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这个空前动乱、黑暗的时代，却是精神空间开阔、思想自由活跃的年代，乱世中的魏晋人物表现出一种任情觉醒的人格和清峻透脱的气质——风流千古，几成绝唱。本书所选编的一系列文章是近几十年来对魏晋风度的研究的精华，从不同的侧面累积成现代学界关于魏晋风度的整体印象。

魏晋风度是个不易捉摸的概念，因而也是个纷扰不已的话题。说简单点，是这个时代的士人们在自觉地追求活得更漂亮些。

本书所编选的一系列文章是近几十年以来学界对魏晋风度的研究成果的一小部。范围大致限定在三个领域内：对魏晋风度的总体论述，对名士诸如清谈、任诞、纵酒等生活方式的分梳以及对具体人物的评价。由于这些文章的作者专业不一，情性有别，环境有别，因此视角各异，彼此观点难免有抵牾处。譬如宗白华先生在其脍炙人口的名文《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把晋人描绘得风神潇洒，简直达到了人生境界的极致，令人神往无限。而鲁迅先生在其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则添加了些调侃，扯下名士们潇洒的外表而露出虚浮的内面。不过这也并不矛盾，风流又岂是一语可以言尽的？正是这些不同侧面累积成我们关于魏晋风度的整体印象。

一 魏晋风度：人的主题

二 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三 七贤林下之游的时间与方式

四 评东晋的风流宰相——谢安

五 陶渊明：玄学人生观的一个句号

六 魏晋风度何为

七 魏晋风度与玄学的产生

八 魏晋任诞风气的先声——略论汉末逸民戴良之“诞节”及其与魏晋风度之关系

九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

十 说“达”——以魏晋士风问题为中心

十一 《世说新语》中的裸袒之风

十二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十三 文人与酒

十四 论风流

十五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十六 清谈与析理

十七 清谈误国

十八 清谈与清议

十九 麈尾与魏晋名士清谈

二十 魏晋时代的“啸”

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伺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土族阶级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

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

本书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毕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

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始于东汉末年。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和稍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众多的佛经翻译……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被钟嵘推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的这些“古诗”中，却有多少个字用于这种人生无常的慨叹！如改说一字千斤，那么这里就有几万斤的沉重吧。它们与友情、离别、相思、怀乡、行役、命运、劝慰、愿望、勉励……结合糅杂在一起，使这种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欢乐少有、悲伤长多的感喟，愈显其沉郁和悲凉：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征夫怀远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P1-4

魏晋风度是个不易捉摸的概念，因而也是个纷扰不已的话题。说简单点，是这个时代的士人们在自觉地追求活得更漂亮些。

所谓漂亮，显然不仅仅指外在的仪表容颜，还有内在的精神情韵，表现在行事中，第一：不可太窘迫。尤其是在突然而至的变故前惶然失措，这说明缺乏坚定的自我认同能力而容易受到外在压力的干扰以致一挤则垮，尊严尽丧，于此当然说不上什么风度了。因此，彼时的舆论特别看重人在生死、荣辱等关口的表现，把此境之下所流露出的从容不迫、镇定自如视为优雅和高贵之举，称之为“雅量”。《世说新语》这部“名士教科书”专列《雅量》一门，收罗不少此类逸事。譬如嵇康安然弹琴，无视死亡的迫近；谢安接到淝水一役的捷报，默然无动于衷，都足以展现斯人的翩然风姿。唯有高贵才是美的，这是魏晋名士们的共识。

所谓漂亮，第二点：不可太紧张。美妙的生活姿态应该是自在、舒缓、闲适、雅致、随心、任情而不必刻意自我约束与激励以趋附某种外在价值，尽管后者可能引人崇仰。这与东汉士人讲气节、重然诺、忽生死、轻富贵、慕大义、护纲常的作风显然两样。人生除了道德，还有艺术，或许艺术更为重要。魏晋名士们把生活艺术化了，他们热衷清谈，但不为寻求理论的成果而是享受智慧的隽永精妙；他们耽玩山水，但不为排遣失意的落寞而是体验情感的清雅高致……总之，唯有自然才是美的，这也是魏晋名士们的共识。

所谓漂亮，还有第三点：不可太乏趣。适度的诙谐不但可以化解因生活的过于严肃所造成的拘谨、沉闷和尴尬，还可调度起沉酣中的想象力去呼应学识以作创造性发挥，散发生命的活力。《世说新语》中记载有许多名士相互调侃机辩的事迹，这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对谐趣的欣赏实质上是对生活情趣的推崇，这样的人显然有风度。唯有生趣才是美的，这同样是魏晋名士们的共识。

高贵、自然、生趣这些构成了魏晋风度的内涵，它最终指向的是名士们对自由境界的向往。当然我们这里所作的概括仅就事论事，点到为止，甚至名士做派里所固有的虚矫也回避了，更没有追溯魏晋风度产生的渊源以及时代背景、具体表现等，因此远谈不上全面准确，但这些在本书中均得以呈现。

本书所编选的一系列文章是近几十年以来学界对魏晋风度的研究成果的一小部。范围大致限定在三个领域内：对魏晋风度的总体论述，对名士诸如清谈、任诞、纵酒等生活方式的分梳以及对具体人物的评价。由于这些文章的作者专业不一，情性有别，环境有别，因此视角各异，彼此观点难免有抵牾处。譬如宗白华先生在其脍炙人口的名文《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把晋人描绘得风神潇洒，简直达到了人生境界的极致，令人神往无限。而鲁迅先生在其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则添加了些调侃，扯下名士们潇洒的外表而露出虚浮的内面。不过这也并不矛盾，风流又岂是一语可以言尽的？正是这些不同侧面累积成我们关于魏晋风度的整体印象。

名教危机下的魏晋士风是最近于个人主义的一种类型，这在中国社会史上是仅见的例外，其中所表现的“称情直往”，以亲密来突破传统伦理形式的精神，自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即士的个体自觉。

——余英时《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真正风流的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所以其情都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情感，不是为他自己叹老嗟卑。

——冯友兰《论风流》

如果是林泉隐逸清谈玄理，则纵使无益于国计民生，也不致误国。清谈误国，正因在朝廷执政即负有最大责任的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之故。

——陈寅恪《清谈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