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有关“武昌首义”的普及性读本，所站的角度很低，平易近人。全书共18章，300多万字，50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解读了湖广人独立自主引发的武昌首义全过程，对首义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体现出的城市精神，有着实事求是的认定和提升。全书既具有史学之“史”、文学之“文”、又具有新闻之“新” 、杂记之“杂”，显出严谨、生动、新颖、丰富，使百年前的城市历史鲜活起来。

本书以独特的角度表现武昌首义。全书约50万字(含图片、资料等)，前后有著名学者章开沅、冯天瑜二位先生所作的序言和作者本人创作谈式的后记。正文部分共18章，前面5章归纳了武汉的城市历史地位和酝酿武昌首义的社会大环境；中间9章叙述了湖北地区革命组织的建立与武昌首义暨阳夏保卫战的发生经过；后面4章回顾了武昌首义的意义及影响包括首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脉络清晰，结构合理。

序一 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章开沅

序二 乡邦之情与城市之恋冯天瑜

第一章 历史选择了武汉

 1.赤壁之战的通天大火照亮这里

 2.谁说此地“自古不帝都”

 3.张之洞使汉口成为近代“深圳”

 4.竞争最剧最烈的“东方芝加哥”

 附录 读图：一只靴子踩着两块石头

第二章 百年前武汉城市风潮

 5.剪辫子成为新的时尚

 6.后湖征地与吴一狗事件

 7.和平请愿此路不通

 附录 红楼一一武昌最美的新房子

第三章 从自立军案到花园山聚会

 8.剃头匠泄密的自立军起事案

 9.鲜血没有浇红总督大人的顶子

 10.张难先下汉口结识胡瑛

 11.花园山上的灯光

 附录 母亲·接阳·张难先

第四章 湖北人开始行动了

 12.科学补习所在武昌成立

 13.独树一帜的日知会

 14.叛徒出卖招致丙午之狱

 15.“丙午”烈士慷慨悲歌

第五章 黑血金鼓造舆论

 16.《湖北学生界》横空出世

 17.宣传革命的进步报刊

 18.詹大悲与“大江报案”

 附录 蕲春黄侃故居踏访

第六章 共进会与文学社短暂联合

 19.文学社集合了众团体

 20.共进会回国求发展

 21.共进会与文学社携起手来

 附录 命途多舛蒋翊武

第七章 “八月十五杀鞑子"

 22.鸡鸣狗盗说筹款

 23.盗金佛三去达城庙

 24.刘公捐出五千元

 25.南湖炮队意外出事

 26.瑞潋紧急来设防

 附录 夜走达城庙

第八章 由哪个来打响第一枪

 27.炸药爆燃枪响之前

 28.三镇牢记彭、刘、杨

 29.“三烈在前我继其后！”

 附录 宝善里炸药起火真相

第九章 小人物迈出了大步伐

 30.城外李鹏升点燃马房

 31.工八营熊秉坤功不可没

 32.吴兆麟出任I临时总指挥

 33.别忘了还有个“蔡一炮”

 附录 孙文钦定的“第一枪”

第十章 张彪负隅顽抗黎元洪委曲求全

 34.瑞潋打洞仓皇出逃

 35.群龙无首谁来领导

 36.天上掉下来个黎都督

 37.清政府的紧急应对

第十一章 北军南下汉口激战

 38.刘家庙首捷

 39.英雄的可敬叛徒的可耻

 40.市区巷战黄兴仓促落败

 41.汉口被焚损失惨重

 附录 民军内部的冲突

第十二章 惨烈的阳夏保卫战

 42.黄兴拜将与湘军来援

 43.两军相遇勇者没胜

 44.汉阳激战十天十夜

 45.归元寺在大火中涅粲

 46.共和国应当铭记

第十三章 武昌首义的中外关注

 47.《大汉报》与胡石庵

 48.中国报道的《申报》视角

 49.中国事件的外国报道

 50.各国态度的微妙变化

第十四章 《鄂州约法》与南北议和

 51.商团为开创民国铺开了血路

 52.《鄂州约法》倡开百年民主之风

 53.复制大印认可南北议和

 54.为清廷尽瘁的军政要员们

 附录 汉口青帮头领刘玉堂

第十五章 一座城市的百年纪念

 55.第一个“双十节”

 56.首义公园祭群英

 57.纪念中山成主题

 58.首义文化再彰显

 附录 夏道南与首义公园

第十六章 十八星旗高高飘扬

 59.辛亥遗址遍江城

 60.学生军及其后裔们

 61.相延迄今的同志会

 62.“北沈南朱”话收藏

 附录 城市文化的守护者刘谦定

第十七章 千秋功过任评说

 63.百年著述留史料

 64.中华民族近代第一次崛起

 65.廓清什么是辛亥革命

 66.武昌首义的必然成功

第十八章 民国巨人等闲谈

 67.袁世凯：民国政局“非袁不可”

 68.黎元洪：有饭大家吃

 69.孙文：有个外号叫“理想家”

 70.黄兴：屡败屡战是宿命

 附录 黎黄陂实为“黎大悟”

后记 感念先贤讴歌百年

“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开篇之词，曾刻在龟山鲁肃墓旁的一棵树上，为一缕斜阳所照耀。武汉三镇与东汉三国似乎总有某种联系。

对武汉三镇地图百看不厌，看来看去忽然发现，如果南北颠倒地看，武昌、汉口和汉阳的分布跟北魏、西蜀和东吴的方位大相吻合。且从特质上分析，武昌颇像曹魏，大气，占有天时；汉口尤像刘蜀，人多，具有人气；汉阳则更像孙吴，有山有水，拥有地利。武汉三镇各据一方，岂不跟三国割据有惟妙的相似？“三”这个概念，可能对武汉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

沙羡县是武汉历史上最早的县邑，有研究者根据汉水南至沙羡人江，认为其县治就在今天的汉口，(一说沙羡县治在今天的金口镇)。终两汉四百多年，沙羡县一直建有城廓，故沙羡城是武汉中心城区建城之始。东汉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都在武汉留下了遗迹，如祢衡的鹦鹉洲、鲁肃的龟山墓、白马洲、关羽的洗马口、卓刀泉、刘备的郊天台、孙权的吴主寺、曹操的彤云阁，等等。魏黄初年，孙权把统治中心从夏口上游的公安迁到下游的鄂城为国都并改名武昌。公元266年，吴主孙皓已迁都至武昌。陆凯在武昌上疏孙皓时，引用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劝孙皓从武昌还都建业(南京)。当然，那时的武昌是指鄂城或武昌县。魏蜀吴三方各自占据湖北，三国的临界点就在夏口(现武昌)，司马懿曾称这一带为长江之“心喉”，争夺鏖战最剧。这是武汉开始跻身中华重镇之列的标志。

天时地利人和的武汉三镇上演着旷日持久的“三城演义”。双城对峙的出现是武汉第一次发展的鼎盛期。在沙羡城之后出现的江北欲月城在龟山北麓，城因如欲月而名；江南夏口城在蛇山西头，因对着夏水(汉水)人江口，故名夏口，后来武昌城门汉阳门的由来也沿此例。这样的城市格局持续了漫长的岁月。至唐代中期，武昌成为区域性行政、军事中心的地位大为增强，一代名噪史籍之宰相、曾任武昌军节度使的牛僧孺重建武昌砖城，并决定把汉阳汉川两县划属武昌管辖，这是大江两岸的行政建制首次合而为一。

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鄂王岳飞在武昌设大本营达七年之久，府衙设司门口。他三次从此出师北伐，后被十二道金牌强令班师武昌。岳飞对武昌感情很深，作于武昌的另一首《满江红》末句道，“骑黄鹤，却归来，再续汉阳游。”岳飞屈死后，武汉人作诗惋悼：“自古忠臣帝王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并建全国第一座岳鄂王庙于蛇山，岁岁祭祀，还立“岳王府”石碑。800年后，武昌民众把岳武穆遗像重树起来，以发扬民族精神，激励抗日斗志。应该说，岳飞的英雄形象世代感召着武汉人，后来出现的汉口还有一条岳飞街。

南宋时期，武昌上升为长江三大城市之一，陆游曾认为武昌，“虽钱塘(杭州)、建康(南京)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冶铁、制瓷、造船业非常发达。武昌洪山的无影塔，为南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兴福寺遗物，为武汉现存最老的地面建筑。至元代，武昌早已超越江陵、襄阳成为政治中心，设湖广行省治所。湖广行省的管辖范围包括湖北湖南广西全部和广东贵州的一部分，是全国最大的行省。元世祖封子脱欢为镇南王，后泰定帝封其子宽彻普化于武昌，设立元代封国——威顺王国。如今蛇山黄鹤楼前的孔明灯即胜象宝塔，一般人认为它是建于至正三年(1343年)的陵墓建筑(《广阳杂记》：“大元至正中威顺王太子建”)，但并没有墓葬特点。1955年修长江大桥拆除它时，在现场没有发现葬具及遗葬遗物，仅从塔底清出一件石幢和密封铜瓶。瓶底刻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岁在甲戌九月乙卯谨志”，瓶腹有文：“如来宝塔，奉安舍利；国宁民康，永承佛庇。”基本认定它是西藏佛教密宗佛塔“喇嘛塔”。

明万历元年(1573年)姚宏谟在《重修晴川阁记》中，第一次把武昌府城和汉阳府城合称为“武汉”，有“武汉之胜迹”句。明朝中叶汉口悄然崛起，约200年后成为天下四聚和四大名镇之一。清初的《大清一统志》中说，它“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辏，为楚中第一繁盛处”。与武昌、汉阳形成鼎立之势。“武汉”之称自然开始包括汉口了。

有一种说法是武汉“自古不帝都”。武汉作为战乱水患频仍之地，确实不具洛阳、南京等地之帝都之相。但是，仍有几个短暂的朝代和政权曾在此设立都城。陈武帝永定三年(公元559年)，萧庄在郢州称帝。郢州城是东晋刘宋王朝时在东吴夏口城的基础上筑建，这最早的城垣至今还有遗迹。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南方红巾军徐寿辉的天完政权定都汉阳并营建宫室，其遗址汉阳公园内现有红巾湖。不久，沔阳人陈友谅改天完为大汉，以武昌为中心，与北方红巾军朱元璋争夺天下。至元十四年，继位于武昌的陈友谅幼子陈理出降，大汉政权终告结束。

P7-9

乡邦之情与城市之恋

冯天瑜

辛亥革命百年将临，有关此题材的出版涌现热潮，精彩纷呈，各有千秋。谁能独辟蹊径，一新耳目，那就要选取角度、站在高度、挖掘深度。读者案头罗时汉君所著的《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或许是以较佳的角度较好的表现形式完成的一部从未有过的“读本”，值得重视。

1911年10月10日傍晚，清朝湖北省垣武昌，位矛城内黄土坡的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营房，发出几响清脆的步枪声，打破了秋夜的寂寥与沉闷。随即，一群士兵涌出营房，直奔武昌城中和门(今起义门)近旁的楚望台军械库，获取弹药补给，城外新军炮队也冲进原先紧闭的中和门。会合的各标营起义新军，推举队官吴兆麟任总指挥，当晚向湖广总督署、湖北藩署等军政机构发起进攻。长街、水陆街一带，枪声大作。与总督署邻近的“乾记衣庄”，店主助义军燃烧铺面，为中和门城楼上和蛇山顶上的义军炮位的交叉火力提供发射目标。顷刻，炮声隆隆，火光熊熊，映照着士兵前赴后继的身影。面对起义军排山倒海般的攻势，清湖广总督瑞潋凿开督署临江围墙，登上停泊在文昌门外江边的“楚豫”军舰，游弋于靠近汉口的江面；湖北清军最高指挥官、第八镇镇统张彪抵抗一阵之后，率残部退往汉口刘家庙，其他湖北军政要员相继作鸟兽散。

10月11日清晨，起义军在市民拥戴下，秩序井然地占领武昌全城。而被武昌方面枪炮声惊动的汉口中外居民，从江边借助望远镜，可以看到长江对岸武昌蛇山头的警钟楼上，平日悬挂的黄龙旗已被一面红地九角十八星旗所取代。武昌方面，起义军人蔡济民、吴兆麟、吴醒汉等与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于地处阅马场的湖北咨议局举行会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通电全国，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张贴昭示天下的文告《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武昌民众从布告落款处发现：署名都督的竟然是原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

武昌首义确实是发生在武汉的最大历史事件。正如时汉在书中所言：“城市如人。一个人的一生可能很平凡，但总有一段岁月精彩难忘；一座城市，特别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她可以有物质和人文方面的种种缺憾，但惟独不能缺乏非凡的经历，这是城市之魂。那么，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无疑是武汉奉献近代中国的厚礼，使这座城市第一次在亚洲乃至世界以英雄气概而一举成名，这是我们城市永远值得自豪的宝贵记忆。”

时汉和我一样，都是武汉的“土著”，他是怀着对城市的挚爱之情来回顾并彰显这一伟大事件的。武昌首义是在两湖人脚踏实地的多年筹备酝酿下顺理成章的结果，特别在危难关头，起义指挥部不健全、起义领导人不在现场、起义日期又多次变更的不利情况下，本土的革命党人相率应命，主动响应，高度地发挥了革命首创精神。他们中大多数为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勇敢地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在烧毁旧王朝的火光中闪现出高大的形象。

自1895年10月孙中山率郑士良、陆皓东等举行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来，兴中会、光复会及后来的同盟会于十余年间发动十多次武装暴动。这些反清义举的模式为：革命党在国外华侨社会筹集资金、武器，编组敢死队，对边境地区(广东、广西、云南)清方军政机关展开突击；内地(江西、湖南、安徽)起事则多半依靠会党。十余次起义皆称悲歌慷慨，然而势单力薄，全都以失败告终。惟有辛亥秋季的武昌起义，主力为被革命党争取过来的精锐的湖北新军，经一夜激战，一举夺占湖北省城武昌，首次建立起完备的、行使职能的革命政权，树立起推翻清王朝及专制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旗帜，开辟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道路。这场意义重大的革命遂以武昌起义爆发的辛亥年命名，而武昌起义也理所当然地被称作“辛亥首义”。

武昌首义事起仓促，带有很大的“猝发”性质。但这次起义能够吸引那样众多的新军士兵参加；刚刚成立的湖北军政府能够立即拿出一系列文告，将革命宗旨宣布天下；武汉三镇及湖北各府县民众能够那样迅速而热烈地起来响应革命；湖北民军在湖南等省的支援下，有力量同前来讨伐的精锐的北洋军周旋于江汉之滨、龟山之麓达四十余天，从而为各省“易帜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一切既无法用“偶然性”一言以蔽之，反倒可以从两湖人为主体的革命党人的英勇卓绝中看到首义成功的“必然性”。  武昌首义决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百年之后，我们重温历史，不仅从认识上要有所廓清，还要对许多史实加以澄清。

蔡寄鸥可谓“辛亥达人”。他1954年出版《鄂州血史》时参照的书目已有40本，不可谓不多。但是他说：“关于辛亥革命事实，如八月十八蒋翊武所下命令的真伪问题、炮队命令之送到与否问题、工程八营与辎重一营之起义后先问题、宋锡全被杀之是否冤屈问题、海军投降与黎元洪之去函劝告是否有关问题、黄克强之主张放弃武昌与范腾霄之尽力抗争是否属实问题，这些事件，各书作者所记各不相同，也就是当时同志们之争点所在。”时至如今，有很多问题仍没有弄清。看得出来，时汉下功夫阅读了大量资料，是想力求还原历史真实的。但对有些问题只能诸说并存，既无法弄清也不必弄清。他的侧重点似不在于史海钩沉，而是更多地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表现这场战争以及它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文化影响。《阿拉伯简史》的作者美国人希提说过，“从文化史的观点来说，传述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创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武汉人，时汉在这本书中调集了他对生养的这座城市的一世情怀，也表达了对它的认知和自豪。

“我寓居武汉三镇之汉阳江边，伏案写作。常常伫立窗边，看滚滚江流彼岸的武昌文昌门一带，想象着火光腾起的那个子夜，不禁喃喃： “武汉啊，你们有很了不起的故事，但你们没有讲……”(《中国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之语)

读着这样的自白，我的心里亦有些激动。我想，时汉在这本城市言说中是倾注了大量激情的。写作确实成了他的一种愉悦：在记述历史事件的同时也更多地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包括对已逝风物的感慨。

从与他的交往及对本书的阅读中，我感到罗时汉君的乡邦之情与城市之恋，以及对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精义理解，作为业余研究者和写作者，这十分难能可贵。那么，读者诸君，如果您要了解辛亥革命何以在武昌爆发、武汉这座历史名城在近代有着怎样辉煌的过往，建议您翻阅这本才情兼具图文并茂的书。

是为序。

感念先贤 讴歌百年

1

我在出生之地武汉生活一个甲子了，除去其间十年在外地度过，也算有半个世纪。对于这座城市所发生的事，多少是经历了一些的。至于在我出生前40年发生的武昌起义，我有很长时间是不甚了了的。1911年，我的父亲才是个幼童，我的母亲还没有降生。他们的父辈及祖辈无疑经历了这场骤变，不过都在沔阳乡下，不大可能参与这场城市暴动。等我降生以后，中华民国似乎和大清一样已成为一个消亡的朝代，我并不知晓这个“朝代”的诞生跟我们武汉有多大的联系。

稍懂事后，我每天走过中山大道去居仁门上学，到铁路外中山公园去游玩，或者到最热闹的三民路去看铜人像，浑而不觉它们的意义，只知道与一个叫孙中山的人有关。或许以为其他城市都有，并不了解它们跟武汉的渊源。文革动乱中，无事可干到处游逛，自然是到过武昌，看过阅马场的红楼、拜将台——这些东西幸而没有被红色风暴完全摧毁。在一个普通市民的眼光看来，它们只是一般雕塑或历史建筑而已，除了有那么一点神秘甚或疑惑，没有崇敬的感觉。无产阶级革命传统教育之下的我们，心目中不可能把那段“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视作伟大，更没有把那些参与者当作英雄。从坊间听到的辛亥革命故事，无非是这样一个有关“排满”的传说：“六百六十六”。说的是清朝覆亡时，革命军在武汉三镇拦住可疑行人就要他说“六百六十六”，若说成“溜百溜十溜”，北方卷舌口音就暴露其满人身份，一刀下去那脑壳就开“溜”。听到大人讲到这里，儿时的我开心地笑了。

直到进入21世纪，我在工作和业余兴趣中才大量接触辛亥革命的历史，了解到武昌首义是武汉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亮点，也是这座城市叫人热血沸腾的地方。对于武昌首义的认识，我起步较晚，所获有限。但在长篇小说《白沙洲芦家》里，我有意识地做过一些记叙，把芦家的命运与武昌首义联系在一起，其中芦从楚(楚货)即为武胜门外恺字营的普通一兵。

我虚构这样的情节是想说明，武昌首义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是势所必然的揭竿而起，有很多无名之辈甚至乌合之众参与其中，成为推翻腐朽王朝的合力。中国历朝历代起义造反皆起于草莽，都是“草根”所为，何至于推翻清朝的这次起义系由一位远在海外的外国籍人士领导哉？这从逻辑上似乎是说不通的，也是与客观事实相违背的。我的理解是，辛亥革命虽被认为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进行的，但很大程度上他只是一个精神领袖。正如马列主义对中国的指导，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本土的共产党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取得的胜利。

武昌首义是在两湖人脚踏实地的多年筹备下顺理成章的结果，特别在危难关头，起义指挥部不健全、起义领导人不在现场、起义日期又多次变更的不利情况下，革命党人相率应命，主动响应，高度地发挥了革命首创精神。他们中大多数为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勇敢地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在烧毁旧王朝的火光中闪现出高大的身姿。因此可以这么认为，武昌首义就是以一大批湖北人和湖南人即楚地人为主体实施的一场城市暴动，以最后一击敲响了帝制的丧钟。认识到这一点，并非“惟楚有材”的自我标榜，而是正本清源，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少康一旅，终能兴夏；楚虽三户，必可亡秦。”楚地人即湖广人在这场革命中所张扬的“不服周”和敢为人先的精神，是国人应该尊敬并继承的，也是我们要特别宣扬的。进而思之，中国第一次最大的农民起义是楚人陈胜吴广掀起的，中国第二次最大的农民起义是楚人王匡王凤发动的，及至此前的一个政权在湖湘之地的秋收暴动中摇撼并终至瓦解，可谓历史选择了楚人，楚人好像是天生的革命者。

2

己丑伊始，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要原创一部辛亥革命的书，而且是不同于其他同题材作品的书。我是这样考虑的，对于辛亥革命的全过程，写的书已经不少了。在它百年后出现的作品，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写出新意。这个新意在哪里？首先要对这场革命认识上提高，不能因循旧说，更不能囿于框框，要更多地尊重历史而不是盲从概念。正如王元化先生曾说：“我们头脑中有很多既定观念，日积月累，成为习惯力量，再估价就是重新认识这些既定观念。”更关键的是，我们要站在所深爱的城市的角度，对它独立自主引发的辛亥革命全过程加以解读并彰显。特别是这场起义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体现出的城市精神，应有实事求是的认定和提升。

一旦确定目标，我于是兴奋起来，开始急功近利地阅读。我发现，在一些较权威的辛亥革命史书中，武昌首义只占其中一个小小的单元，并且对它评价不高。关于那段并不遥远的史实，已有点众所纷纭，甚至有些疑点悬而未决。更可悲的是，英雄的史诗已被这座城市淡忘了许多，不仅那些密切相关的几十处旧址不再，市民的记忆里也所剩无几。且由于中国固有的政治原因，有些史实被倾向性、模式化地处理过，甚至被选择性地歪曲过。如专门写武昌首义的影视剧本我看过两部。一部是《辛亥首义》，集体创作，据说还经过《洪湖赤卫队》的演员指导，写得太像后来发生的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另一部是《武昌起义》，比前部晚10年写的，眼界自然要高些。作者在后记里提到的一件事让我笑出声来。一次打的经过阅马场，看到彭刘杨塑像，她一声惊叹：这就是彭刘杨啊。嘴快的的士司机接茬道，彭刘杨，彭是彭湃吧。

鲁迅先生1925年在一篇杂文(《华盖集·忽然想到》)中说过：“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只十四年。”他老先生绝不可能料到，他身后国家发生的一切。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统领”之下，“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一度被批判、被贬损、被误读，历史的光辉被蒙上厚厚的灰尘。那段历史仿佛渐行渐远，国人已然陌生。因此我想，进行一番重新回顾和解读是必要的。如果能向当代人提供一部通俗普及性读本，也对这座城市的人文建设是一种努力。

3

也是秋天的一个黄昏，2006年我曾经在广州找到黄花岗，模糊地看到了陵墓上的那尊自由女神像(此前我只是在电视和图片里看到过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感到十分惊奇神秘。

我的耳边仿佛响起那首广东民歌《七月初四上战地》：“七月初四上哎战地，义勇写明在呀军呀衣，歃血誓师抗呀到底，决心消灭那清呀夷。”

一百年前，就是为了民主自由的共和国，七十二烈士慷慨赴死，成千上万的人牺牲在阳夏保卫战。民主共和，曾经是一种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啊。跟拥有黄花岗的广州一样，武汉三镇汉口球场街、汉阳扁担山、武昌伏虎山的累累义冢，是这座城市气冲牛斗的精神和荣光之见证。在南国的夜色下，我沉浸了很久。广州没有完成的使命，武汉拼着命完成了。正是凭着亡清必楚的铁血精神，两湖的先贤们创造了历史的奇迹，为这座城市增加了重量。

四川安仁镇建川博物馆聚落樊建川馆长在《国人到此，低头致敬》一书中说：“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为民族解放而作出贡献的先辈，即使是按照某种评判标准，这个人抗战之前是‘坏人’，抗战之后又成为‘坏人’，但只要他在八年抗战中投身于抗日战争，我们就应该向他致敬！”2009年3月30日的新华社电文，标题是“每一个牺牲都永垂不朽”，呼应了这种理念，“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牺牲，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他们都是烈士。”这是一个极大的认识进步。对于推翻皇权帝制为中国民主共和奠基的首义英雄们，我们同样要怀有这种国家认同，特别在面临国家统一和多民族和睦局面的当今，这种广泛的认同无疑是我们特别需要的。对国家英雄充满永远的敬意，是整个民族理性和智慧的成熟化表现。

城市如人。一个人的一生可能很平凡，但总有一段岁月精彩难忘；一座城市，特别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她可以有物质和人文方面的种种缺憾，但惟独不能缺乏非凡的经历，这是城市之魂。那么，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无疑是武汉奉献近代中国的厚礼，使这座城市第一次在亚洲乃至世界以英雄气概而一举成名，这是我们城市永远值得自豪的宝贵记忆。

有人说，20世纪改变世界的两座城市，一座是亚洲的武昌，一座是欧洲的彼得堡。它们在时隔7年举行的革命暴动，摧毁了两块大陆上最为顽固的君主统治，改变了两大国家的地位，促成了两大民族的崛起，从而以其城市英名震撼世界。辛亥革命95周年的时候，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在美国谈到中华民族近现代的三次崛起，第一次崛起就是辛亥革命。如果从城市角度来说，由于苏联的解体，彼得堡的影响有所淡化；而首义之城武昌作为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海峡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和精神遗产。中华民族的再一次复兴要实现两岸统一，故武汉的城市影响势必延续当代直至将来。

透过历史的风云，我为我们的城市及那些英雄们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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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英国记者丁格尔所言，“可能永远也没有人能够完整而准确地讲述19111——1912年发生的这场伟大的中国革命……如果一个通晓汉语的人，只是通过中国报纸上随处可见的传闻就形成自己的观点，将是愚蠢的。只有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以后，他才能写出公正客观的东西。”我们无从参与武昌首义及阳夏保卫战，只能通过当事人的各种讲述及一些二手三手材料来解读历史，越想了解真实，却越感到棘手，如同面对一堆乱麻。然而，众说纷纭的史料主题是清晰的，那就是各色人等共同完成了一次英雄的壮举，目标也是明确的，即“排满复汉”，缔造共和，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这本书是从2009年初开始动笔的，当年6月份完成初稿，出几本样书征求过几个人的意见。在随后的史料搜集中增加了不少见识，便陆陆续续地修改，至2010年2月28日元宵节这天完成二稿；后于五六月间在江夏梁子湖边的武汉作家协会第八届长篇小说笔会上完成三稿，结构上作了较大的调整。此前此后的随机修改不计其数，先做加法，尽量占有资料，使之丰富全面；后做减法，剔除史料的累赘和个人化色彩，使之清新大气；最后还是加减法并用，仍不能自我满意，简直有点骑虎难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投入很多，也感到过力不从心。尤其在最后的排版阶段，读图部分的繁琐始料未及，弄得兴味索然。时当炎夏，又值世界杯热，我奔忙往返，为自己的精神感动。并相信如此工程，确乎他人难以胜任，我不再担心有人比我更能吃苦、临到进印刷厂之前总得修改，尽可能避免出现硬伤。当然，这本书终是遗憾的艺术，难以达到我所企望的高度，权且算“草根”之作吧。

至于这本书写作的体裁形式或日叙述方式，不擅虚构的我还是相信真实。刊登了“聂绀弩刑事档案”的《中国作家》(2009年2期)上说，“纪实文学取代虚构文学既是世界性的文学大潮，也是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列夫·托尔斯泰说过：“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将不再虚构文学作品。作家们，如果将来还有作家的话，他们将不是编造，而是叙述他们在生活中碰巧遇上的那些有意义的、令人喜闻乐见的东西。”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首先想力求还原历史真实。但对有些问题只能诸说并存，既无法弄清也不必弄清。——这些当事人远逝，可能涉及到的个人荣辱已变得无关重要，就像树叶早已化为泥土，没有人会追究它原来的色彩。

当然，在记述历史事件的真实的同时，我也乐意表达自己现实的情感，包括对往昔的感慨。这样才使我的写作变成一种愉悦。我希望《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调集我对生养我的这座城市的一世情怀，也表达我因它而生的亲情和豪气。

关心历史，就是关心现实。哲学家柏格森说，现实是在与过去相区分、相联系中才显现出来的，我们感知的现实每时每刻都铭刻着记忆。读者关心记忆问题，这是他们关注现实的一种方式。写这本书的想法似乎很突然，好像是一时冲动，却成为我进入花甲之年以前最想做的一件事，并时时感觉首义文化血脉传承的使命。尽管信念大于能力，时觉力所不逮，但若能捧出这本书，以芹献“首义之区”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纪念伟大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当是我毕生之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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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说过，“做有意义的事情，其本身就是对生活的享受。”

回顾我的业余文学生涯，21世纪武汉所发生的大事，如汉阳江滩花园爆破和武昌白沙洲卢家保卫战，我是及时写出了中篇和长篇小说的，那都是出于内心难以抑制的义愤和乡邦情怀。这一次写出20世纪武汉发生的最重大事件，虽为历史，义愤和乡邦情怀一以贯之，无法抑制。

文章是个人的，事业是大家的。本书的最终问世，我仍要开列一个长长的鸣谢名单。确实，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市民积蕴着很深的辛亥革命情结。有缘与章开沅、冯天瑜、严昌洪、刘谦定等大家结识，这些文化的智者让我的视野变得开阔起来，一种使命感也无形中滋生。尤其是章开沅先生、冯天瑜先生在事务之忙、时间之窘的情况下为我的拙著作序，实在是善解人意，使我倍感荣幸；一批辛亥志士后裔出现在我的周围，如张铭玉、刘重喜、叶光明等，他们向我提供了不少资料和帮助；韦志成、昌庆旭、董宏量、何广、刘谦定、宋晓丹等先生先后通读了书稿，提出了很多意见，为本书的完善和提高起了关键作用；刘建林先生、武汉市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等慷慨地捐献了图片，使本书增色不少；长江文艺出版集团的王虹女士和吴双先生，他们以编辑人的眼光看中此书，并促成出版。另外，陈勇、葛亮、童汉芳、梁农、席星荃、杨德元、蒋太旭、爱步行、古三皇人等先生为我提供了各方面的帮助；黄德琳、张炳安先生曾热情为本书题写书名……其他朋友就恕不一一罗列了。谢谢大家！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袁善腊先生，他慧眼独具，从全市历史文化工程的角度关怀我的创作，为本书提供扶持，表达了来自政府的殷切期望。报社同仁潘堂林、何建新、夏武全等先生十分关心此事，提供宽松环境，让我感到莫大的安慰。大恩不言谢，我不能稍有懈怠，只有努力把这本书做得更好以回报大家。

我完成了一次坚苦卓绝的“长征”，这条路上似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有劳顿，没有怨艾。其间经历的坎坷和曲折，一言难尽。所幸有同行者、指路人，还有导师——那就是我感念不尽的先贤们，正是他们激励我一路走来，没有懈怠、没有偏离目标，一直坚持在既定的路线上，从冬到春，从春到夏，迎来了收获的秋天。

百年一遇的机会确实不容错过。武汉正投资200多亿元打造首义之城，以迎接辛亥革命百年庆典。在此之前，我以“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公开呼吁，武汉是海峡两岸共同举办辛亥革命百年庆典的最佳地点”为题发表消息，很快被新华网、新浪网等转发。可以说，我是第一个正式报道大陆权威学者发出这一声音的，这何尝不是我的心声？此外，我参与起草“关于汉阳建立阳夏保卫战纪念设施的建议”提案；还在“二七”纪念馆召开的研讨会上发出呼吁——在江岸原刘家庙车站建立阳夏保卫战纪念性标志物；同时也向有关方面提出过拍摄武昌首义纪录片的创意——尽管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算尽到了绵薄之力。

2011年将是我的花甲初度，对于生长之地的武汉，我满怀深情期待，但愿武汉把武昌首义的纪念推向高潮，更要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把武昌首义的精神彰显至极致。就全国及世界的关注度而言，现在的武汉不如百年前的武汉，但百年后的武汉谁能不刮目相看？这座英雄的城市势必将更加令人自豪。

罗时汉

2010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