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是我国刘宋时期杰出的史学家，他性格狂傲不羁，终为他人所利用，堕入政治陷阱，酿成人生悲剧。他一生的重大成就，是撰写了《后汉书》。本书以史学思想、历史思想、政治思想、民族思想、伦理思想为重点，阐述了范晔的思想面貌及其价值。

范晔生活于东晋、南朝刘宋之际，是刘宋时期杰出的史学家。他以多才多艺为世所重。然其性格狂傲不羁，终为他人所利用，堕入政治陷阱，酿成人生悲剧。他一生的重大成就，是撰写了《后汉书》。范哗著史，注重“自得”，所著《后汉书》，是众多东汉史著作中唯一得以完整保存至今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范晔发展了“以类相从”的类例思想，并在吸收前人之长的基础上，在书中专列文苑、宦者、独行、逸民、方术、列女、党锢等类传，全面展示了东汉一朝的社会历史面貌，对后世正史撰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范晔以“纵放”的笔势撰写的史论，综括东汉皇朝兴衰，并对影响东汉历史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认识。他对谶纬之说多有批评，直言“天下决无佛鬼”，主张从“人”的角度看待历史发展进程，从时势、风气、机运等客观标准出发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他主张以儒家的“德政”、“王化”目标来治理国家，故而充分强调了儒学对稳固政治统治的作用，宽厚为政的重要意义，以及在民族问题上的“怀柔”政策；在对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关注方面，范晔也表现出一个优秀史家的理性思考。本书以史学思想、历史思想、政治思想、民族思想、伦理思想为重点，阐述了范晔的思想面貌及其价值。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卷首语

第一章 时代与家世

 一、桓玄之变与晋、宋更迭

 二、东晋、南朝撰史之风

 三、晋、宋之际的范氏家族

第二章 仕途的悲剧

 一、坎坷的仕途

 二、堕入政治陷阱

 三、人生悲剧

第三章 撰写《后汉书》

 一、范晔以前的东汉史撰述

 二、《后汉书》的内容和结构

 三、《后汉书》的流传和影响

第四章 史学思想：“以意为主”和追求“自得”

一、“以意为主，以文传意”

二、历史撰述与“正一代得失”

三、“整理”史事与类从人物

四、史论与史家的“精意深旨”

第五章 历史思想：朴素唯物的倾向

 一、“天下决无佛鬼”

 二、慎言天道，看重人事和信顺

 三、指陈历史形势，综括皇朝兴衰

 四、社会历史与人物评价

第六章 政治思想：政治统治的方略及得失

 一、历史机运与政治统治

 二、宽厚为政与张弛之道

 三、人才的选拔与安置

 四、剖析外戚与宦官的政治弊端

第七章 民族思想：进步的民族观与民族史观

 一、自觉的民族史撰述意识

 二、民族关系与政治大一统观念

 三、积极的民族历史与民族差异的认识

 四、“怀柔”与“王化”的民族政策理念

第八章 伦理思想：社会秩序的精神尺度

 一、道德与社会

 二、重伦理与贵德义

 三、“忠”和“义”的辩证认识

 四、重名节

 五、“正心”与“诚意”的修身之道

结束语

附录

 清代学者关于范哗《后汉书》的研究

 范蔚宗年谱

 《八家后汉书辑注》前言

 主要参考文献

索 引

人名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后记

但是，桓温还是依仗自己的权势，以行废立之事来实现自己取代晋室的政治目标。晋废帝太和六年(371)，桓温采纳郗超提出的废立之计，废去司马奕而立简文帝，威势益发显赫，就连侍中谢安见了桓温，也都“遥拜”，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简文帝只做了一年多时间的皇帝就死去了。桓温原以为简文帝在临终前会“禅位”于他，可是简文帝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在遗诏中说：“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说：“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可是这份诏书被大臣王坦之当着简文帝的面毁掉了，把遗诏改为“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这一结局，是桓温不能满意的，在他看来，自己至少也当得到“居摄”的权位才是，故甚愤怨，致书其弟桓冲说：“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如此看来，桓温的恢复中原也好，迁都洛阳也好，虽在大局上或有可取之处，但在主观上取代晋室的政治欲望使他不可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同时也为他的政治道路设下了层层障碍，下面所说的一件事实，可以十分真切地证明这一点。

晋孝武帝即位后，在诏书中反复强调：“先帝遗敕云：‘事大司马如事吾。””‘大司马社稷所寄，先帝托以家国。”这时桓温虽已病重，精神恍惚，但还是“讽朝廷加己九锡”，并“累相催促”。而执掌朝政的谢安、王坦之“闻其病笃，密缓其事”，以致于“锡文未及成而薨”。桓温在政治上的追求真是一个极大的悲剧。

唐初史家这样评论桓温，称赞他“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独克之功，有可称矣”；批评他“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实斧钺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弃”。从皇权至高无上的观念来看，对桓温作这样的评价，是不足为怪的。

桓温有六子：熙、济、歆、神、伟、玄。桓玄(369—404)是桓温的少子，也最为桓温所器重，以其为嗣，袭爵南郡公，时年仅五岁。在取代晋室的政治目标上，桓温没有做到的，桓玄后来一度做到了。而桓玄之变，也就成了晋、宋之际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P6-7

范晔是南北朝时期最优秀的史学家，他生活在晋宋更迭时代。这一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纷争十分突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异常激烈，这一方面激发了范哗撰写史书、探究历史上是非得失的兴趣，使他得以留下一部千古名著《后汉书》；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他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殉葬者。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范哗在《后汉书》中写了《党锢传》，反映了东汉时期统治阶层中尖锐而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而他本人却成了刘宋皇朝政治生活中没有“党锢”而近似“党锢”的牺牲品。

范晔撰写《后汉书》，重在对史事的“整理”和评论，而其间所贯串始终者，是追求“自得”之学。在范晔撰写《后汉书》之前，已有诸家同名或同类著作；在其撰写《后汉书》之后，也有诸家同名或同类著作。随着岁月的逝去，诸家之书多已遗佚，而范哗的《后汉书》却粲然流传至今，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优秀著作之一。

范哗的《狱中与诸甥侄书》，古今学人多有以其为《后汉书》自序者，然《狱中与诸甥侄书》未言其先人与家世，足见其不符合时人作自序之体例，似不应作自序看待。其实，此文乃是作者关于《后汉书》精义所在的自白，也是作者对他自己激越而悲怆人生的绝唱。

范晔的思想，不论在政治方面、民族方面、伦理方面，还是在历史方面和史学方面，主要都见于他撰写的《后汉书》。唯其如此，它在中国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而独特的一页。

1996年，南京大学卞孝萱教授写信给我，问我是否可以为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撰写《范哗评传》一书。经再三考虑，我表示愿意承担这一撰述计划。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范晔是中国史学上最有影响的史学家之一，很有必要对他的生平、思想与史学成就作一系统的评述。第二，范晔的史学成就尤其是他在史论方面的特点，历来有不同的评价；对于他的仕途的结局，也有不同的认识，这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第三，《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工程，一个史学工作者有机会参与其事，是一份责任，也是一种荣幸。

1997年4月，我根据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寄来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撰著档案》的要求，确定了撰写《范哗评传》的基本思路：在考察传主所处的时代及其家世、生平的基础上，揭示其撰述《后汉书》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爬梳、分析《后汉书》所反映出来的范晔的政治伦理思想、民族思想、历史思想、史学思想等方面的特点，对其作恰如其分的评价。叙述、评论，都以实事求是为宗旨，力求写得平实、可读。据此，我所设想的《范晔评传》应包括如下内容：时代与家世(政治、社会、史学、家世述略、家学)；生平(交游、仕途、著史、结局)；《后汉书》概说(宗旨、内容、结构、流传)；政治伦理思想；民族思想；历史思想；史学思想；后论(一部名著，两桩公案；千秋是非，怎样评说)。

关于《范哗评传》的撰写工作，我根据当时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从1997年起，撰写了一些关于范哗《后汉书》的专论，并计划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全书。但是，由于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愈益繁重，故此项计划未能按我的设想顺利进行，并一年年延误下来，使我时时感到不安和内疚。

这里，有两件事情是应当提到的：

第一件事情，是台湾文化大学定于1998年12月在台北举办“魏晋南北朝学术研讨会”，主事者来函邀我赴会。我欣然接受邀请，并提交了一份简要的论文提纲，题目是《<后汉书>与<三国志>及(后汉纪>之比较》。其要点如下：

一、范晔《后汉书》与《三国志》及《后汉纪》之比较的基础：《后汉书》记东汉末年史事与《三国志》记东汉、三国之际史事，颇多交叉且有所异同，是二书有比较之可能；《后汉书》与《后汉纪》，虽体裁不同而所记东汉一朝史事，不独在记述上而尤其在评论上亦有比较之可能。

二、《后汉书》与《三国志》在所记相同之史事上的歧异，固然由于作者所处时代不同，毕竟也还有是否坚持史家正法之原则的问题。于此，前贤已有论说，本文力求作深入一步的探索。

三、《后汉书》与《后汉纪》所记重大史事固无明显的歧异，然取舍间仍有不同，而在评论方面则有突出之异趣：前者重视历史形势的分析，后者强调“名教”观念的尺度。

四、关于史家所处之时代与史家之正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法的演变。这份提纲所提出的问题是早先我在制订《范晔评传》撰述内容时没有想到的，而是我在研读和撰写有关范哗《后汉书》问题时所想到的，认为这是《范晔评传》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由于时间的冲突，台湾文化大学的这次研讨会，我未能成行，而这篇论文也未曾撰写出来。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有些遗憾。

第二件事情是，1999年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要举办一次传统思想文化的学术研讨会，主其事者来信邀我赴会，我也非常希望参加这次研讨会，并向会议提交了论文提纲，以期以文会友，从同行那里获得教益。可惜的是，我因故未能赴会。后来，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把这次会议的论文和论文提纲编印成书，正式出版，此即《思想家》第1辑《杰出人物与中国思想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我的论文提纲忝列其中，题目是《史学家与中国思想史》，其要点如下：中国古代史学家有恢弘的思想空间，他们的思想成果是中国思想史上很重要的部分，在传统思想文化遗产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一、先秦史书与“百家争鸣”。“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在“百家争鸣”中，各家各派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先秦时期史书的影响，或作为根据而阐说某一主题，或受其启迪而申述某一见解。这在诸子书中所见甚多。如《论语》引《尚书》3次，引《诗经》14次，引《左传》2次；《孟子》引《泰誓》1次，引《尚书》12次，引鲁之《春秋》1次，引孔子修订之《春秋》7次；而墨子曾读“百国春秋”。其他各家之书，也是如此，而以《吕氏春秋》最为突出；离开史书与历史，则《吕氏春秋》不复为《吕氏春秋》。要之，应充分注意到先秦史书对“百家争鸣”的积极影响。

二、历代史家的思想空间。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家层出不穷，其思想空间包罗万象，所谓“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是最简要的概括。举凡天入关系、古今关系、自然、社会、风俗、人情、民族、国家、解说人生、阐释道德等等，史学家们都有丰富的思想，甚至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果把历代史家的这些思想成果系统地写成一部书，也是一部洋洋洒洒的中国史家思想史。

三、古代史学家与中国思想史。古代史学家的一些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的内涵，这一点当受到应有的重视。举例说来，如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尤其是司马迁创纪传体史书体裁、贯彻以人为本的撰述宗旨的原则，在中国史学史、学术史上都有划时代意义；《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学术史思想；杜佑《通典》全书结构的逻辑思想和“以食货为之首”的思想，以及他在“中华”、“夷狄”问题上反映出来的朴素历史进化思想和重视地理环境对历史进程影响的思想，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司马光史论中透露出来的社会思想，刘知畿、郑樵、吴缜、章学诚的学术批评思想等，都是中国思想史遗产中的珍贵部分。这里，我还没有举出如同柳宗元、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这些同史学有极密切关系的思想家为例；如果把他们也包括进来的话，分量之重当可想而知。

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两件事情，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我在思考和撰写《范晔评传》过程中的思想历程。尽管这两份提纲所包含的某些见解在我提交的这本《范哗评传》中未能得到相应的阐释和表述，但它们对范晔和《后汉书》的进一步研究或许可以作一点参考。

2000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成立，并于当年11月被批准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作为这个研究基地的负责人，不得不放弃或推迟我个人的一些研究与撰述计划。《范晔评传》一书的撰写也就再一次被延误下来。为了加快此书的撰写工作，2003年秋，我约李珍博士参与本书的撰写。李珍博士承担了本书关于范哗的政治思想、民族思想、伦理思想三个部分的撰写。2004年春夏之交，《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这一工程已经临近最终结项的时刻，我只能放缓其他工作，加紧《范哗评传》的撰写。这年8月，《范晔评传》一书的主要部分已初具规模，预计不久即可完稿。但不巧的是，我于9月下旬突患眼疾，遵医嘱，暂不能读和写。为了不影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这一学术工程的进行，争取在2004年内完成《范晔评传》一书，我做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徐龙飞博士续成本书“历史思想”一章中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后半部分；

第二，请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罗炳良博士撰写《清代学者关于范哗(后汉书>的研究》一文，作为本书的一个附录；  第三，请我的在读的博士研究生曹守亮同学、邱锋同学为我诵读《范哗评传》书稿，使我得以对书稿作适当的调整和修改，这项工作先后进行了两遍。

第四，请我的在读博士研究生吴凤霞同学和杜永梅同学对本书所征引的文献逐一核对，纠正了引证中的一些讹误。博士研究生马艳辉同学也校读了部分书稿。

以上这些事情本应都是我自己来做的，现在只好请他们帮助我来完成了。

关于本书的附录，我要作一点说明：清代学者关于范哗《后汉书》的研究具有总结性的意义和价值，是今人认识、评价和进一步研究范哗《后汉书》的重要参考，故予以介绍并置于附录之首。近人张述祖所撰《范蔚宗年谱》是考察范晔生平的一篇有价值的文献，在此之前，尚无专文对范晔生平作如此详细的考察；《年谱》对于范晔的仕途及其政治结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书并不苟同，但其作为一家之言，自可存而备考，故置于附录之次；至于《年谱》中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或讹误，今天的研究者可对其进行评论和纠正，这并不影响它作为范晔研究的开拓性价值。今人周天游教授撰有《八家后汉书辑注》，其“前言”论述了范晔《后汉书》与此前诸家后汉书的关系，对读者全面了解范晔《后汉书》颇多参考，经征得周天游教授的同意，故亦附录于此。这三个附录占了不小的篇幅，但它们作为清代以来关于范哗和《后汉书》研究在学术史资料方面的价值，附录于此是必要的。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今年年初，卞孝萱教授、蒋广学教授、胡阿祥教授拨冗审阅了本书书稿，指出书稿中存在的一些不妥与错误之处，并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这对于本书的修改、定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对三位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所论，包含着一些探索性的见解，未必一一允当，其他讹误也在所难免，凡此，我作为本书的定稿人应对此负责。我诚恳地期待着学术界朋友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最后，我衷心感谢卞孝萱教授的提议，使我有机会参与这一有意义的学术工程；感谢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诸位同仁的耐心和关切以及给予我多方面的支持，感谢上面提到的各位年轻朋友对我的帮助。

                           瞿林东

                      2005年4月30日记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