。他太过自以为是以至于忽略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和家常事务中的约定俗成。其实正是这些东西，放大到全国，比外交官签署的条约更能影响国家的未来。
人类学家必须培养研究寻常事物的技巧，因为这些部落中的寻常事物和他自己的国家中对应的东西截然不同。当他试图理解某部落的穷凶极恶和另一些部落的胆小怕事，当他试图预测特定情况下研究对象的可能反应和感受，人类学家很大程度上必须取材于他的观察和文明社会中不常有的细节。他有理由相信这些细节至关重要，也懂得如何发掘它们。
这种方法在研究日本时值得一试。只有当人认识到任何民族的存在都再自然不过，才会完全认同人类学家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是在原始部落还是文明前沿的国家，人类的行为都习自日常生活。不管一个人的行为或意见如何古怪，他的感受和想法是和他的经历有关的。我越是对某些行为纳闷，就越相信日本生活中存在某种影响造成了这种怪异。追寻答案如果把我指向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那是再好不过。人们就是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学习的。
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我从这个前提出发：即使是单独发生的看似毫无关联的行为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系统的联系。我认真研究如何把成千上万的细节归纳为总体模式。人类社会必须对自己的生活有所规划，比如面对某些情况该怎样反应，如何掂量当时的情形。这个社会里的人把这些解决方式当作宇宙的基石。不管有多少困难人们都会贯彻执行。如果一个人接受了一个生活价值系统，却长期在某一方面依照另一个相反的价值系统思考行事，他就不可能不造成混乱和低效。他会试图尽量统一两者或者给自己编出一些共同的理由和动机。某种程度上的统一是必不可少的，不然这个系统就支离破碎了。
经济行为、家庭秩序、宗教仪式和政治目的就是这样啮合到了一起。某一方面的变化超前就会给其他方面带来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本身来自各方面一致的需要。文字出现前的社会致力于追求统御他人的权力，这种渴望不仅表现在经济交易和与其他部落的关系里，也通过宗教习惯表现出来。与没有书面文字的部落不同，在有古老书面文字的文明社会里，教会不可避免地保留了过去几个世纪的记载，但是在某些领域却放弃了权威，因为那有可能影响公众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支持。字犹存，意已变。宗教信条、经济活动和政治并不是泾渭分明地各自为政，它们其实是一潭浑水。正因如此，对研究者来说越是分散地调查经济、两性、宗教，甚至婴儿照料等各方面的实例，越是容易跟踪了解这个社会。有了假设，很容易就能在生活中的任何方面获取数据支持。任何国家提出的要求，不管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道德上的，都只是他们社会经历中积累的习惯和思考方式的表现。所以本书不仅仅是一本详述日本宗教、经济、政治、家庭的书，而且它解析了日本人对于人生行为的潜在观点，并描述了这些观点是怎样不停地通过各种行为展现出来的。本书解释了日本何以为日本人之国。

日本是个极其矛盾的民族，柔美的花与刚烈的刀可以同时被人尊为至美而刚柔相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所着的《菊与刀》，在对日本文化深感好奇的西方人中影响力*为深厚。她着力阐述日本传统文化之二元性，她也领悟到了这种矛盾性。
——三岛由纪夫
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从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且能够通通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足以和德法相比。……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他，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算是十分可敬。
——戴季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